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战火纷飞的那段时间里，除了中国人，还有这样一群人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就是避难于此的犹太人。本书是一位为躲避民族灾难漂泊到上海的年轻漂亮女性的心路历程。作者以女性特有的敏感视角，窥探出那段动荡岁月中大上海的世情百态和人生千状，以及犹太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

舒缓的文字节奏，亲切动人的叙述口吻，真实的历史细节，让人难以忘怀，沉醉其中。

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好，又极具史料价值的回忆录。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犹太家庭的战时生活，也折射了1942－1945年大上海的风貌。作者的父亲是一个报人，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孙中山的朋友，他们见证了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战，记录了二战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欧美等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态度。这弥足珍贵的回忆，复活了我们对爱因斯坦访华、孙中山的特约保镖“双枪马坤”科恩和嘉道理家族，哈同等著名犹太人的印象。

上海的街道一天比一天肮脏不堪。过去流行的英国双层公共汽车不见了，柴油、汽油压根儿就买不到，单层的公共汽车成了珍稀物品，边跑边冒出木炭燃烧后的滚滚黑烟。不过它们的样子也确实很奇怪，车子的前面是一个有点像火炉的新鲜玩意儿，排气管里喷出的是浓浓的烟尘。法国人把它叫做gazogerles，甚至还把他们高层官员的豪华汽车也改装成这种模样。丁当作响的电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大街小巷挤满了笨拙的手推车，它们巨大无比的独轮上是一个木头的小框，可以坐人，也可以运送些小的家禽家畜或日常用品。骨瘦如柴的老马拉着马车，让行驶的交通更加缓慢，只有那些无处不在的黄包车，能够在混乱拥挤的车流中见缝插针地杀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来。

自从日军占领上海以后，物价也上涨了：一颗葡萄3毛钱，一个鸡蛋4毛钱，一双鞋要800到900块钱，就连坐短短的一段黄包车也要1 5块钱。新的货币叫做“中央储备银行券”(Central Reserve Bank，CRB)，它的发行取代了原来的法币。人行道上到处聚集着一堆堆的乞丐，在破烂不堪的袋子里抓着跳蚤。那天早上，我亲眼看到一个俄罗斯白人妇女刚从肉店出来，一个形容枯槁的中国小男孩一把就抢去了她手里的纸包，这个男孩头发又长又乱，腿上没有愈合的伤口流出恶心的脓液，他一边跑，一边就撕开包在外面的报纸，对着里面的东西——一大块生肉，咬了下去。鲜血从他的脸上滴下来，把俄罗斯女人吓得惊声尖叫。

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叫做“大东亚战争”，宣称这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要“把10亿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和剥削中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是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每天听到的不是“杀光盎格鲁撒克逊恶魔”就是“消灭英美敌人”。

后来，日本人又提出了更极端更具有煽动性的口号——“让亚洲成为亚洲人的亚洲”，导致了中国人对“欧洲人”，如白人长期隐藏不露的仇恨心理。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对外国人的敌视和愤怒随处可见。我骑自行车的时候，中国的小孩子们会对我左推右撞，嘴里还叫着各种辱骂嘲笑的话。几天前，我乘坐电车买票的时候，售票员甚至也不给我找零钱，当我一再固执地坚持之后，他才把几个硬币往我脚下狠狠一扔，结果马上就被周围的人伸手抢了个精光。一天下午，在一个食品杂货店，一个中国店员也不愿意卖东西给我，还嘲笑道：“小妞，等你眼睛不是蓝色的时候再来吧!”

一天晚饭后，保姆在收拾桌上的碗碟。妈妈劳累了一天之后，已是筋疲力尽，回卧室休息了，比我小5岁的妹妹坐在沙发上剪小纸人玩。爸爸仍然坐在饭桌边，喝着他加了3块方糖的深琥珀色浓茶。我也陪他坐着。爸爸一直按照俄罗斯的饮茶传统，坚决不用普通的杯子喝茶，而一定要用一整套精致的玻璃茶具，还要放在带有把手的银托盘上。这个时候，他不耐烦地看着我，气冲冲地抱怨道：

“别皱额头了行不行!”

