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列卫——神奇的抗癌药丸，一颗橘色小药丸如何改写医药史?本书是第一次对于格列卫药物研制过程的权威报道，提供了许多台前幕后的故事，引领读者了解科学家、诺华集团的经营主管，以及接受格列卫治疗的白血病患者，如何走过这段非比寻常的历程。本书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到，格列卫在人类抗癌史上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1994年4月，当第一份临床试验的报告出现在魏思乐博士的办公桌上时，这位诺华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直觉地认为，医学史的一个重要篇章即将重新改写。该试验报告显示，先前由他率领研发的一颗橘色药丸——格列卫在对抗某一种致命的白血病上果真发挥了神奇般的药效。

本书是第一次对于格列卫药物研制过程的权威报道，引领读者了解科学家、诺华集团的经营主管，以及接受格列卫治疗的白血病患者，如何走过这段非比寻常的历程。正是因为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坚定的信心，这项革命性的药物才得以问世，并从此改变了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癌症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本书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到，格列卫在人类抗癌史上扮演了何等重要的角色。

作者的话／V

前言病海无涯／VⅡ

导言／XV

第一篇 分子及分子途径

第一章 答案就在我们的基因中／003

第二章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O13

第三章 钻石般光辉耀眼的化合物／031

第二篇 患者与医生

第四章 关键时刻／043

第五章 请愿声浪／079

第三篇 管理一颗胶囊

第六章 光辉五月天：破纪录的许可速度／107

第七章 成就管理：应当赞赏的，就不要吝啬鼓励／135

后记／163

附录病人的故事／167

安妮塔·舍尔茨：罹患胃肠道间质细胞瘤的患者／168

理查德·洛克菲勒：一位医生身分的患者／172

苏珊·麦克纳马拉：故事的完美结束／178

达莉娜·沃恩：见证奇迹的患者／180

马可·尼赛：买只狗来照顾／186

朱蒂·欧朗：吃完早餐，再吞6颗药丸／191

名词解释／193

致谢／201

关于诺华／205

或许有转机了

1988年岁末发生一件事，扭转了德鲁克的无奈和烦恼。

以色列亚历山大·莱维斯基教授(Alexander Levitzki)所领导的研究小组，在《科学》杂志上千U登了一篇论文。该小组指出，他们已经成功地对表皮细胞生长因子(EGF)受体进行抑制。生长因子是一种化学物质，在促使新细胞分裂生长及维护的方面扮演数种角色，它们聚集在细胞表皮的受体上，像表皮细胞生长因子这一类的特定生长因子能造成细胞大量增生。

该文让德鲁克对激酶抑制剂重新燃起希望。如果莱维斯基教授的研究小组能够成功抑制表皮细胞生长因子，那么我们就更有希望寻找研发有效抑制酪氨酸激酶的化合物了。

1988年德鲁克曾向莱登建议，他认为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是汽巴嘉基癌症研究小组最适合的研究目标。同时，德鲁克进一步预测，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必定是第一种能证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抗癌疗效的癌症。

进行这番谈话之前，莱登原本对Bcr—Abl致癌基因不甚看好，该致癌基因甚至并未列入药剂研发的名单中。原因很简单，由于罹患此种癌症的患者仅是少数，即使成功研发出Bcr一Abl的抑制剂，也只不过意味着能够拯救为数不多的患者。

有鉴于此，莱登和其他癌症研究小组的同仁对研究Bcr－Abl抑制剂不那么感兴趣。他们将大多数精力放在追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其他癌症的疗效上。

但在听过德鲁克的一席话之后，莱登的看法做了l80度的转变。德鲁克表示，如果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Bcr--Abl致癌基因的运作中成功发挥抑制功效，那么这将是证明分子生物学途径应用于癌症治疗的可行例证。于是莱登立时答应将Bcr—Abl致癌基因列入研发的名单中。

