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人生，感悟社会，离不开以史为鉴。《难得糊涂——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是一本闲读历史的随笔集。作者感悟人生、社会，分人格与人品、厚黑有道、英雄气短、匠心独运等、鱼龙混杂5部分来阐述自己对三千年来的政治智慧感悟。

感悟人生，感悟社会，离不开以史为鉴。古与今，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得与失，不一样命运的真幻组合。本书分为人格与人品、厚黑有道、英雄气短、匠心独运等、鱼龙混杂5部分。内容包括：圣人也是凡人：正说孔夫子；“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人尽其才：刘邦、王猛的襟怀等。

历史的“冷”与“热”(代序)

人格与人品

 圣人也是凡人：正说孔夫子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的胆略与权谋

 人尽其才：刘邦、王猛的襟怀

 有容乃大：周瑜少年得志的谜底

 雅量是美德：从曹操、蒋琬说起

 大恶似善：公孙弘的伎俩

 惺惺相惜：郭子仪李光弼英雄携手

 会做人方可成事：卫青春风得意的启示

厚黑有道

 顺我者昌：诸葛亮的圈子

 天鹅之死：宋襄公魂断泓水

 高处不胜寒：伍子胥的末路

 无毒不丈夫：厚道的拖累

 政治博弈：魏孝文帝迁都

 “且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从终点回到原点：传统政治的轮回

英雄气短

 “事君数，斯辱矣”：从胡惟庸到年羹尧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君逼将反的故事

 自毁长城的悲剧：从袁崇焕说起

 暗箭难防：熊廷弼之死

 逆取顺守：太平年头的功臣命运

 老虎扮猫：功臣的自我保全之道

匠心独运

 收放自如：英雄郑庄公

 世局如棋：范文子的识见

 老虎插翅膀：吕蒙读兵书

 凤凰变母鸡：苻坚的悲剧命运

 戴着镣铐跳舞：哥舒翰折戟长安城

鱼龙混杂

 “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司马穰苴的清醒

 “少则得，多则惑”：孙子的高明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人格分裂的吴起

 问鼎轻重：野心家王敦与桓温

 歧路彷徨：汉末儒林众生相

 君子是怎样堕落的：春秋战争的演变

 为将者，必读《孙子兵法》

儒家二掌门孟轲先生对本门开山鼻祖孔老夫子曾经作过很妥帖的评论，称道孔子是“圣之时也”。意思是说，孔子不拘泥、不固执，他最能省察时代嬗递的趋势，最懂得历史演变的规律，最理解人性的本质，最明白世风的浮沉，他不会拘泥于各种教条，不会沉湎于虚幻假象，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处处把握着适宜的进退，不作无谓的较劲，不冀无谓的幸运，一切“与时迁移”，万事“应物变化”。典型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在社会生活中找到最合适的位置。

历代统治者一再褒封、百般推崇；大批腐儒们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其结果是，孔子脱离人间的大地，走上神圣的祭坛，由人转化为圣，由圣晋升为神，于是乎，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孔子思想的理性精神沦丧了，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尊古崇圣”情结，总是能让历史人物蜕尽人性而铸就神性！

值得庆幸的是，大量相对比较原始的文献的传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神化的迷雾而窥看到历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赏历史人物固有的个性风采，认识和借鉴历史人物深邃的思维理性。孔夫子的情况亦复如斯，《论语》、《礼记》、《左传》、《史记》、《说苑》等典籍，使孔子作为一位平凡随和而又伟大高明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换句话说，这些典籍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有两点，一是孔子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时常流露真情而不加任何掩饰；二是孔于具有睿智的文化理性，其所反映的思想能够切合社会的实际和人性的秘密。前者让我们倍感亲切和自然；后者则让我们深深地折服于孔子的智慧，使得我们乐意穿越时空的隧道，随同他神游思想的乐园，徜徉于精神的港湾。

先说说孔夫子的平凡人性和本色人格。《世说新语·伤逝》记载竹林名士王戎之言：“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孔夫子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肉有血、倜傥风流、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普通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物，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充满着“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在孔子身上，绝对见不着“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的虚伪。有的只有表里如一、内外澄澈的纯真！

