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灵游走世界，笔下的风景因此有了生气。作者张志雄穿越亚欧大陆，用他感性和理性紧密交织的笔触告诉我们说：巴黎其实有两个，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梵蒂冈是世界上“精神密度”最高的国家；埃及的金字塔是赢过时间的建筑奇迹。本书涉及法国、德国、意大利、土耳其等10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古迹、民风，不仅涵盖了大量真实的故事，还有相当丰富和翔实的史料。“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者游走在时空的边缘，行走了何止万里路。而阅读此书的我们，能够足不出户就与作者一道走走停停，看尽异域的景致风物，岂不美哉？

法国

地下巴黎/2

巴黎的墓地/6

曾经花样的蒙马特/10

到普罗旺斯去/12

法国的教堂/24

于连的后代/32

德国

柏林的痕迹/40

教堂中的歌声/47

德国浪漫之路/49

洗澡吧洗澡/50

童话国王和他的城堡/59

意大利

佛罗伦萨的气息/70

艺术的盛筵/74

传奇家族/75

罗马印象/80

水中的桑塔露其亚/82

梵蒂冈

弹丸之地/95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皇/96

梵蒂冈博物馆/97

西斯汀教堂/100

圣彼得大教堂/102

埃及

赢过时间的金字塔/106

往事繁荣/111

动辄五前千年/116

重重城池/121

土耳其

翻云覆雨的历史/128

蓝色清真寺/137

博斯普鲁斯海峡风云/139

在土耳其浴中圆满/141

印度

差点让我吃闭门羹的印度领事馆/144

“个性恣意”的导游/144

纷繁复杂的宗教和政党/146

印度历史上的大放光明/148

多元还是繁琐/150

失落的甘地墓/151

尼泊尔

婆罗门导游/156

加德满都谷地/158

窗户内外的活女神/160

三个国王的敬神竞赛/161

鱼尾峰下的博卡拉/164

日本

九州名汤/167

熊本阿苏火山/169

温泉犹犹如刚倒进杯子里的生啤/170

怀石料理/172

末代武士/173

泡汤泡到得意处/177

韩国

割不断的历史/180

新罗王古国/184

融合历史的济州情调/188

我不清楚莲花是否典型的印度人，但他肯定是个典型的印度人民党党徒。我们到达印度的时候，正值大选尾声，阿格拉大街小巷彩旗飞舞，竞选似乎进入了白热化，我们自然也会问莲花一些关于印度政党和政纲的问题。

莲花支持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而且非常狂热。他宣扬人民党的时候，口吻像拉票，直指国大党是印度经济停滞和腐败的象征。莲花又大赞人民党的经济成就：“新德里市政建设这5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外国人重返印度都认不出来了。泰姬陵大门外的一段路过去肮脏无比，现在可是好多了。”我过去没有来过新德里，不知有何变化，但城市的绿化相当好，可以媲美欧洲的城市。但通往泰姬陵的那条道却说不上干净。

莲花又说，在国大党统治的前40年印度经济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明显是在抹黑。其实在1951—1980年的30年中，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确实不高，只有3.5％。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已达5.6％。到了1991年，印度出现外汇危机，美元储备只有10亿美元．是在国大党的曼·辛格主持的经济改革下，经济增长率从1991—1992年度的不到1％，上升到1994—1995年度的7.2％和1995—1996年度的7.1％，外汇储备上升到170亿美元。

1996年，国大党下台，人民党联合政府执政，继续经济改革。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以及自身政府不稳，印度经济增长率由1996—1997年度的7.8％降至1997—1998年度的4.8％．2000—2001年度为5.4％。印度只是这两年经济增长率又迅速成长，到了2003年第四季度其增长速度为10.4％．而外汇储备突破了10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服务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增长速度为6.7％和7.8％，要比70年代的4.4％高出许多。20世纪90年代的工业增长率为5.7％，要比80年代的7.1％低，但比70年代的4.1％要高。相形见绌的是农业部门，20世纪90年代只有2.8％，但印度这方面数据一直偏低，最高的80年代才3.6％。

关于这次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竞选，我首先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的狭隘性．这又恰恰是许多人士很少分析到的。我也是从莲花那儿获得强烈的感性认识，他当然是个印度教教徒，可公然表现出对其他宗教信仰者的蔑视让人吃惊。

在莲花的眼里，只要穆斯林人在哪儿，哪儿就搞不好，印度也一样。“印度北部没有南部发展得好，就是因为穆斯林人多”。到了阿格拉堡时，莲花忍不住对莫卧儿王朝的生活方式大加挞伐，内容粗俗不堪。而且，莲花对锡克教也颇有看法。

