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汪丁丁、叶航、罗卫东三位教授在数年间持续的10余次学术讨论的合集，话题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人类合作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三位作者在专业上各有所长，学术思路各有侧重，以跨学科的思路就这些关键学术问题进行对话，在针锋相对的争论中迸发出许多思想火花。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三位教授，在枫林晚书店，在杭州三联书店，在跨学科研究巾心的小屋，围炉而坐，谈学论道，通过对话显现真理。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是被反复探讨的一个话题。如何建立本土问题意识?以何种方式接纳西方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学者又如何在大规模制度变迁的社会实践中作出自己的学术贡献?对当前学术思潮的深入见解，使得这番讨论既有思想的广度，又有真切的内容。

——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亮点便是跨学科研究。如何确立跨学科研究的范式，在不同学科之间以共同的问题为依托，搭建起交流的舞台，这是发展跨学科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

——人类合作的起源与演化是当前跨学科研究的焦点问题。当代社会科学借助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交叉，已经把人类合怍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放到了全新的视野之下。

写在前面的话汪丁丁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

本土问题意识上的中国自主性经济学

 附一：关于上述对话的评论史晋川

 附二：效用、福利与快乐黄有光

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

 附：可能的依据与可能的出路

——关于新政治经济学三人谈的简评姚先国

再谈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

大学改革的逻辑

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宗旨

 附：“理一分殊”：跨学科中心的宗旨 汪丁丁

跨学科研究的范式

再谈跨学科研究的方法

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人类合作的起源与演化

人类合作的发生学

人类合作秩序的起源与演化

第二天性：人类演化的经济动力

汪：补充一下。经济学，或者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夹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间，既要有自然科学的科学性，即普遍性原则，又要有人文学科的特殊性原则，也就是本土性和意义的追求，这就是社会科学所固有的双重困境。刚才你说的我都同意，但问题发生在哪里?在每一个社会科学中都有核心的原理，它们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如果仅仅背诵这些原理，那学习就不叫“学习”。比如说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就只有两个：“机会成本”和“租”，展开之后就有了整个经济学。先说成本这个概念，让青年科斯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那个思想，“企业的实质”，就是咬准了“成本”概念。如果我们仅仅告诉学生：机会成本就是“被放弃的机会中那个具有最高价值的机会的价值”，学生拿这个概念去套任何现实问题，就不配叫做“经济分析”了。例如，为什么人们要穿红色衣服?学生的解答是：因为穿红色衣服的机会成本最低。这就不叫经济学了，等于什么都没学。为了让学生掌握经济学，必须接触现实的经济学问题。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告诉人们什么是成本，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的场合下，哪些因素进入成本，哪些因素进入效用。我们都知道效用函数和预算约束，然后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但那是数学。真正要学的，不是数学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就是在中国这样的特殊场合，去找具体的例子，然后提出经济学的解释。如果解释得好，那就算学会了经济学。如果不会解释，如刚才提到的对“穿红衣服”的解释，也就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必定是成本最小的”，那不是学习，光背了一个普遍原理。任何一个普遍原理的学习，都是应用和在应用中学习的过程。应用的过程一定是本土的，只有在本土的社会里，把基本原理运用得纯熟以后，才算出师了。 出师以后，他才可能发现本土问题的全球意义。用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的话说：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能得诺贝尔奖了，但是他不是建立在“西方的问题意识”上，而是“本土的问题意识”。中国或者印度的本土实践，完全不同于西方，如果能够发现重大的本土问题，即重大的具有全球意义的本土问题，他就算出师了。这类问题的研究正是哈佛燕京社要寻找和资助的研究项目。这些问题才是从哲学的角度上看更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本土性的全球问题。

但是本土问题意识从哪里来?中国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三重转型交织在一起，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稳定；而作为西方经济学发源地的欧美国家，已经有了200年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在是一个人口老化的稳态社会了。两者所面临的本土问题是根本不同的。西方人关注的经济学问题，大多数在中国人看来是很细小、微不足道的。西方的学术体系已经有了很细的分工，一个小的研究领域就可以养活一批知识分子，但是在中国，任何一个细小问题的研究都无法养活一个知识分子，你必须铺开了研究，才能活下去。因为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一辈子研究一个题目，这不可能。在转型期高度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下，等你把一个细小问题的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都投入进去的时候，社会很可能已经不需要你的研究了。稳态社会没有这个问题，一个题目就可以养一个教授，或者十个教授。分工很细致后，才可以用数学模型去做。