你看他多么的自负，多么的不安于位，热衷于表现自己，执著地推销自己，孟夫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自命不凡和心高气傲是儒家人物的通病，所谓“人之患好为人师”。就是他们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以孔夫子为最甚，他动辄就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甚至连三年时间都不要，“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孔夫子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站着吆喝不腰疼”，理由很简单，乃是他自以为系“天纵之圣”，是古代优秀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应当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崇高义务，并且具备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遗憾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不是有眼无珠，就是鼠目寸光。“太阳底下无新鲜事”，没有发现他这位经纶之才，害得他栉风沐雨，东奔西走。无人间津，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天道不公，命运不济，莫甚于此，每每念及这种辛酸遭遇，孔子的心理就无法平衡，用今天的流行词语来形容，就是很“郁闷”、很“不爽”。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发牢骚，讲讲怪话：我难道仅仅是一只悬挂在墙壁上的大葫芦，中看不中吃吗！他可没有那种“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式的雅量和雍容，越想越发不是滋味，越发没有情绪，气恼懊丧之下，破罐子破摔，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地方另开局面，寻觅机会的奇怪念头，就像当年泰伯、仲雍万里迢迢奔赴南方卑湿之地，断发文身充当蛮夷人的头领一样：“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圣人”应有的高雅风度，只能给人们留下大言不惭、自我标榜，想当官急不可耐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夫子富有人情味的坦率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心口如一，富有童心，绝对没有半点后世那些伪名教、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气息，也不曾有后世那些酸儒生、迂士子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表现。为人贵在真诚，处世重在坦率，孔夫子身上的真诚与坦率，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

孔夫子自己说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些话有说得对的，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三十而立”马马虎虎可以成立。“耳顺”也是事实，但是“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至于“知命”嘛，更是谈不上了。他像任何普通人一样，总是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己的话，耳朵根特别的软，听得进表扬，喜欢别人的恭维，却难以接受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是出于对孔子本入的信任和爱护。我们只需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可以知道“忠言逆耳”、“从善如流”就孔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从《论语》等史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孔子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是曾参，是闵子骞。这些人并没有突出的才能(孔子也承认颜渊是“于我无所助也”，曾参是“也愚”)，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光大儒家学说方面作出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況稍好一些，毕竟还编过一部《孝经》)。他们之所以为孔夫子所器重、所称道，好学不倦、恪守孝道、为人善良厚道、做事敦实诚朴等等，统统是表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原因，乃是他们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总是挑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着孔子的耳朵里猛灌。在他们的身上，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是不存在的，自由的思想、出格的言行更是不见踪影。用孔夫子自己的话讲，就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是因为他们甘心当老师的应声虫、留声机，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低眉顺眼，像鹦鹉学舌，依葫芦画瓢，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弟子。

相反，像子贡、冉求、子路这类学生，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一举一动不那么中规合矩，有时甚至快人快语，敢于对老师的某些做法大胆质疑，爽直针砭，孔子心里难免不舒服，脸上自然挂不住，动辄要斥责、“修理”一番：“野哉，由(子路)也！”“(冉求)非吾徒也，小于鸣鼓而攻之可也！”一副妇姑勃谿的样子，半点儿没有“尊长”者的雅量，离开孔子自己提出的“温、良、恭、俭、让”君子标准远去了。

在《论语》、《左传》、《礼记》等典籍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之所至随意开口骂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樊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请教怎样耕田，如何种菜，这本来是勤工俭学的好念头，知识分子放下身段，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高姿态，无可厚非，但结果却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夫子大动肝火，臭骂一顿：“小人哉，樊须也！”孔子的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认真听讲，大白天在课堂上昏昏沉沉打瞌睡——“昼寝”。孔子不反省检讨自己授课方面的问题，反而大光其火，勃然震怒，声色俱厉地斥责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这类感情冲动，充分反映了孔子和芸芸众生相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正因为孔子不讳言、不掩饰“人性的弱点”，孔子才不是道貌岸然的“圣人”，才有最大的亲和力，才让他的学生对其产生休戚与共，“与子偕行”的深厚感情。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孔夫子风格个性的形象写照。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夫子的言行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因为感情的偶然冲动而迷失惘然，从而对人对事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他的理智始终是清醒冷静的，所以，尽管他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弟子有所保留、有所不满，但是依然肯定他们的大节，为他们去做官、去做事积极创造条件，依然认可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他称道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赞扬子路长于“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认可子贡长于经营之道“亿则屡中”，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他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为自己弟子们的遭遇所揪心，所牵挂。对于路惨死的悼念，就体现了这种至情实感：当子路在卫国的政治动乱中不幸殒命，被暴徒砍成一坨肉酱的噩耗传来，孔子的第一反应，就是吩咐门人倒掉厨房里所有的肉食，整天不吃不喝，整个人如同傻了似的，伤心欲绝的真情彻底流露，没有丝毫的掩饰。不乏理智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这正是孔夫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夫子的伟大之处！P3-6

历史的“冷”与“热”(代序)

