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本经济学思想随笔和时评性文章的集合。其中，时评性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评论。全书内容共五个方面：中国GDP，经济问题，经济热点，上海经济和企业改革。

这本集子主要收集了作者在2003年至2005年为《文汇报》、《解放日报》、《沪港经济》、《新民周刊》等报刊撰写的44篇思想随笔。在此基础上，他还收集了10篇1997年至2002年期间发表的时评性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评论，其中收集了作者与李浩明先生的全部对话16篇。

做自己想做的事(自序)

关注中国GDP

GDP阿GDP

中国的GDP数据是真实的

风风雨雨GDP

走近GDP

——《解放日报》记者郑红对作者的采访报道

关注林林总总的经济问题——与李浩明先生对话

上海还需要10万套别墅吗?

我们如何攀越7500美元?

高额储蓄能否转化为投资?

物价会不会止降回升?

长三角“圈地运动”渐成气候

CBD也要“优生优育”

上海选择登“华山”

更多的“饭碗”在哪里?

“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10万亿储蓄盼分流

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国企改革

美元由强转弱影响全球经济

银行卡普及进入提速阶段

解读央行调整房贷政策

机票定价谁说了算?

北大教改的经济意义

关注经济热点

经济预警与调控规则

——在华东理工大学的演讲

中国能承受“世界工厂”负荷吗?

资源节约：我们担当什么角色?

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

警惕：我们的财富正在悄悄流失

房地产果真处于“泡沫预警”?

调息理气：中国楼市的迷惘与前行

——《解放日报》记者杨波对作者的采访

人民币升值利大于弊

再谈人民币汇率问题

汇率改革三原则的信号

完善社保制度，实现充分就业

建设循环型社会

重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

医疗机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分类管理

黄金的投资价值分析

关注上海经济

上海是否已具备了冲刺世界级大都市的条件?

上海应率先成为“研发之都”

提高经济的抗波动能力

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预示着什么?

建立信息网络，降低商务成本

开发长江流域：沪港台合作前景广阔

上海经济面临三个机遇

制度创新的先发效应

如何发挥上海“一市两场”的作用?

上海租赁业：令人瞩目的生财之道

关注企业改革

从国资委影响力不断上升看国企改革的路径

劳动力过剩条件下的企业制度改革

完善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

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基因

以改革与扶持双重政策促进小企业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中的企业债务重组

中国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家

中国企业如何打造自己的品牌?

济南上市公司集体沉沦的启示

上海黄金交易所(简称上海金交所)成立后，黄金市场如何开放，以及个人如何买卖黄金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从投资的角度看，开放黄金市场无疑增加了一个投资渠道。然而，对于黄金的投资价值，则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致。

我国老一辈人有收藏黄金的习惯，普遍认为黄金是最为保值的投资品种。解放前夕旧中国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导致人们大量抢购黄金的情景记忆犹新，使人们对黄金情有独钟。建国以后，由于我国黄金市场长期对居民关闭，致使人们对黄金有一种神秘感。改革开放以后发行的金币，甚至一些金首饰都成为人们的收藏品种。

要弄清黄金真正的投资价值，必须从黄金作为货币的历史谈起。在纸币以前，黄金由于产量低、价值大、体积小、易分割等特点，经过人们长期筛选后，理所当然地成为货币的首选品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实行金本位制，金本位制的基本特点是：用黄金来规定货币所代表的价值，即每一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在各国之间可以自由输出入。金本位制的一个最大好处是币值稳定，不会产生通货膨胀。然而这种制度也有不少缺点，最大的缺点就是货币数量的增长主要依赖于黄金产量的增长，这抑制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也使那些黄金产出P149国有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巨大能力，造成贫富差异的不断加剧。随着20世纪30年代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各国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