1990年的到来，也为另一个10年揭开序幕。然而，在抗癌战役方面看来似乎毫无进展，并无任何一方在研究抗癌药剂上有些许成果。

迈特和莱登继续为各种药剂进行研究测试做准备，但是他们并未将名单缩短到可管理的情况。因为他们对于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全无头绪。

值此时期，达纳法柏癌症研究所与山德士制药厂签约，共同研发信息传递化合物。在瑞士，山德士制药厂和汽巴嘉基制药厂是竞争对手，因此基于合约限制，从1990～1993年，德鲁克被迫停止与汽巴嘉基实验室的接触。

为了解开某些癌症研究之谜，德鲁克必须做出决定。他决定将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实验对象，由实验室动物转为人体测试。因为动物实验能做的也都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惟有进行临床试验，才能确切地证明通过抑制酪氨酸激酶以治疗癌症为一条可行的途径。

在这个期间，汽巴嘉基制药厂编制了将近100名研究人员到迈特麾下；相较于1983年实验室成立之初的6人小组，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迈特和莱登的研究清单上，还有数以百计的化合物等待测试。当然他们也希望研究出对付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抗癌药物，然而鉴于许多患者还有其他更大的医疗需求，因此更重要的是研究出一种或多种对抗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类型的新化合物。

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该小组研发中的所有化合物，在抑制酪氯酸激酶时虽有作用，但成效不彰。有的化合物作用不够，有的不具选择性；但更重要的是缺乏药理学家所谓的“适药性”(drug—likeness)。符合适药性的药品，其特性如下：适合口服，不具毒性，在人体不会产生化学转换，在胃里状态稳定……

为了加快抑制剂的研发脚步，迈特和莱登必须将数以百计化合物的清单缩减至可掌控的数量。于是他们聘请了一位化学家和一位生物学家来帮忙。

我们先介绍这名化学家——辛摩曼。

辛摩曼于1990年进入汽巴嘉基公司，当时他加入迈特的肿瘤研究小组担任医疗化学家的职务。

直到后来我才和辛摩曼比较熟识。我一直记得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埋头于实验室的景象：辛摩曼用一张小纸片抄下化学反应式，接着用计算机来进行数学运算。

和辛摩曼的短暂见面，使我很快就知道他对化学有多么热衷，尤其是对医学更是不言而喻。他是位乐观主义者，而且这份乐观很容易感染别人；在他的言谈中，永远有说不完的试管和细菌培养皿。

即使再乐观，再热爱化学，他当时所面对的任务确实令人望而生畏，他得善用每一分乐观才能坚持到底。当他加入抗癌战役时，相信可完成使命的战友寥寥无几。

辛摩曼出生在瑞士的一个小山村阿达尔波登，他在14岁时就立定志向，将来要在制药方面研发出造福人类的东西。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志向，他已经不记得了。

就因为这样，他选择了药物化学作为一生的职业追求。在瑞士，一位刚毕业的化学家最理想的去处就是巴塞尔。在该市，沿着莱茵河畔便矗立着三家瑞士最大制药厂的企业总部。这三大制药商分别是：汽巴嘉基、山德士及罗氏(Roche)大药厂。辛摩曼于1990年8月2日加入汽巴嘉基开始工作。P.23-25

病海无涯快要刻在墓碑上的名字

1995年12月，朱蒂·欧朗正值51岁，自认为身体健康状态良好。朱蒂两年前才做过体检，心想这时候做点验血之类的小检验倒也无妨。

翌日，电话铃声响起，朱蒂心里纳闷，谁打来的电话?此刻她压根儿将昨天的检验忘得一干二净。

电话是她的医生打来的。在电话另一头，医生的声调显得严肃，语气一本正经得令她永生难忘。

医生告诉朱蒂，打算将她转介给另一位医学专家，好进行骨髓检查，明天就转诊。

朱蒂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医生便接着告诉她：根据检验结果，她推断朱蒂患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1eukemia，CML)。