这里所说的历史“冷”“热”，指的是历史学这门学科在现实生活中既受冷落，又被热捧的巨大矛盾现象，巨大的地位落差。

要解释这种现象，恐怕还得从“历史”的本质属性入手。

古希腊杰出哲学家、爱非斯学派创始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叫做“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意思是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历史是无法重复的。这当然很对。然而，我们还经常听到另一句话(似乎也出自某位名人之口)：“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非常显然，它所蕴含的深意是。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又呈示不断重复的特征，就像《孙子兵法》所云：“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由于历史无法真正重复，那么它只能是凭吊的对象，只能是往昔的记忆。它离现实生活很远，距资源转换更遥，谈不上“活学活用”，更遑论“立竿见影”。而人们是现实的，社会是功利的，当学历史的完全不像学经济、学法律那样，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无法实现以金钱、地位为衡量标志的成功理想，使“书中自有干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人同样讲究实际)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历史作为一门学问，自然就不能不被忽略，被彻底地边缘化。这一点，从每年的高考招生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各大网站调查专业人气指数，排在最后一名的总是历史学，似乎不曾旁落他家；对广大考生及其家长来讲，“历史”犹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个别的例外)，谁要是“荣幸”地被历史专业录取(即便是那些以“一流”自居的名牌大学的历史专业)，他(她)和他(她)们的家长之心情，恐怕很有可能是忧大于喜。用秦观的词句，便是“春去也，落红万点愁似海”！而其周遭亲朋好友也往往是“此时无声胜有声”，投去的目光中充满着同情与怜悯。

历史的“冷”固然是事实，可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历史还有“热”的一面。这种“热”并不肇始于今日，至少在唐宋的瓦舍勾栏里，历史的通俗化与大众化就全面上路了，“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同样是对历史的一种诠释。恐怕历史学家都会把这种历史传播方式视为歪道邪径，不值一哂。但是，它毕竟是历史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比所谓的“正史”的影响要大得多。群众基础也要厚实得多。

这种以民间为基本对象的历史大众通俗化传播方式，在今天依然是十分时兴的。只要看看电视荧屏上“汉武大帝”、“洪武皇帝”、“贞观君臣”的火爆出镜，再有空听听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品读三国的图书版税挣了x百万之类的消息，你就不能不承认历史也有“热”的一面，尽管这种“热”不是历史学家心目中的“热”，是“下里巴人”而非“阳春白雪”。那种“躲进小楼成一统”，钻牛角尖折腾出来的“学术精品”，“皇皇巨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走“热”，更不必说会“大热”。于是乎，连文学家也跑到“历史”圈里(我这里说的是大历史圈的范畴，圈中人不光是搞历史的专业工作者)来助兴凑趣，插科打诨，如著名作家刘心武的“红楼”揭秘系列就借助“石破天惊逗秋雨”式的神奇想象力，平添了不少历史的佐料，变得十分有趣、好看(当然，也惹怒了众多的“红楼”权威，对刘氏口诛笔伐，齐声呵叱，但刘氏之书依旧热销，“权威”们的皇皇巨著依旧“养在深阉人未识”，鲜有人问津。

历史之所以“热”，原因同样有很多，譬如说，人们有强烈的“寻根”意识，渴望知道“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的答案；又譬如说，人们有深层的“消遣”心理，希望通过历史了解知识，增添谈资，打发时间，等等，等等。这些说法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觉得更主要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激发了人们走近历史，认识历史，进而开发历史的心理期待与生命追求。  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人们才会在历史中看出现实的影子，从现实中嗅出历史的气味；正因为历史有相似之处，现实中的人在阅读历史、走近历史时总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鲁迅先生说：“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而已集·小杂感》)“历史”以它与现实之间的“相似性”。使得人们知道和明白：历史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无用之物，历史与现实其实属于同一个气场，要在今天活得清醒，活得聪明，活得成功，在有限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阔的聪明人”也好，“不阔的傻子”也罢，了解“历史”终究是有益无害的。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在我看来，历史的相似性俯拾皆是。随便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所痛诟的高校学术腐败，与钱锤书先生的《围城》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似乎如出一辙。《围城》当然是小说，小说当然是虚构，可最厉害的虚构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场景、特定的历史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讲，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中有关三闾大学群生相的描绘，是曲折和艺术的，但又是肯綮和真切的，是20世纪40年代大学文化的形象写照，是历史真实的艺术再现。

承认了这个前提，我们再来重读《围城》，看到其中三闾大学的章节，我们不能不敬佩钱锤书先生的历史意识，不能不赞叹钱锤书先生的末卜先知，也不能不折服于历史的惊人相似之处：

