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材走俏，民国范儿流行，穿越剧铺天盖地，热议历史的背后，隐藏着当下社会的哪些焦虑？我们究竟向历史要什么？

在这本王学泰所著的《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中，学者王学泰以他读史阅世几十年的经历告诉读者，人们总是在相同的地方犯相同的错误，历史给我们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

王学泰所著的《我们向历史要什么》内容简介：在读史热的背后，王学泰教授给了所有读史的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向历史要什么？

阅读《我们向历史要什么》，你会发现：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

庙堂很远，江湖很近——王学泰、熊培云对谈录

第一篇 让历史照进现实

 1 从标语治国到标语抒情

 2 道德滑坡不全是为了钱

 3 诚信是怎么流失的

 4 人应该有所敬畏

 5 让老百姓做个普通人

 6 什么是有尊严的生活

 7 城市居民的住房权

 8 又是一年国学热

 9 有点快乐，有点宽容——评“走下神坛的鲁迅”

第二篇 江湖人的梦

 1 最实际的快活梦

 2 挥之不去的皇帝梦

 3 梁山人的平等梦

 4 中国人的“大哥”情结

 5 韦小宝的生存技巧

 6 “边缘知识人”

 7 当前的“游民”问题

 8 流民与中国文化

第三篇 老问题，新意识

 1 “权力”应该力挺“权利”

 2 拿什么去监督官

 3 被忽视的知情权

 4 “进谏纳谏”不是表达权

 5 现代公民的参与权

 6 说“不明白权”

 7 不讲理文章与语言暴力

 8 先讲形式逻辑，再说辩证法

 9 什么是“特立独行”

第四篇 历史闲话

 1 京派市井文化的流变

 2 “左”与“右”的前世今生

 3 代笔文化的古与今

 4 古人对灾害的思考

 5 警惕“好事”成灾

 6 《 我的前半生》的版本及“灰皮本”的意义

 7 清代有经学无儒学说

 8 “康雍乾”三朝对于士人的驯化

1 从标语治国到标语抒情

说实在话，北京建设得益于2008年奥运会不少，特别是街区的整治，真是大见成效。许多乱搭乱建的违章建筑、老大难的烂尾工程都得到清理。我所居住的小区前的街道两旁原来被小商小贩所拥塞，不仅过车困难，连人出门也要蜿蜒蛇行。经过整治，街道拓宽了、齐整了，小区中的幢幢高楼也全部粉刷一新，靓丽光鲜。这些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可最后当主持者美化街道时，却招致许多不满和议论。

有些人很生气，有点“上纲上线”：“这不是回到‘文革’去了吗？”“为极‘左’招魂！”“怎么不写点迎奥运的词儿！”听到议论，我专门了解了一下。原来，为了美化环境，胡同口和街道两旁涂写了许多标语口号和宣传画，如胡同口立了一面做成“三面红旗”形状的屏障（正逢搞“三面红旗”50周年纪念），上书“心怀祖国，放眼世界”。胡同两旁的墙面上是“工业学大庆”、“艰苦朴素”、“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学习‘老三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等，四五十年前流行的标语涂写了数十条，并配以那时流行的“学大庆”、“学大寨”、“学铁人”、“学雷锋”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锻炼”的宣传画。这些使得一些老同志很不高兴：改革开放都30年了，怎么极“左”的阴魂还不散？是不是有人还要回到“文革”那时去？然而，更可气的是，单拿出哪条标语你也不能说它错，不能找他说理，但这些标语和宣传画凑在一块儿却构成文革时的氛围，散发着极“左”气味。这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能感受到的，这就使一些人深以为忧。

我却有点不同的想法。我认为这种现象不足怪，更不足忧。我们曾经有过标语治国的时代，那时写标语、贴标语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革”当中，建国初制定的法律尽废，国家机器的运转大多靠“最高指示”、“领导讲话”和内部的政策条文。这些怎么能让广大群众都知道呢？往往是靠把“指示”、“讲话”、“政策条文”的精神通俗化、简单化为标语口号，然后贴到城市农村、工厂公社、部队学校、大街小巷，告诫人们警戒遵守。那时没有法，连《宪法》都被当作一张废纸撕掉，没有作废的大约只有一部《婚姻法》了。史学家唐德刚曾俏皮说那时是“一部《婚姻法》治天下”，当然，这是笑谈，那时应该是“标语口号治天下”。