朱蒂听到“白血病”这三个字，顿时，癌症、不治之症、死路一条这几个念头在她脑子里不停地打转。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过去没听过的各种医学术语以及检验数值，如今对朱蒂而言却是再熟悉不过。

她知道了人体中有一种细胞叫做白细胞；而当一个人体内的白细胞数目异常增加时，在医学上诊断为罹患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同时她还了解到，正常人血液中的白细胞含量数值为每立方毫米4000-10000个。而朱蒂，她的白细胞含量却从未低于6.8万。

这期间有一次复诊时，医生告诉朱蒂，恐怕她只剩3～5年时间了。朱蒂觉得自己的名字就快要刻在墓碑上了，一切都已成定数，在劫难逃。

朱蒂回首此生，想起自己大半辈子奉献于女童军、足球队、学生社团及义工，身边总是围绕着年轻人。朱蒂1944年3月7日生于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毕业后，她留在当地一家女校任教，担任初一、初二年级学生的数学及自然课教师。其后随着两个孩子相继出世，她选择了离开教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

朱蒂是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无论医生们对她的病情有多悲观，她绝不甘就此放弃。不过，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要想完全治愈，治疗条件很多；问题没那么简单。其中最有效的便是进行骨髓移植，然而这种治疗方式却具有很高的风险。即使病人熬得过治疗期，骨髓移植后有70％患者的存活期仍不超过一年。还能有一线曙光吗

对朱蒂而言，就算仅存一丝微弱的希望光芒，她都要勇于追寻这一丁点的火花。为了寻求配对合适的骨髓移植，她来到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该医院提供的信息着实给朱蒂浇了盆冷水。他们估计，朱蒂治疗的成功几率不到50%，原因在于她是独生女。多数的白血病患者，较容易在同胞兄弟姐妹中找到相匹配的骨髓提供者。这一点对朱蒂来说相当不利。

鉴于骨髓移植疗法风险太大、代价太高，朱蒂也不愿意为此赌上性命。于是她回到先前的医院，准备在医生们所说的3～5年存活期内，尝试寻求生机。当朱蒂放弃骨髓移植后，医生们建议她采用干扰素治疗。对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而言，干扰素将是首选药品，因为它能大幅降低白细胞数目至可以接受的程度，进而有效延长白血病患者存活期。尽管干扰素治疗为患者争取的时日有限，但这足以令该疗法成为白血病患者采纳最多的疗法。一般说来，该病使用化疗的存活期约为4年，而选择干扰素则延长为6年。

对白血病患者而言，使用干扰素胜过使用化疗的原因在于：15％～20％的患者使用干扰素治疗，能大幅降低带有费城染色体的不良白细胞数目，但是化学治疗对此则全然无效。该类病变白细胞，正是导致白血病发生的首恶元凶。费城染色体阳性细胞数目下降后，便会产生所谓的“主要细胞遗传学反应”(major cytogeneticresponse)，此反应有助于延长患者生存期。

然而干扰素治疗毕竟不是白血病的根本疗法，病变的癌细胞依旧潜伏在人体骨髓之中。就算干扰素再有效，病人终究难逃一死。

朱蒂接受干扰素治疗长达3年之久，然而她身上带有费城染色体的白细胞始终超过60％。不但这样，此药还引起种种不良反应，例如口中有金属味、体重减轻、精神不佳，都令朱蒂饱受其苦。1997年12月，当她开始接受化学药物治疗时，用的是一种叫做Ara—C的传统化疗药剂。朱蒂持续使用该药半年，随后她发现自己有短期记忆力(short-term memory)衰减的现象。

从医生诊断出朱蒂罹患白血病的那天起，3年过去了。朱蒂依旧必须依赖干扰素治疗燃起希望；希望它能让自己多活几年，甚至多活几天。对此，她完全不敢持乐观态度。这病只是暂时蛰伏，就像猛虎打个盹

