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错乱的时代，他叫自己的女友为“妈妈”，他是这个城市的现代隐士。她是记者，她破解了“蝴蝶”的秘密，也将孪生手足送进了深牢大狱。他们为爱而战，为爱而爱，生生息息。

作品把城市的膨胀所形成的巨大症候置换成为一种想象性的个人和群体的“逃逸”，一座地下建筑形成的“成人童话”试图掩埋城市造成的伤害、保存城市所不能容纳的个人梦幻，毁灭的不可动摇与个体自由意识的冲动碰撞为多种现代病态。

男主人公乔和女友小K在一次街头约会中，路遇一场车祸，受害人留下了一只绿色的“布蝴蝶”。它是一块砸痛男女主角心灵的“石头”，乔探究式的寻找，让他走进了一百多年前殖民者留在武汉的一孔地下窨井。他成为这座城市的“现代隐士”。

小K是记者，为了拉回乔，她装扮成妓女，决意对“布蝴蝶”进行跟踪报复。也许到了最后，小K仍然不知道，她一路追击、并蓄意羞辱，直至送进监狱的对象，竟是“布蝴蝶”的主人——自己深爱着的孪生手足：媛。

媛是一个求学不成，而又自强不息的女孩子，但她的真实身份，是掌控武汉地下色情市场的“妈咪。”她攫取钱财，却乐于施舍，小K是她的最终“受益人”。

在那个窨井里，乔还结识了身价不菲、却甘愿藏身地下的“中年男人”，以及独往独来、偷盗成癖的“小叫化子”。对工业社会的共同排斥，使他们对“无干扰”的地下生活，有了共同的兴趣，并结下兄弟情谊。在“中年男人”的指点下，身患重度抑郁症的乔，终于与媛见面。那是一个特殊的场合和特别的结局：公安机关抓捕媛，媛跳楼自杀时，意外地改变了乔的病症。

乔不再迷恋潮湿阴暗的地下窨井，却因脑外伤部分失忆。小K又面临新问题：如何让乔记起他们之间的爱情？她借助自己手中的笔，以及乔的养父——一位年老的退役军官的琴声，终于唤醒了乔。在他们的结婚仪式开始之前，乔为了找回一朵被风吹落的玫瑰，再次走进那个地下窨井，却再也不能走回地面……

这是一部都市里的“成人童话”。小说的视角从日本后工业时代转向中国已初露端倪的工业社会现实，紧紧抓牢了城市青年心理和生理的变异，对所谓的“工业文明”进行了文学层面上的反思。小说还以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借用电影剧本“对话”和“情景”的表现形式，使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可以产生“音影的视听效果”。

1.妈妈，我怕

2.跟死鱼说拜拜

3.爱上DV电影

4.怀念处女

5.回到子宫

6.有一种酒，叫“还魂酒”

7.夏夜飞行器

8.向长官致敬

9.格式化生活

10.蝴蝶曾经来过

11.用力想起玫瑰红

12.向狗告别的狗尾巴

A01(乌云遮日。有风。云在飞。由西向东。龟山电视塔，长江大桥，武汉地面建筑群，依次渐黑。全黑。蓝色的闪电。惊雷。工业酸雨。)

时间过去了半个钟头，小K还没有出现。

乔怀疑自己听错了时间，记错了地点。应该不会。他知道他即将与一个女孩儿在这儿碰头，然后去江汉路的“必胜客”吃披萨。可现在，乔如此紧张。一场不期而遇的暴雨，将他堵在了蔡锷路的公用电话亭里。

小K说，她将于下午晚些时候，结束对本市一家B2B公司的采访。她让他赶在五点之前，来某写字楼等候。

现在，乔隔着有机玻璃，依稀可以看见马路对面的这座写字楼。

时有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的人从大堂走出，他们单独行走——不扎堆，不结伴，不苟言笑。他们动作缓慢，迟疑，像在飘，飘进停在写字楼前的各色小汽车里。白色，红色，黑色。一些彩色的甲壳虫，先后在有机玻璃上爬行，变小。最后幻出一幅流动的玻璃浮雕……一个女孩儿定格，在写字楼正堂大厅前的大理石台阶上停顿。有流水流过。