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宣告金本位制的终结，并建立了以美元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黄金一美元本位制。这一时期，尽管金本位制已崩溃，但黄金作为货币价值标准的格局并没有改变，美元发行的数量还必须以美国黄金储备数量为基础。但随着美国经济波动的加剧，美国政府的大量财政赤字和美国国际收支的大量逆差，美元对黄金的贬值已是大势所趋。这一现象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大量外流，美元危机频频爆发，最终迫使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宣布美元不能再自由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宣告解体，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实施浮动汇率制度。1976年达成的牙买加协议宣布黄金与货币彻底脱钩，取消黄金官价，黄金的非货币化时期正式来临。

尽管在全球货币体系中，黄金的地位已经消退，但黄金的价值依然存在。黄金价格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商品价格一样，取决于黄金自身的供给与需求。从供给角度看，黄金的产量一直比较稳定，全球黄金的储量和每年的开采量等信息十分透明，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对未来黄金的供应量作出比较精确的估计。但是从需求量来看，情况就比较复杂。黄金的需求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工业与其他产业用金，这部分需求量相对比较稳定；二是个人装饰用金，由于大部分装饰用金现在都可以用其他材料来替代，因此这部分用金需求量呈现下降趋势；三是政府的黄金储备，尽管黄金已与货币脱钩，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黄金储备仍然是政府货币储备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货币与国际贸易中的无纸化交易越来越普及，黄金在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导致各国政P150府大量抛售黄金以减少黄金储备，这也是国际黄金价格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黄金与货币的脱钩，以及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黄金作为保值的功能已不复存在。这样，对黄金的投资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通货膨胀时期会小一些，在无通胀时期就会大一些。

2003年7月20日P151

我从政府机关调入高等院校从事经济与管理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已经15年了，凑合着也算是个学者了。但是与我的那些学者朋友相比，我大概算是一个比较“懒惰”的学者。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完成必要的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外，我会把较多的时间放在与自己专业相一致的科研方面，一般不会主动去写那些在学校不能算作科研成果的随笔性文章。偶尔写几篇随想在报刊上发表，一般也是在媒体的朋友“软磨硬逼”下写成的。按我的意愿，我更喜欢把自己的业余时间放在感兴趣的非学术活动方面，比如说研究一下桥牌，打一场网球，整理一下自己的邮册或唱片等。不少朋友见到我经常会说：你活得真潇洒。中国文字有时真是非常深奥，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他们说我“潇洒”是在表扬我呢，还是在批评我。

但是，近几年我忽然感觉自己“潇洒”不起来了。也不知怎么的，我开始热衷于写那些以前并不怎么看重的随笔性文章了，而写这些被我称之为心得、感想、时评的文章，几乎花费了我大部分业余时间。回想起来，我的这种转变大概是与以下三个人的交往有关：

第一个人就是《文汇报》的资深记者李浩明先生。2002年底，上海电视台和文汇报社共同组织了一项名为“经济学家看市场”的活动，我被安排去考察农贸市场，与李浩明先生分在一组。我们俩一路看一路聊，我发现李浩明先生尽管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但他对经济问题具有一种天生的敏感性，对经济学有极高的感悟，他会站在最基层老百姓的角度提一些让我也一时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他的许多稀奇古怪的问题，让我感觉经济学家整天坐在书斋中钻研那些所谓“牛角尖”式的“高深理论”实在是一件很愚蠢的事。老百姓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事就是我们学者必须进行研究的最好案例。这样，我们俩从闲聊过程中共同策划出了一档栏目，初步取名为“大众话题”，每周一期，以当时经济热点为主题，以我与李浩明的对话形式展开讨论，以期在讨论中普及经济学知识。为了体现这档节目的重要性，李浩明还特意请文汇报的知名漫画家天呈先生为我画了一幅漫画，作为该栏目的一个标志。这样，我们每周一期的“大众话题”坚持了5个月，该栏目果真引起了大众的密切关注，不少朋友见到我就会问：你们下期谈什么内容?我这时才真正感觉到：被人期待也是一种幸福。但是，到了2003年7月，李浩明先生告诉我他生病住院了，不能再与我合作了，并告诉我报社准备另找一位记者与我合作，将“大众话题”这个栏目继续办下去。报社的这一建议当时就被我一口回绝了。我认为，我和李浩明的合作是他的现实经济灵感与我的经济学知识的最佳结合，这种合作并不是通过拉郎配式合作可以完成的。因此，自李浩明生病后，我们的这个栏目也就停止了。