我努力压制住自己没发火。这个习惯可是我从他那儿学来的!不过，爸爸马上又开始后悔自己的暴躁脾气，他说道：

“这场可怕的战争简直要让我精神崩溃了。我整日整夜想的都是，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正遭到有计划有系统的残酷屠杀。我们要怎么保护我们的民族，我们伟大的文化，要怎么保护我们的传统呢?纳粹把犹太人的书籍付之一炬，他们要毁灭所谓‘堕落’的文化艺术，他们自己极端激进的理论与所有自然的、人文的感情背道而驰，但是对于任何与他们观点相左的想法，他们都要赶尽杀绝。”

爸爸说完这些，摘下眼镜，放在桌上，开始按额头。

然后，他充满深情地拍着我的手，仍然还在为开始的不愉快感到内疚，继续说道：“你知道我最热切的希望是什么吗?那就是在这里，在遥远的中国，在远离欧洲、远离希特勒、远离德国的这片国土上，建立一个犹太文化中心。”

作为实现他理想的第一步，爸爸和他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建立了“犹太出版协会”(Jewish Book Publication society)。他们翻译并出版了很多俄国版的英文和意第绪文小说，还有不少由蒙代尔·莫切‘塞法里姆(Mendele Mocher Sfarim)、肖洛姆·阿莱汉姆(Sholem Aleidlegl)、艾萨克·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等其他一些深受爱戴的犹太作家创作的短篇故事。爸爸还把美国作家路德维格’刘易森(Ludwig Lewisohn)的《中间的小岛》(The Islarld Wimin)译成了俄语。

除了在犹太出版协会(一般被称之为犹太出版社，The Jewish Book)的工作，爸爸还在俄文杂志《我们的生活》(Nasha Jizn)中担任编辑和主要作者的职务，这本杂志是“上海犹太民族独立民主思想的喉舌”。它刊登的文章介绍了上海犹太人的日常生活状况、犹太文化以及对中国和海外犹太人有影响的各种新闻事件，只是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政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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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珍珠港事件和日本占领上海之前，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化社会，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层。在外国人中，地位最高的阶层是由各个大国(如美国、英国、法国等)的代表组成的。紧随其后的是德国，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德国战败，德国人便丧失了在中国的一些特权。然后是一些“较小”国家，如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意大利、伊拉克以及叙利亚等国的公民，逐渐退出特权阶层。

在这些自命不凡的持有护照的外国人之下，是一些没有国籍的人，他们主要是从1917年俄国革命中逃出来的俄罗斯白人，以及从国内混乱局面和反犹太运动中逃出来的俄罗斯犹太人等。虽然按照官方的划分标准，他们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但是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此外，犹太入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民族：塞法迪(Sephardis，源自中东而非西班牙)和亚实基拿(Ashkenazis，源于欧洲)；后来又出现了第三个新的分类——从希特勒犹太大屠杀中逃出来的流亡者们。

接下来的一个社会阶层则由欧亚混血人组成，他们的命运很不幸，既受到白人的鄙视，又遭到中国人的排挤，他们居住的地方无人问津，这样的生活状况通常也给他们的心理带来毁灭性的创伤。

那么中国人呢?他们人数众多，却生活在被压抑被奴役的社会背景下。外国人和他们的关系通常仅限于生意上的往来，以及与中国佣人以及商店老板的日常交往。很多白人从来没有被邀请到中国家庭中做客，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房子里招待过任何中国客人。

不过，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永远改变了上海的面貌。虽然在1933年之后，日本人通过对中国的不宣而战(日本人将其辩称为“中国事变”The china incident)，占领了上海外围约1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是在当时，他们还是被迫尊重了上海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中立地位。但是珍珠港偷袭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而来的太平洋战争，为日本占领整个上海城扫清了最后的障碍。胜利的入侵者把“敌国国民”关进战俘集中营，在占领军队的大发慈悲下，没有国籍的人则仍然被困在城市中。我就属于后者——一个没有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

在整个战争期间(1941年12月到1945年8月)，我坚持详细地写下日记，并保留了很多剪报，它们激起了我的兴趣，成为我的消遣——更多的时候，它们记载了我的愤怒。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尽管我也经历了战争、动乱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迁徙，但是这些记录仍然保留了下来。唉!我的那些日记啊!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日记本是我8岁生日时母亲送给我的：厚厚的红色本子，还可以用钥匙把它锁上。后来，我又在日本Gohd。文具店买了很多硬皮的笔记本来记日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本带有波尔卡风格的圆点图案的红色本子)，每次我路过那里时都会跑进去看看。因为我继承了父亲对写作的热爱．任何与书写有关的东西都能吸引我极大的兴趣：纸张、信封、铅笔、钢笔，甚至鹅毛笔的笔尖都让我着迷。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一直热切地阅读着关于上海的文学作品，希望能够找到在殖民主义丧钟敲响的那一关键历史时刻有关上海的第一手报道，却总是徒劳无功。资料的稀缺让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回过头去看我自己保存下来的那些日记和各种各样的文件，最终，我决定把它们整理出版，希望能够重温那些令人难忘的岁月，并与读者们一起分享。

本书的描写完全都是真实的，至少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数以百万计居住在上海的人对上海的多元化肯定也各有不同的看法。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书中的姓名都作了改动。

脚注的目的是为了澄清一些公众不很熟悉的历史事实，并介绍一些人物和地点在战后的命运。

瑞娜·克拉斯诺

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