由于这些标语都是直接宣传上面精神的，一丝一毫也不能错。记得在大批判时，一条“兴无灭资，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的标语被定为“反动标语”，使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实在看不出它哪里“反动”。后来传说，反动就反动在“兴无灭资”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它却说“兴无灭资”，这是“先立后破”，是与“最高指示”唱反调的。实际上他们是借“立”之名，在反对“破”，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文化大革命。从这个例子可见，那时对标语要求多么严格，不仅字词语句不能有错，就连语序都不能稍作改动，几乎每条标语口号都有“微言大义”。对标语口号如此敏感，今人很难想象，因为它们体现了“治国方略”，是“治天下”的工具。

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政府通过法律行政，国家依靠法律整合社会，标语口号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渐下降。然而，什么东西行之既久都会产生惯性，全国在“标语治国”环境中运行了几十年，它也有个惯性在，不会在一个早上消失。另外，在改革过程中还有一些领域相对滞后，例如“运动式工作方法”就远未消除，一个中心工作来了，总要大鸣大放一番，开大会、刷标语、表决心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项目。这些也是标语口号还常常流行的原因。

我们还常常看到不时变换的标语，有时甚至会出现与法律相悖的标语口号，错误的标语还常常被网友贴到网上示众。前些日子，听说有人选编出版了一本关于标语口号的书，把作者所见的可笑、可怜、可气、可恶、可悲、最后都归为可令人喷饭的标语口号，汇为一编，似乎目的也是为了逗大家一笑，并非是讨伐。标语口号是“对”是“错”，是“好”还是“坏”，以及其中反映了什么心态，编者、受众不太关心，也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了。即使那些在网上被示众的标语口号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追究，大多是骂一顿了事。

现在，各种各样令人瞩目的标语口号除了主持者告诉上级他在工作以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作用了。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的是，现在还出现了一些抒情式的口号标语，主事者喜欢什么，他就写点出来贴给大家看，只要不太离谱，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去年，据说有“文明办”的同志把“四书”、《三字经》、《弟子规》一些片段，语录似地摘出来贴在我所在的小区，听说都是“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等老旧的话头，并号召大家学习。这与新贴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地球也要抖三抖”两相对照，总觉得有些滑稽，但仔细一想，也觉得都可以理解。前者可以说是“古代文人学士”和“新儒家”的弟子，后者有可能是年华逝去的“红卫兵老将”。他们主持了刷标语这件事，把平时郁积的想法情绪，大笔一挥写了出来，贴了出去，大多还是以正面语汇为主，谁也挑不出毛病来，而主持者从中得到点快乐。这种带点抒情意味的标语，可称为“抒情标语”。

现在，标语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沦落为一种摆设，在社会的进步中它会逐渐被淘汰，但人们也别幻想它会很快消失。它正像子贡非要除去的而孔子又以为不可除去的“告朔之饩羊”。现在一些主事者就颇有点孔老夫子的气味，“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对于“抒情标语”，大家要学会适应，有书写权而又怀旧的人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贴出一些营造“红八月”氛围的标语，以抒心志，正像《芙蓉镇》里的王秋赦夜深时常常呼喊“运动了”一样。P2-5

年初交给编辑一串，遂编成了这部稿子，名之曰《我们向历史要什么》，觉得颇合我心。书的标题涉及到“历史”，于是我这开场白中就要说几句“历史”。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影响力持续衰退，而历史热度则越烧越高，许多评论家都说这是少见的“历史热”。

“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大约就是“以史为鉴”。这是个大题目，早在西周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总结殷商亡国的原因就说：纣王本来有夏桀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镜子，无奈他不接受，犯了与夏桀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导致国破身亡，为后世所讥笑。《大雅·荡》中诗人还把这个道理凝结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中。这个观点也为儒家和大多数知识人认同，因此就产生“殷鉴”这个词。后来唐太宗总结其统治经验时也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代的儒者司马光就本着这种精神把他的编年通史，名之为：《资治通鉴》。这些都是叫人们总结和接受历史的教训的。

可是在我们漫长文明史中究竟吸取了多少历史的经验教训？细细寻检，真是乏善可陈。在“前车之覆”的地方，照样是翻车事故最多的地方。人们不断地重复着先人的错误，还认为自己在走新路。因此我更赞同黑格尔一句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为什么竟是这样？从宏观角度看，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是各种力量博弈所产生合力，“借鉴”是很难取得共识的。