乔冲出公用电话亭，他看见她从草绿色的单肩皮包中取出伞，撑开。银色的伞面上，有一行紫色的文字。这时，她的白色高跟皮鞋，已经踏着了漆黑的湿漉漉的沥青路面，离乔越来越近。他看清了，伞面上套印的文字：长城网络。在伞的暗扣处，通常的涤纶布带，被换成了长着两对绿色翅膀的蝴蝶。构思精妙。

她不是小K。

那四个字和那只无法飞走的蝴蝶，应该是一个故事，一个乔并不知道的故事……在现阶段，BOBO族女孩儿总会弄出一些别致的情调，以示与众不同，或者以此对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进行着蚂蚁撼山似的挑衅。乔猜想。

她是V女性吗？——Vagina（阴道）、Victory（成功）、Virgin（处女），新世纪的完美女性？乔希望她是。

马路中央，传来汽车制动的尖啸以及女孩儿惊恐的尖叫。含混。突兀。乔的眼神刚一打闪，一柱红色的雨水，喷泉般地溅落在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随后顺着烤漆的牵引盖，流向了漆黑的湿漉漉的沥青地面，并迅速漫延开来。离车头前方三米远的上空，伞在飘。蝴蝶在飞。

“妈妈，我怕！”

乔紧闭双眼，脱口而出。

这是一辆进口小轿车，乔不识它的品牌。

他拨打小K的手机。修长、光滑的手指，受到阻滞，断断续续。

“K儿，你在哪儿？我怕！”

小K走出大厅，目睹了刚才惊心动魄的一幕。这会儿，她正在接听乔的电话。

“你在哪儿？”

“我在对面的公话亭里。”

“别动啊，我这就过来！”

小K找到乔的时候，乔蹲在公用电话亭彩色磁砖的地面，双手抱头，像一只落汤鸡。事故发生前，他以为从大厅走出来的那个女孩儿是小K，她像极了小K。于是伫立雨中。阳光五月，好像很冷。

小K蹲下来，拥住乔。一辆警车呼啸而至。几个穿着黑色雨衣的警察，开始忙碌。

她拉起乔的手，绕过警察和围观的人群，在雨中疾行。乔想呕吐。不断涌向地面的红色血液，由于发动机的蒸烤，以及冷雨的冷却，正冒着热气，天空弥漫了一股腥味。晕血。乔开始呕吐。

小K用力拍打他的后背。“你没见过鲜血吗？”

“没见过这样冒着热气的鲜血。”乔嗫嚅着说。  “你不像男人。”小K讥讽了乔。

乔颤栗。他刚想对小K说句什么，突然看见那只飞离伞面的绿色蝴蝶，浑身湿透，正向下水道的入口处漂游。于是，乔轻轻弯下腰，拾起了这只受伤的蝴蝶。翅膀的另一半——不知去向。

B01我们没有吃披萨。在建设大道的路边小店，吃了意大利通心粉。我希望和乔沟通，因为我最近发现乔越来越古怪。他什么也不说。

（德国Magnat[密力]家庭影院。红、黄、绿、橙色的音量指示器，闪烁。跳动。《动力火车》——汗流浃背。发烧，烧到100℃。）

我的腿抖动得厉害，不得不在音乐中寻找平衡。身不由己。当苏格兰风笛开始启航，我就知道我的猜测，已在爵士鼓密集的鼓点声中悄然受孕。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自然分娩，结论理所当然。我知道乔的不开心，是因为我白天疲于奔命的采访，夜间无休无止的赶稿，还有这些要命的音乐，它们占据了我整个儿的身体，让乔足足有两个多月饥渴难忍。