机制设计的研究，前面已经有了一些相关研究，接下来就是串谋理论的研究，这也是拍卖理论的一部分。拍卖单项物品的时候，串谋问题不很大，多项物品拍卖(packaged auction)时，串谋的机会就增加了。但是，串谋的机会还要取决手拍卖的形式，比如英国式(从下往上公开叫价)、荷兰式(从上往下叫价)第二价格(second Price)封底式的拍卖机制，还有日本式的拍卖机制，等等。为什么日本式的拍卖机制串谋行为很少?为什么打包竞投的拍卖机制可以缓解“胜出者受诅咒”?这些问题都是很细致的学术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作这样细致的研究，我们现在就面临着国有资产的拍卖问题，比如说拍卖理论的一个结论就是：当参与者数量(bidder’s number)超过7的时候，很多拍卖机制都会出现严重的“胜出者受诅咒”现象；而当参与者的数量低于7个的时候，容易出现串谋问题。我本人很注意跟踪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但是，中国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处于重大社会转型期内的许多经济、政治、社会、法律问题。你解决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方面的细致问题，有意义，但对大规模制度变迁而言，显得意义较小，小道理管不了大道理。如果社会的发展走到一个地方，正好需要十多个教授共同研究来解决一些细致的制度问题，那么，学术与现实需要的接轨就恰好接上了。可是如果“转型”转到另一个方向，走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方，那么面对大范围的制度变迁，那些已经做好了的细微的研究工作就没有意义了。(那就相当于一个非要待在中国的外国人，他做他的与外国社会密切相关的研究工作，但与中国社会不相干。)所以，第一位的问题，是先了解大的社会演变方向，也就是“势”，要先看清楚“势”，才能顺势研究细致的东西。这回到刚才叶航提到的问题，形式化可以，但必须询问：到底是为了什么问题而形式化?

在19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讨论里，大家都意识到必须要有正确的“问题意识”。没有正确的问题意识，提出来的都是伪问题，没有意义。而正确的问题意识如何形成?那是在一个思想的中心，人们相互激发共同努力而形成的。首先是要成为这样的思想中心，其次才能成为学术中心。先从建数学模型人手，而不是从思想与问题意识人手，永远成不了思想中心，从而永远要当别人的“学术殖民地”。

P7-9

汪丁丁

按照惯例，我们三人的对话，若要保证质量，总要由叶航执笔整理，再交付发表。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叶航连续熬夜的本领，非同一般。从书名看，这里收录的是我们三人关于“经济学”的对话。不过，我们并未深入经济学通常的议题——要素、成本、利润、货币、博弈论、供求分析。这些议题，以及经济学的其他议题，是我们对话的“背景”。

以上列议题为背景，我们试图想像比“背景”生动得多的“前景”经济学，它似乎直接是我们生活的镜像，它被生活的历史熏染过，它如同生活一般奔放热情，有时显得肆无忌惮。

于是，当我坐下来为这本文集写几句开头语时，涌现到意识中的，不是学术，而是生活过去六年多的生活。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学”必须在市场实践最强烈的激励之下才孕育成熟的话，浙江就是它最合适的母腹，尽管它还需要找到合适的父亲。其实，灵感通常总是这样发生的，它需要情境，也需要智慧。情境是它的母亲，智慧是它的父亲。

我们三个人，因缘际会，在杭州相遇了。我相信命运，并且相信偶然事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任何“必然规律”。例如，偶然地，与我很少通信的一位女士，突然听我提到“杭州很好”。随后，另一偶然事件让她遇到了杭州的一位文学评论家，后者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相识。那之后发生了一连串事件，我相信它们都是偶然发生的，因为深究细节，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件都更可能不会发生。例如，那位院长只是“听说”而已，怎么就当真大张旗鼓地办这件事情呢?例如，当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怎么就恰好要推行“彻底改革”并且还决心为这一改革而打破人事部门的常规呢?例如，罗卫东是浙江大学出了名的“忙人”，他怎么就有时间跟着经济学院的领导们一起来北京和我聊天儿呢?又例如，叶航是经济学院出了名的“科学主义分子”，他怎么就和我这样患有严重“人文情结”的经济学家建立了学术交往呢?……最后，在我和卫东或叶航任何一人之间的组合，考虑到我们的性情与爱好、年龄与阅历，知识与特长，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因为缺乏“共同兴趣”而难以成伙。事实上，我们三人的任一“两人”组合都很难成伙。所以，我们三人能够结伴成伙，是大量偶然因素凑成的结果。