在我看来，历史教训至明至简，例如，解决社会矛盾是学大禹父亲鲧所用的“堙”（堵），还是用大禹的疏导？谁不懂得疏导的好处？握有大权者大多不是愚不可及，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往往还是用“堙”，因为疏导得慢慢来，日久方见功效，而“堙”则是立竿见影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因此，明清两个朝代最后的结局都失策在“堙”上。

另外，还有人性的问题。当年周厉王弭谤之时，辅佐大臣召公就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周厉王不听，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喜欢被人肯定，厌恶被人否定。《孟子》中说的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他们听到批评自己过错就高兴，受到他人指责还要拜谢，这样的好态度、好脾气是后天修养的结果，并非是人的本性。唐太宗，那么重视历史教训，愿意接受臣工、特别是言官的批评，然而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哪怕他内心完全明了这种奉迎的虚伪。有一次，太宗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并赞美此树之美，宇文士及马上也随之反复称颂。此时太宗脸色一变，严肃地斥责宇文士及：“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马上叩头谢罪：“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宇文士及说到了点子上：你贵为皇帝，在朝堂上处理政事，听到的多是群臣的批评责难，整天处在紧张之中。要不是我在您周围，经常顺着您的意思说话，让您放松放松，否则您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唐太宗此时马上解除了对“佞人”警惕与斥拒，阿谀的话听来真是如汤沃雪，一浇即化。元代儒者许衡感慨“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他不懂得人潜意识中都需要有“佞人”在自己身边，常常听些顺耳顺心的话，哪怕这些都是假的。

说到这里，有点扫兴，难道我们从历史中一无所获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祖先那么重视历史，用各种方法让人们记住历史，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所谓“记言”“记事”就是后世“起居注”“实录”的滥觞。不仅《春秋》《尚书》，而且“六经皆史”，其它典籍记录也多是历史。历史是祖先生活的轨迹，记住历史也就是记住了祖先。  我们的国家是由氏族公社发展来的，而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氏族中的人们是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的，因而敬宗法祖、祖先崇拜是维系氏族生存与团结的保障。古代国家——政权机器与祖宗牌位并立，连君王居住的宫廷也是左太庙、右社稷。“太庙”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它与“社稷”同等重要。可见历史似乎是我们宗教，在我们这个缺少宗教感的民族，历史起了某种意义的替代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也以历史为题材，最早的诗总集——《诗经》，经学中的古文学派甚至认为它就是史书，最早的戏曲——《张协状元》、以及“荆、刘、拜、杀” ，哪出戏不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最早的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本身就是“三假七真”的通俗历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从理念到情感上给我们支撑，帮我们度过危难。抗日战争期间，最好的、最感人的作品大多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此时也兴起了研究历史的高潮，许多历史学家都兼任着思想家的责任。谁能说历史没用呢！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每个人从思维、情感到行为方式无不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从历史中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民族发展过程，也考察我们心灵深处的历史痕迹。我喜欢读史，而且在读史之时保持着钱穆先生所倡导的“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自退休以后，便很少读文学作品了，多读史书、特别喜欢读与文化史、思想史有关的书籍，偶有心得，便以随笔的形式，著为文字，与同好分享。读史既感受到许多无奈，令人愤懑；也偶尔触动天机，使我豁然开朗。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向历史索要的吧。

是为序。

王学泰 2012.6.6

年初交给编辑一串，遂编成了这部稿子，名之曰《我们向历史要什么》，觉得颇合我心。书的标题涉及到“历史”，于是我这开场白中就要说几句“历史”。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影响力持续衰退，而历史热度则越烧越高，许多评论家都说这是少见的“历史热”。

“向历史要什么”？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大约就是“以史为鉴”。这是个大题目，早在西周刚刚获得政权的统治者总结殷商亡国的原因就说：纣王本来有夏桀亡国的历史教训作为镜子，无奈他不接受，犯了与夏桀几乎完全相同的错误，导致国破身亡，为后世所讥笑。《大雅·荡》中诗人还把这个道理凝结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中。这个观点也为儒家和大多数知识人认同，因此就产生“殷鉴”这个词。后来唐太宗总结其统治经验时也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宋代的儒者司马光就本着这种精神把他的编年通史，名之为：《资治通鉴》。这些都是叫人们总结和接受历史的教训的。