乔以前不是这样。我们在这套二室一厅的租住房里，共同居住了最初的大半年，相安无事。他在左边一间，我在右边一间，我们真有大半年没有打过一次照面。真的相安无事。

听房东大婶说，隔壁住的这个人，叫乔，是移动公司的程控员，每天值深夜班。刚搬进来的那段时间，每天清晨，我刚刚进入睡眠，隔壁房间总会传来皮靴撞击地板的先后两声巨响。五点半。准时。那一前一后紧接着的两声巨响，把我刚有的美梦彻底炸飞了。睡意全无。但我还得强迫自己假寐，以养足精神，准备七点半起床，洗漱。打车。去报社。将稿件交给早班编辑后，再去追赶我的下一个采访对象。

乔脱靴的声音，成为吵醒我的定时闹钟，不合时宜。那阵子，我总是昏昏沉沉，有几次竟将稿件的日期写错了。为此，我受到了值班老总的批评。他在同事们的面前，猛抖爆料：你尽搞一些“迟到”的和“早产”的新闻，是不是要让读者找上门来，骂你白痴？

我的同事单小鱼事后对我说，亲爱的小K，你是该端正一下你的态度了，要不然，你这个月的奖金就要泡汤。知道吗？总编室出台了新规定，记者的稿件每出现一处笔误，将扣除现金十块；出现重大失误将扣除现金二百块。

单小鱼是我在报社同事中最要好的一个，算是闺中密友。她的舅舅是我们的总编助理，因此，她总能给我提供一些内部新闻。我不想在总编室的勘误表上出现我的名字，如果我的名字真的在报社各部门之间传来传去，那肯定是乔搞出来的。为了报复乔，我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密力”，并将音场基本控制在三十平方米之内，撼动隔壁足够。

(英文歌词渐息，尾声带出宽阔的想象。野性。如水。退出动力火车，塞进F.I.R，钢琴与弦乐传递爵士乐风，随着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声的切换。)

开始，我听见我床头的墙壁，发出了有节奏的重重的敲击声。它们一般都是每组三下，连续三组，九声闷响。乔对我提出了严正警告！我不管。因为乔的皮靴声，一点也不自觉，每天清晨照旧准时响起。只要他的皮靴一不老实，我这边就照旧放碟。他那边就照旧警告。

最先是我妥协。老总批完我的次日，我破例没有打开“密力”。静穆。我想借用隔壁的皮靴声，为我即将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举行一种警醒般的仪式。我需要忠于我的职业，在新闻生产线上，马力十足地运转，而不能丝毫出错。渐渐地，我熟悉并依赖了那种皮靴声。它亲切，入耳。

这一次，我没有听见皮靴声，深感意外。但我听见了敲墙声。每组三下，连续三组，九声闷响。

习惯成为自然。没有音乐强暴的干涉，却有隔壁小心翼翼的提醒。我想要乔为我付费，是我的音乐，在每天清晨送他进入梦乡。没有了我的音乐，他一样失魂落魄。我故意不开“密力”，乔就在隔壁辗转反侧，木板床吱呀吱呀。真是好笑极了。

我决定抽空见见乔。但黑白颠倒的作息时间，只能让我站在阳台上，偶尔看到乔晾晒的衣物，包括他的内裤。纯棉的。白色。

这是二○○一年的春季，很容易让两个单身男女发情的季节。但现在已经是二○○二年的春尾，“密力”早已让位。乔早已搬进了我的房间。在同居的后半年，我们竟有两个多月，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密力”被我挪到了客厅。这样看起来，更像一个“伪家庭”。我是这个“伪家庭”的家长。我叫小K。

P1-6

我们无处可逃

文 / 杨中标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在工业时代骤然来临、对文化的消费欲望与日俱增之时，可能会长时间地找不到他自己的精神出口，但他却知道本能地自我退缩——保持婴儿般的对世界的新奇与缄言，并在不断的退缩中暗自追问自己的真实命运。毋须讳言，他是一个再生的人。因为他的经验、价值观以及后来的文学话语，都是在这一退缩活动中被重新给予的。因此，与其说是工业时代摧残了他，还不如说是工业时代拯救了他。