距朱蒂老家波特兰市数千公里之遥，有一个瑞士的城市，名叫巴塞尔。瑞士人马可·尼赛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生意人。1997年7月，马可除了老毛病偏头痛以外，倒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不适之处。不过，马可父亲的癌症病情在几个月前再次恶化，这使得马可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格外提高警觉，他决定也去做一次健康检查。

医生为马可做了一连串的检验测试之后，检查结果犹如晴天霹雳。

结果显示，马可的白细胞数异常增多，数值高达每立方毫米41OOO个。也就是说，他成了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的受害者。

就白血病患者而论，马可实在太年轻了。当时他才33岁!

除此之外，医生虽不愿雪上加霜，却不得不告知马可另一坏消息：他恐怕剩下不到5年时间了。

就在那一刻，马可着实领悟到什么叫做人生苦短。

马可生于1963年11月7日。1992年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其后选择市场营销这一行开始自己的事业生涯。他在学业和事业上都奠定了扎实而优秀的根基。

不幸的是，病痛对马可来说并不陌生。早在9岁那年开始，他就经常为偏头痛所困扰，必须时常服用抗偏头痛的药物。其后，在22岁那年，医生又发现他有风湿方面的疾病；如此一来，马可日常必备的药物就更多了。这使得他在接受白血病治疗方式时，限制更多、选择更少。此不确定性令各种医疗途径都只能得到暂时的成效。此外，马可没有兄弟姐妹，想在至亲手足当中求得骨髓配对成功的捐赠者，希望微乎其微。当然，马可也曾尝试寻求其他渠道的捐赠，结果同样令人失望。

获悉罹病的一个月后，马可开始接受干扰素治疗。但他心知肚明，干扰素无法治愈自己的病。他说：“我知道病魔还是在自己身体里面，它只是暂时蛰伏，就像猛虎打个盹，终有一天它会再度醒来。现在我注射干扰素，不过是希望它睡久一点而已。”

随后，马可的白细胞降至正常范围。但那很可能只是暂时好转，因为干扰素带来的不良反应令他十分痛苦，整日疲惫不堪。该药必须每日注射一次，疲倦感让他每天必须睡上13个小时，并且虚弱依旧，状况日复一日。马可因此得了重度忧郁症。

或许干扰素真的可能让他的寿命由5年延长至10年，然而如此生活质量的10年，实在难以让人接受。

疗程初期，马可仍可维持正常工作，在一家瑞士公司的市场营销与销售部门任职。但是到了1999年年初，药物的不良反应开始出现，他只好改为兼职。不过他可不想就此向命运高举白旗，因而借此机会在英国伦敦的阿什里奇管理学院进修企业管理课程。

不幸，他的身体状态每况愈下。

2000年年初马可感染肺炎，病情一直延续到那年夏天。那一年，马可共3次感染肺炎，每一次都让他饱受摧残。这期间虽然持续使用干扰素，但不良反应大大影响工作效率，最终只得被迫完全放弃工作。

马可觉得自己的生命，正从虚脱无力的指缝间一点一滴地流逝。我还剩多少个明天

1998年11月，达莉娜的医生在她腹腔发现一个大的硬块。还好，计算机断层扫描显示是良性肿瘤。两周后，组织切片报告出来，结果竟是第三期平滑肌肉瘤。此种癌症十分罕见，发生几率仅为百万分之四。而且传统治疗所采用的方式，包括放射线治疗、化学治疗以及手术切除，对它的效果都十分有限。

达莉娜于1942年10月3日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她曾于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就读一年，其后便弃学从商，进入航天电子界，担任商务项目的管理工作。她30多岁时结婚，很快又离了婚。后来她决意离开都市丛林，搬迁至科罗拉多州的普韦布洛市。1994年11月，达莉娜开了一家咖啡屋，咖啡屋选的是一幢历史建筑，在古代那里是有名的青楼。达莉娜把底层当做店面，自己则住在楼上。