可是在我们漫长文明史中究竟吸取了多少历史的经验教训？细细寻检，真是乏善可陈。在“前车之覆”的地方，照样是翻车事故最多的地方。人们不断地重复着先人的错误，还认为自己在走新路。因此我更赞同黑格尔一句名言“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根本没有从历史中领受到教训”。为什么竟是这样？从宏观角度看，决定历史进程的动力是各种力量博弈所产生合力，“借鉴”是很难取得共识的。

在我看来，历史教训至明至简，例如，解决社会矛盾是学大禹父亲鲧所用的“堙”（堵），还是用大禹的疏导？谁不懂得疏导的好处？握有大权者大多不是愚不可及，他们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往往还是用“堙”，因为疏导得慢慢来，日久方见功效，而“堙”则是立竿见影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因此，明清两个朝代最后的结局都失策在“堙”上。

另外，还有人性的问题。当年周厉王弭谤之时，辅佐大臣召公就告诫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然而，周厉王不听，因为人性就是这样，喜欢被人肯定，厌恶被人否定。《孟子》中说的子路“闻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他们听到批评自己过错就高兴，受到他人指责还要拜谢，这样的好态度、好脾气是后天修养的结果，并非是人的本性。唐太宗，那么重视历史教训，愿意接受臣工、特别是言官的批评，然而他的骨子里还是喜欢别人的阿谀奉承，哪怕他内心完全明了这种奉迎的虚伪。有一次，太宗在一棵大树下休息，并赞美此树之美，宇文士及马上也随之反复称颂。此时太宗脸色一变，严肃地斥责宇文士及：“魏徵尝劝我远佞人。我不悟佞人为谁矣，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马上叩头谢罪：“南衙群臣，面折廷诤，陛下常不举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顺从，陛下虽贵为天子，复何聊乎？”宇文士及说到了点子上：你贵为皇帝，在朝堂上处理政事，听到的多是群臣的批评责难，整天处在紧张之中。要不是我在您周围，经常顺着您的意思说话，让您放松放松，否则您这皇帝当得有什么意思？唐太宗此时马上解除了对“佞人”警惕与斥拒，阿谀的话听来真是如汤沃雪，一浇即化。元代儒者许衡感慨“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见其情而不能斥”，他不懂得人潜意识中都需要有“佞人”在自己身边，常常听些顺耳顺心的话，哪怕这些都是假的。

说到这里，有点扫兴，难道我们从历史中一无所获吗？显然不是这样。我们祖先那么重视历史，用各种方法让人们记住历史，为此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所谓“记言”“记事”就是后世“起居注”“实录”的滥觞。不仅《春秋》《尚书》，而且“六经皆史”，其它典籍记录也多是历史。历史是祖先生活的轨迹，记住历史也就是记住了祖先。

我们的国家是由氏族公社发展来的，而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氏族中的人们是由共同的祖先繁衍下来的，因而敬宗法祖、祖先崇拜是维系氏族生存与团结的保障。古代国家——政权机器与祖宗牌位并立，连君王居住的宫廷也是左太庙、右社稷。“太庙”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它与“社稷”同等重要。可见历史似乎是我们宗教，在我们这个缺少宗教感的民族，历史起了某种意义的替代作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大多也以历史为题材，最早的诗总集——《诗经》，经学中的古文学派甚至认为它就是史书，最早的戏曲——《张协状元》、以及“荆、刘、拜、杀” ，哪出戏不是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的？最早的白话小说《三国志演义》本身就是“三假七真”的通俗历史。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从理念到情感上给我们支撑，帮我们度过危难。抗日战争期间，最好的、最感人的作品大多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此时也兴起了研究历史的高潮，许多历史学家都兼任着思想家的责任。谁能说历史没用呢！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历史的人，每个人从思维、情感到行为方式无不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从历史中不仅可以看到整个民族发展过程，也考察我们心灵深处的历史痕迹。我喜欢读史，而且在读史之时保持着钱穆先生所倡导的“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自退休以后，便很少读文学作品了，多读史书、特别喜欢读与文化史、思想史有关的书籍，偶有心得，便以随笔的形式，著为文字，与同好分享。读史既感受到许多无奈，令人愤懑；也偶尔触动天机，使我豁然开朗。这也许就是我们应该向历史索要的吧。

是为序。

王学泰 20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