2005年，是我的精神症候最为糟糕的一年。在出版了《你竟敢如此年轻》和《去天堂使坏》两部长篇小说之后，事先预设的那种愉悦感还没有到来就已丧失殆尽了。我常常感到身心疲乏，思维缓慢，语言和文字表达都力不从心，直到后来不得不辞去杂志社的工作，终日闭门独处，像一个抑郁症患者。在那段日子里，除了读书，就是失眠，伴之闷闷不乐和胡思乱想。我原本就是一个迟钝的人，后来才发现，当下的物质力量比精神力量更能有效地改变我们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方式。我想，我是被物质的某种力量改变了。在此之前，我去过许多城市——像上海、北京、广州，还有与我朝夕相处的武汉，在社会转型期，它们瞬间变成了一架日夜轰鸣的城市机器：一具鲜活、自由的生命一头扎进去，出来就是一个被压扁变形的消费符号。人们精神形态的普遍受损，以至于让自己的行为越来越乐于接受这部城市机器的异化——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使得人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再交给精神价值去托管，而是听凭于物质欲望的随手摆布。对于这样令人惊心的现状，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在“病愈”之后不可能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再缄默无语。我这么说，并非是要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作出勉为其难的价值判断，而是想说，要像婴儿降生的那一刻一样，对我们面临的现实世界作出本能的反应。

很想像杜拉斯那样，研究事件、研究生活、研究个人的成长史。所以，必须允许自己追忆历史、虚拟现实，允许真实的我们像蚕儿一样，蜕回到蛹的时代。我把目光转向了那些生活在工业社会、疑似患有抑郁症的城市青年的身上，在他们貌似坚硬的外表之下，总有一个柔软的缺口供我的笔端乘虚而入。当我抽回笔端时，我的笔端却又被他们内心的点点滴滴剌痛了、打湿了。年轻时的杜拉斯是带着病态的心理研究自己的病情的，她对自己的诊断不在乎对错，她将自己从生活中剥离出来，不断地综合、再次地抽象、重复地打量。因此，当我们身处的社会发生着激剧变化之时，我们迫切需要像杜拉斯那样，给自己的病情作出无关对错的诊断。晚年的杜拉斯是抽烟和嗜酒如命的杜拉斯，是郁郁寡欢和孤独沉思的杜拉斯。于是，我们遇见了《断水人》，遇见了我们熟悉的自己的一张面孔。在什么前提之下，我们也会成为那个断水人？也会扬起那张沉思状的面孔？以我目前和今后的写作，这只能是一种虚妄的臆想，准确地说，我只是想还原“我的生活”。和我的前两部小说一样，这部《青春是一条地下狗》同属“青年人的小说”，是我系列写作计划中的一个部分，是由近及远、步步紧逼城市青年的一个完结版长篇。说到“由近及远”，是指在《青春是一条地下狗》这部小说里，主人公离我们似乎很远了，他们是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隐士”，是被人忽视，或者说根本就还没有来得及让人看上一眼的“小众”。他们也许是你，也许是我。无处可逃，我们终将会被所谓的“工业文明”吞噬。

小说完稿后，它最开始在少数朋友之间流传。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这个小说“并不好读”。好在我也不心急，存放在电脑里整整一年了。今年5月，我偶尔看到“首届文汇?天廷文学奖”征稿的消息，才把它打印寄出，当时也没有抱什么特别的奢望。小说稿寄出一周后，组委会秘书处的阅稿编辑很快给了我回音，告知小说稿作为入围作品可望先期出版。可以说，正是“首届文汇?天廷文学奖”组委会的有关人士对本人拙作的赏识，才使这部小说有了付梓面世的机会。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为本书操劳的组织方、出版方以及各位编辑，也要特别感谢能读到本书、仍在期待我写作的各位读者朋友。

说了以上，是为代序。

2006年6月5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