总之，我们成了同伙，我们分工合作，关系密切，我们相伴而行，对话大江南北。我们的对话，最经常地是“跨学科”的——跨一切与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有关的学科，卫东最谨慎，叶航最肆无忌惮，我居中。就知识和兴趣而言，卫东偏好历史、思想，以及各种不可测度的事物，叶航偏好科学、直观，以及各种可测度的事物，我居中。不要忘记“背景”——我们三人都是经济学家，都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经济学训练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训练，它养成了我们对“体系”的偏好。任何偏好都是成见。凡受到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影响的学者，或多或少带有一种唯理主义成见，倾向于忽略零散的事实和毫无逻辑联系的知识。

就这一点而言，经济学训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卫东的思维处于远比叶航更为矛盾的情境之内。因为，毕竟，经济学是诸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科学的，同时，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历史和思想史或许是最远离科学的。因此，叶航常可安然入睡，我和卫东则要忍受相互冲突着并且每一个都重要到无法被忽略的观念的搅扰。我推测，卫东比我好一些，因为这一大堆相互冲突并且每一个都重要的观念的搅扰，在他的生活中永远有来自另一方面的竞争——丝毫不比观念的搅扰更弱的极其复杂的大学事务。我读过卫东的博士论文手稿。读那部学术性极强的手稿的时候，很奇怪，我反复想到的是，作为另一串偶然事件的结果，卫东在处理大学事务时的卓越能力给我和叶航带来了何等不可或缺的合法性保护与财务帮助。所以，卫东必须在每天适当的时机去想他的大学事务，就此便可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我是注定要被头脑里无穷无尽冒出来的观念搅扰着直到死去的那种人，换句话说，注定了没有安然入睡的夜晚。

我借助于另一种办法，可以不在观念中越陷越深，那就是在尽可能发散的方向上设想尽可能多的重要的不同观念，让它们冲突吧!在一团乱麻的思绪当中，我可以昏昏然，睡一会儿——如果是在情绪低谷期，就远不止是睡一会儿。

在更广阔的学术史视角下，我们三人的跨学科对话，可被纳入西方学术从上一个时代——“分析的”时代，转入下一个时代——“综合的”时代的转型期内涌现出来的无数学术努力之一。这一转型期的最初发轫是在大约70年前。当时，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们看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渺茫前途，开始调转方向，从分析的极端转向更为综合的演化论的思路。其实，这一新的思路只借用了达尔文和进化论的名称，它的内涵远比“进化论”广泛，也远比非线性演化论广泛，今天，它被称为“基因—文化”共生演化思路，或者，我们称之为“演化社会理论”思路。

这一思路最初被带进经济学领域，是在大约15年前。当时，研究者们报告了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最后通牒”实验数据，这些数据表明，纳什谈判和经济学家公认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实际上以显著的概率被人们否决了。人们之所以会否决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案，是因为他们有足够强烈的公平感。然后，某一年，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约瑟夫·亨利希，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收集了“最后通牒”实验的数据。这些数据令人困惑，它们似乎支持了博弈论关于纳什均衡的推测。于是他向两位导师汇报，并且，他怀疑是自己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那两位导师，第一位是人类学家罗伯特·博伊德，另一位就是今天神经经济学和行为博弈论的领袖科林·凯莫罗。后者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行为博弈》第二章里，向我们讲述了这段故事。

不久之后，由11位人类学家组成的团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就各种不同的文化情境进行了长达10年的博弈实验——“最后通牒”、“公共物品”、“囚徒困境”。根据这些实验，当年那位研究生，亨利希教授，在2006年发表了一篇综述文章来介绍这10年研究的成果，并且，2007年他还将出版与此相关的专著。那些“人类学家”，其实也都是跨学科学者，例如费尔教授，是苏黎世大学的脑科学家和劳动经济学家。又例如理查森教授，荣休之前是文化学家和湖泊学家。还有金迪斯和鲍尔斯，他们都是桑塔费学派最活跃的学者，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家。

2004年，博伊德和理查森发表了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著作《不仅由于基因：文化是怎样转变了人类的演化过程》，正式提出了“基因与文化的共生演化”思路。2005年他们发表了更系统论证这一思路的著作：《文化的起源与演化》。

几乎在同一时期，两位遗传学和文化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图比和克斯米达教授，自1990年开始联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演化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含义。他们的论述表明，“基因和基因所在的环境”是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共生演化的，从而否证了“基因决定论”。

我们三人的对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西方学术界的这一转型期的各种前沿观念。这些观念未必可以形成自洽的学术体系，因此，我将它们视为是以经济学为背景的表演，它们是前景，有变幻莫测的灯光和聚散无常的观众，有来自生活的体验，还有科学幻想。我们希望，仅仅是希望，从这些观念的表演中，将会浮现出一些新的理论要素。

新的理论要素，将成为中国经济学的“父亲”，它从本土社会的市场实践中，提炼出令人满意的演化社会理论，解释中国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