对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不当昆虫学家，专司一校之长的人事安排，钱先生的感慨是：“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家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进爵。在外国，研究人情的学问始终跟研究物理的学问分歧；在中国，只要你知道水电、土木、机械、动植物(现在还可以加上航天技术、信息工程)等等，你就可以行政治人——这是‘自然齐一律’最大的胜利。”看看现在有多少专家“学而优则仕”，凭着“光电生化”的专业知识而当官作宰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可知“中国科学家进爵”这条规律己历数十年而依旧是真理。

三闾大学的教授中，不乏韩学愈这样的“克来登大学”出身的“博士”，伪造学历而窃取教授之位的骗子、无赖，这可谓是斯文扫地的丑闻，但是就没有人去认真戳穿他，这更属莫大的讽刺，(方鸿渐太老实，没有堂而皇之亮出“克莱登大学博士”头衔，所以煮熟的鸭子飞了，当不成教授只好屈尊当“如夫人”地位的副教授，谁让他脸皮不够厚，心肠不够黑，活该！)环顾今天的高校，不是也时不时有某某的海外履历属造假，某某的晋升资格系作伪一类消息的曝光、揭露吗？可见，在今天，“韩学愈之流”不仅没有销声匿迹，而且还活得很潇洒、很滋润。

三闾大学搞任人唯亲，招揽的教师，多是校长高松年的亲戚、学生、朋友、同事或其顶头上司的亲朋好友，于是人品下流如李梅亭、人品猥琐如顾尔谦等等便夤缘而进，沐猴而冠，成了堂堂国立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这些人物到了学校后，又各自经营自己的山头，搭建自己的圈子，有所谓的“从龙派”、“粵派”、“留日派”、“少壮派”、“汪派”等有形或无形的派系，把整个大学搞得鱼龙混杂。乌烟瘴气。而在今天，这种遗风似乎也没有绝迹，这在职称评定、课题立项、经费分配、成果评奖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表现，总之，武大郎开店或武二郎按武大郎思维方式开店的现象并不是什么秘密，人才人才，有不少成了琢磨人、算计人之才，而不是做事办事之才，典型的“人才”过剩而“事才”奇缺。结果呢，在人事倾轧中，人人是条龙，可一旦到了科研教学呢，恐怕就有不少人悄然变成了虫，但令人佩服的是这些人的勇气和狂妄，还动辄想象获诺贝尔奖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看来，几十年过去了，大学的社会生态变化并没有多少，这难道不也是历史的相似性？

三闾大学似乎也重视教育改革，所以教育部督导到校贯彻英国高校的导师制，高松年、李梅亭等人纷纷响应，一窝蜂起。从小说介绍的情况来看，推行导师制的初衷是要向西方一流大学看齐，与国际接轨。可是经督导、高松年、李梅亭等人胡乱一折腾，变成了倡导教师一天三餐跟学生同桌吃饭之类非马非驴的闹剧，难怪赵辛楣要叹气，“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样，毁一样”。今天，我们不少高校也在那里大张旗鼓搞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生吞活剥国外办教育的经验，让大家迎评估、搞考核、做工程、疲于奔命，口口声声说是要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其实底气却虚得很。

不再一一引证下去了，上面的例子足以说明历史的相似性是无处不在的。而正是因为历史的普遍相似性的存在，使得社会大众热心于了解历史，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下，按照自己的理解与认识，解读种种历史现象。于是乎，相对于历史专业研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冷”，大众有关历史的认知与释读却呈示出令人振奋的“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热”。

作为一名普通的历史研究者，我一方面老老实实承认。历史不能重复。这一属性，要求我以敬畏的心态，接受历史学研究曰趋“冷落”的现实，踏踏实实去做揭示历史真相的基础性工作，写出一点能供三两同好素心批评的文字，以不辱没了历史学教授的身份。另一方面，我又十分欣喜地看到，历史多有相似。这一属性，使得我可以用比较潇洒的方式，投身于历史知识大众传播不断“升热”的潮流，轻松愉快地信笔涂鸦，走左道旁门，展现自己的心灵，抒发自己的感受，拿历史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这时候，我不再是博士，也不再是教授，而只是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历史爱好者，对我来说，这才是我最渴望达到的人生理想境界，“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多么美妙的人生愿景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于是，信马由缰，一路涂抹下来，便有了《难得糊涂——中国古代政治智慧》这本闲读历史的随笔集。

还是我在自己第一本随笔集《寻找本色》中所说的那句话：

“对于一个人而言，把研究历史作为他(她)自己一份业余的爱好，那是莫大的車福：把研究历史当做他(她)自己一只谋生的饭碗，则是真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