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文艺学的发生论、本质论、作者论、创作论、构成论和接受论组成。全书从上古到近代，贯通中西，将文艺的发生到文艺的批评的若干重大议题进行横向比较，用中国文论的眼光来看待问题，对比较文学的研究，作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

：“全球化”境遇与比较文学 蒋承勇

跨入新世纪，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全球化”成了新闻媒体的热门话题，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确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全球化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时代潮流，人类的生存已处在全球化的境遇中。然而，“全球化”在人的不同的生存领域，其趋势和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尤其在文化领域更有其复杂性。

“全球化”首先是在经济领域出现的，从这一层面看，全球化的过程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过程，又往往是经济规则一体化的过程。人类“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番结构性的调整和发展。在以高科技和信息技术为龙头的当代科学技术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之后，商业资本的跨国运作，大型金融财团、企业集团和经贸集团的不断兼并，尤其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开通，不仅使得经济、金融、科技的‘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成为可能，而且的确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一个联系越来越密切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性经贸联合体实行统一的政策目标，各国的税收政策、就业政策等逐步统一化，技术、金融、会计报表、国民统计、环境保护等，也都实行相对的标准”。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人类经济生活，追求的是经济活动规则的一体化与统一化。所以，由于“全球化”的概念来自于经济领域，而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又以一体化或统一化为追求目标和基本特征，因而，“全球化”这一概念与生俱来就与“一体化”连结在一起，或者说它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体化”的意义。

在信息化的21世纪，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是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由此又必然产生人类价值观念的震荡与重构，这就是文化层面的全球化趋势。因此，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领域的变革，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然而，文化的演变虽然受经济的制约，但它的变革方式与方向因其自身的独特性而不至于像经济等物质技术形态那样呈一体化特征。因此，简单地说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是不恰当的；或者说，笼统地讲文化全球化也像经济全球化那样走“一体化”之路，是不恰当的。在经济大浪潮的冲击下，西方经济强国的文化(主要是美国的)价值理念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经济弱国的社会文化机体中，使其本土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后产生变革与重构。这从单向渗透的角度看，是经济强国的文化向经济弱国的文化的扩张，是后者向前者的趋同，其间有“一体化”的倾向。然而，文化之相对于经济的独特性在于：不同种类、不同质的文化形态的价值与性质并不取决于它所依存的经济形态的价值；文化价值的标准不像经济价值标准那样具有普适性，相反，它具有相对性。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趋同的同时，依然呈多元共存的态势，文化的趋同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弱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同时也反向渗透到经济强国的文化机体之中，这是文化趋同或“文化全球化”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在谈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全球化趋势时，我们既反对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以超文化的姿态取代其他不同质文化的价值体系，也反对文化上的相对主义、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我们认为，文化上的全球化，既不是抹煞异质文化的个性，也不能制造异质文化之间的彼此隔绝，而应当在不同文化形态保持个性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形态取开放认同的态度，使不同质的文化形态在对话、交流、认同的过程中，在趋同性与本土化的互动过程中既关注与重构人类文化的普适性价值理念，体现对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又尊重并重构各种异质文化的个性，从而创造一种普适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富有生命力而又丰富多彩的“世界文化”。在此，“世界文化”是一种包含了相对性的普适文化，是一种既包容了不同文化形态，同时又以人类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作为理想的人类新文化。因此，我们认为，经济和物质技术领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同等意义上的文化的“全球化”，即文化的“一体化”，而是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互动，普适性与多元化辩证统一的时代。所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领域。至少，在全球化的初期阶段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么说，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人类文化无可抗拒地走向变革与重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处于变革与重构的境遇中。现实的情形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信息化、大众化，把文学逼入了边缘状态，使之失去了先前的轰动与辉煌，J.希利斯·米勒则宣告了文学时代的“终结”。他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s)而把它引向终结。”相应地，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地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米勒的预言虽然在今天看来有些危言耸听，或者言过其实，但它也让人们注意到文学的衰退与沉落，文学工作者显然很有必要正视文学的这种现实和趋势。对文学的这种命运是否有可拯救之法，笔者无力解答，也无意于去解答。但我认为，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很有必要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上有所革新。也许，这样做无所谓是为了不让“文学研究的时代”成为“过去”，而是为了适应这个文化大变革的时代，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时代。

文学的研究应该跳出本土文化的阈限，而拥有世界的、全球的眼光，这样的呼声如果说以前一直就有，而且不少研究者早都已付诸实践，那么，在全球化境遇中，文学研究者对全球意识与世界眼光则更需有一种自觉。在这种意义上，比较文学及其方法有更值得文学研究者重视与借鉴的必要。比较文学本身就是站在世界文学的基点上对文学进行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它与生俱来拥有一种世界的、全球的和人类的眼光与视野。正如美国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理查德·布劳德海德所说：“比较文学中获得的任何有趣的东西都来自外域思想的交流基于一种真正的开放式的、多边的理解之上，我们将拥有即将到来的交流的最珍贵的变体：如果我们愿意像坚持我们自已的概念是优秀的一样承认外国概念的力量的话，如果我们像乐于教授别人一样地愿意去学习的话。”因此，在全球化境遇中，比较文学在文学研究中无疑拥有显著的功用和更强的生命力；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之一。

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境遇中，比较文学对文化的变革与重构，对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对话和互补、认同，对推动文化的趋同化与本土化的互动都有特殊的、积极的作用。比较文学之本质属性是文学的跨文化研究，这种研究至少在两种异质文化之间展开。比较文学的研究可以增进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理解与交流，促进异质文化环境中文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人类总体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比较文学可以通过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的研究，促进异质文化的理解、对话与交流、认同。因此，比较文学不仅以异质文化视野为研究的前提，而且以异质文化的互认、互补为终极目的，它有助于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使之在互认的基础上达到互补共存，使人类文化处于普适性与多元化的良性生存状态。所以，比较文学在本质上又是一种文化的比较研究，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也即比较文学与文化，是天然地联为一体的。也许，正是把比较文学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正是把文学研究置身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大视野，才有可能使全球化境遇中的文学研究找到一个新的生长点，使文学研究获得一种顺应文化变革与重构浪潮的生机，而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也就有可能在21世纪的全球化境遇中，在人类文化的变革与重构的大舞台里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

正是基于上述一些想法，我们编撰这套“比较文学与文化”丛书。我们试图把文学置于人类文化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层面展开研究，对异质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与体认，为中外文学的研究，为21世纪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补作点微薄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