开店谋生并不容易。但是直到1997年感到身体不适之前，生活再苦，达莉娜都熬得过来。一步一步来做

当达莉娜被诊断出癌症时，肿瘤科医生建议她采用放射治疗。然而，达莉娜想要寻求其他专家的意见。

1998年12月12日那天，达莉娜来到加州洛杉矶，向服务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保耶肿瘤医学中心(UCLA Bowyer Oncology Center)癌症专家洛桑医生(Dr.Lee S.Rosen)问诊。

第二年1月下旬，达莉娜再次来到洛杉矶，开始接受为期7周的放射治疗。

其后，为了舒缓放射治疗的不良反应，达莉娜在返回加州的路途中，她不得不放慢速度，不时地沿途停车休息。1999年6月，医生为她进行骨盆腔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结果还不错，病情并未恶化。同年10月再一次做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时，却发现她的肝脏出现癌症转移。

1999年11月，洛杉机分校的医生打算为达莉娜动手术，将她的肝脏切除一叶。然而在手术过程当中，他们发现患部有许多极小的组织病变，微小到先前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未能显现出来；于是他们马上改变主意，不切除肝脏了。基于此一新发现，医生决定放弃手术切除病灶这类的局部侵入性疗法(10calized invasive technique)，而改为全身性治疗(svstemic treatment)。换言之，依赖化学抗癌药物或实验性新药为达莉娜治疗。

次年年初，达莉娜在家自行进行治疗后的调理康复。她为自己拟定的调理计划是滋养体力、补充维生素，同时加强运动、冥想打坐、写作等，为的就是强化身心，以防止肿瘤蔓延扩大。而鉴于自己无法一边抗癌，一边照顾店里的生意，最后还是决定把咖啡屋店面盘让出去，房子也卖掉了。

2000年春天，达莉娜开始使用一种实验新药，药名为SU一6668。该药的功效是抑制血管增生(antiangiogenesis)。但两个月后进行检验时，医生发现达莉娜身上最大的3颗肿瘤以及若干较小肿瘤，在计算机断层片上显示仍在不断增长。

因此，自8月份开始改用一种传统的化学治疗药物Dacarbazine(简称DTIC)。然而此药为达莉娜带来很多不良反应：高烧，体温常飙升到摄氏40度以上，还有食欲不振、恶心，终日觉得疲倦不已。

之后所做的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显示她身上的肿瘤再次扩散，变得更多、更大。到了2000年秋天，达莉娜心中的恐惧日益增加，深怕最坏的情况会随时到来。她不断地问自己：我的生命还剩多少日子?一刻来临时，他们都感到震惊和沮丧。

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击退病魔的机会相当渺小，却说什么也不愿撒手人寰，一定要奋战到最后一刻。

没有一个人敢笃定自己在这世上还有多少日子。

三个人全都期盼奇迹出现。

魏思乐博士与我们共同分享了发现格列卫的欣喜以及许多幕后故事。该药所揭示的抗癌新疗法，在全世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新疗法深具功效，鼓舞了许多癌症研究专家，也让我们这些医生在帮助癌症患者时，拥有更具威力的新武器，以及焕然一新的抗癌策略。——乔治·迪米催博士，达纳法柏癌症研究所中心主任

如果不是他们的努力，格列卫不可能有如此的圆满结局。通过本书，魏思乐博士预告化疗在未来将不再危害人类生活的品质。——詹姆斯·沃森，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之一

这是魏思乐博士真实而令人赞许的故事。他是位有道德勇气的人，尽管患者为数不多，但毅然决定将此药品推出上市。这个决定挽救了许多癌症患者，我的太太也是受益者之一。在本书中，我和家人很高兴能与读者分享我们的经历。——诺曼·舍尔滋

本书对制药界、科研人员、商界、医生、患者及家属、媒体、政府主管官员，均值得一读。——金燮林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