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在社会学及政治学中最普通的定义，是指一个人根据其意愿而对他人的行为加以控制或决定的能力。在中国古代，这种权力常常是无所不在的。本书带你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看看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官僚老爷是如何使用权力的?他们"为民父母"，行政事务要管、经济财政要管、日常礼节要管、断案要管，……

《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一书是1988年首次出版的，当时印了两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由于阴差阳错，这本书一直没有再印。这次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再版，我仅代表作者向天津古籍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们的先导，我们不敢说是《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续篇，但我们作为后来者主观上是力争接着做的。如果说我们的书有什么新意，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我们是围绕“专制权力支配社会”这一思路展开论述的。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或日“王权支配社会”)这一看法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逐步形成的，我当时一方面努力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除写了一系列文章外，1984年出版了拙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另一方面花费相当的精力研究战国、秦汉的社会阶级和身份。在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中，专制君主这个庞然大物凸现在我的眼前。

先秦时期的哲人一面异口同声呼唤圣王出世，一面又把无限权力交给圣王。圣王虽然与现实的王有别，但在理论取向和事实上是对现实王的肯定。春秋战国诸子的政治理论对王权支配社会作了全面的论证，奠定了此后两千年的思维范式和思路。我对战国、秦汉时期阶级、身份以及后来封建地主生存条件的研究，在经济上证明了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和阶层，主要是权力分配的产物，特别是那些官僚地主，主要是靠权力来维系的。我们多数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官僚地主”是古社会主导地位的阶级，而“官僚”正是“地主”的前提和主要依据。至于政治制度上的特点，史学界公认是君主专制体制。基于上述理由，我得出了“王权支配社会”的结论。

这一判断最早是在1983年于昆明举行的“中国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会议主办单位是《历史研究》编辑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论中国封建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及其生态特点》，文中提出地主阶级的主干——官僚地主产生与再生道路主要是由政治权力分配社会资源而形成和维持的。文章提出“政治特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暴力和政治虽然不能创造出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经济关系基础上，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封建地主成员的命运及其存在形式”。此论一出即受到一些朋友的批评，说我的观点是杜林“暴力论”的翻版，早已被恩格斯批判的体无完肤云云。这种批评在当时是很严厉的。我绕开这种责难，在历史事实上请求驳正，他们无言以对，这增加了我的信心。从整体上说，我不赞成政治决定经济关系，但我认为不能忽视政治权力在经济中的地位与特殊作用，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在社会资源分配等等方面，它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尤为突出。如果只用经济分析，根本无法说明大量的事实。马克思十分重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超经济强制的意义，我们所做的就是把超经济强制视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体制和观念。为了更详尽地阐发上述观点，我邀汪茂和、王兰仲同志一同撰写了本书。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是真正的志同道合，所以是一次成功的合作。

专制权力支配社会在中国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形成了一套体制，也形成一种文化心态。我们要从这种体制和心态中走出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为了走出来，首先要正视历史，确定历史转变的起点。我们经常说要了解和熟悉国情，而历史就是国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这本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本国情备忘录。欲了解中国国情者，应该翻阅一下本书!

刘泽华

2005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