没有了外在压力，我的“惰性”又占了上风。但是没过多久，第二个让我不能“潇洒”的人出现了，他就是现任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先生。我认识尹明华先生是在他任上海电台副台长的时候，后来他调到市委宣传部任秘书长，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初到《解放日报》任总编辑后就与我联系，希望我能经常为《解放日报》写些经济时评性的文章。而让我经常与《解放日报》记者们联系的纽带就是由《解放日报》社与上海几家著名高校中青年经济学教授组织的一个“经济学沙龙”——“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这一“圆桌会议”从2003年起举办，每月举行一次，由上海的几家高校轮流组织，集中讨论当时的经济热点问题。“圆桌会议”讨论的问题经《解放日报》刊登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不少观点被各级决策机构所吸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让我继续不能“偷懒”的第三个人就是《沪港经济》杂志的总编辑蒋小馨先生。1998年，蒋小馨先生通过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给他们杂志的会员开一个讲座，并希望我能够给他们杂志撰稿。这样，我开始与蒋小馨先生有了交往，也在他的多次催促下写了几篇时评性短文，但只要蒋小馨先生不来催稿，我也就理所当然地“偷偷懒”，但蒋先生仍每期都给我寄他们的杂志。本来，这一杂志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关注，但2004年我注意到《沪港经济》进行了改版，杂志所关注的视角越来越独特，观点越来越鲜明，触角也越来越广泛，通俗地说，就是很有看头。这就引起了我看这本杂志的兴趣，也开始密切关注这本杂志。2004年底，蒋小馨先生邀请我和上海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陈宪教授共同为杂志开一个“观察与思考”专栏，我们俩都很高兴地答应了，并且一直坚持每期撰稿至今。

今年暑假，突然萌发了想把过去写的随笔性文章汇编成册的冲动。我翻出自己写的文章，发现经过日积月累，我这“懒惰”的人居然还断断续续写了近百篇随笔性文章。更没想到的是，我在编这本集子的时候，居然心情十分愉悦，完全没有以前搞科研时的那种茶饭不香的感觉。编辑自己以前写的文章，就好像在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看看自己过去的观点现在是否过时，是否被实践所验证，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过去的理论与观点进行一次总的检讨，从中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也看到了自己理论功底方面存在着的差距，这种感觉真是非常奇妙。

这本集子主要收集了我在2003年至2005年为《文汇报》、《解放日报》、《沪港经济》、《新民周刊》等报刊撰写的44篇思想随笔。在此基础上，我还收集了10篇1997年至2002年期间发表的时评性文章。加入这些较久的文章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到我对中国经济看法的延续性，另一方面读者也可以通过这些时评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当时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热点问题。我的这些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评论，其中收集了我与李浩明先生的全部对话16篇，我自己对这些对话很满意，因为这些对话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在这本集子中，我也收进了7篇尚未发表的文章。这些文章没有发表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报社认为不宜发表，二是有些已完成初稿的文章由于李浩明生病而放弃发表。那篇尚未发表的《GDP啊GDP》是篇幅较长的一篇随笔，当时是应《解放日报》之托而写的一篇散文性经济学随笔，主要是回顾一下自己从事GDP统计以来所发生的故事。《解放日报》本来想出一本经济学家随笔录之类的书，不知什么原因，后来这本书没有出，我就把这篇文章收进了这本集子，并成为本书的书名。

我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财经大学是我的母校，母校情结难以替代；另一方面我很欣赏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出版风格，以及熊诗平社长和曹均伟总编辑的出版眼光，他们出版的《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是我阅读得最多的专业书籍。正因为如此，我的大部分教材也都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很高兴这次出版社将我的这本集子收入《财经人生文丛》。

石良平

2005年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