印度是个多宗教的国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宗教都在印度生根发芽。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均起源子印度，而主要的世界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所罗亚斯德教等在印度都有自己的信徒。据2001年的人口普查记载．印度教信徒超过8亿，伊斯兰教是印度第二大宗教，信徒已接近1.2亿。基督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人数分别为2400万、2000万，800万和400万。

说到印度教，不能不提到它的圣物——牛。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牛群和牛车，但只有在印度和尼泊尔这样有大量印度教教徒的国家，才会发现牛在街上那种“不卑不亢”或悠然自得的境遇。这多少体现在一种称之为“流浪牛”的身上，它们在大街上风餐露宿，最大的特征是瘦，瘦得皮包骨头，这在其他地方一般看不到。在1996年，印度的黄牛超过2亿头，水牛是8000万头，现在总量恐怕超过了3亿头，是世界上拥有牛最多的国家。前几年欧洲闹疯牛病，大量牛群被消灭，印度人难受得要命，要求政府将这些牛引渡到印度来。印度政府20世纪60年代末搞了个“白色革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产牛奶国，仅次于美国。20世纪末，印度人日均牛奶消费早已超过200克，是中国的好几倍。  顺便一提，在古印度教典籍中，能与牛分享甚至超越其神圣地位的事物是黄金，这也就是今天印度是黄金最大消费国之一的原因。

锡克教创始于16世纪初，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信徒有五种标志：戴长梳缠头巾，蓄长须留长发，穿短裤着长衣，手戴铁镯和身佩短剑。现今的锡克人主要聚居在旁遮普邦，擅长子农业、军事和商业。国大党的新任总理曼·辛格便是锡克教徒。

耆那教以绝不杀生和极端苦行著称，它和佛教产生于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和同一背景，但要比佛教更为极端。圣雄甘地受该教影响明显，如几近裸体游方僧的生活和经常绝食等。

各类宗教要在一地相互融洽，并不容易。

1947年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立出来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宗教冲突时有发生，如1992年和2002年的两次冲突，都有近千人丧生。而锡克人也是一再骚乱，最著名的一次是1984年政府军攻入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金庙，伤害了锡克人的宗教感情，守护英·甘地总理8年的两位锡克卫兵杀害了她。

当年的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深知宗教冲突的危害，圣雄甘地因为阻止巴基斯坦分立可能造成的暴力，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枪杀。英·甘地总理的父亲尼赫鲁作为新印度的首位领导人，顶住了不少人要求宪法体现印度教政体特征的巨大压力，极力主张建立世俗政体，保护所有宗教，给每个宗教以自由，反对建立国教。

印度不仅宗教种类繁多，政党数目也是世界之最，早在1999年8月，印度政党总数达到712个，其中全国性政党7个，邦一级政党49个。

印度党派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选举标志五花八门，油灯、手表、缝纫机、汽车、飞机、拖拉机、老鹰、鸽子、花卉、衣食住行什么都有。主要是因为印度选民相当一部分是文盲，需要用最精练的符号来概括政纲和目标。国大党的标志是一只“手”，表达用手投票的喻意吧(反对国大党的导游莲花则戏谑这标志是”一手遮天，什么都想占有”)。印度人民党的标志是“莲花”，是印度国花，也很有印度教的象征意味。我在阿格拉大街小巷中看到最多的政党标志是“自行车”，向导游询问其名字和情况，莲花不知有意还是无意，就是不答。不过我后来体悟到，在一个至少40％的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国家里，拥有一辆自行车完全可以成为很多人的奋斗目标。

        P146-P148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我天生有缘。

记忆中最早的“行路”是和妈妈从上海到牡丹江探亲，一路中转，要三天半才能到达。那次行路留下的印象是我在火车上的呼呼大睡和下车后看到的莽莽森林。我独自旅行是10岁时去连云港，正值唐山地震后，各地人心惶惶。当时政府约定，若发生地震，将鸣响大炮警告。一日深夜，忽听一声巨响，大家赶紧冲出房门，仓促间，亲戚把我送上运化工原料的卡车，从连云港到了南京。虽说宁沪两地“近在咫尺”，可当时一个人乘车返沪也颇费周折。高中时常随船队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一路走走停停，听船员生活琐论，看路边景致风物，自觉颇有情趣。大学毕业初进入青春苦闷时代。一日突然向单位请假，半夜去往杭州。次日在西湖的游船上遇到两位要去山东的卡车司机，竞登上他们的车子来到山东曲阜，拜过孔庙后又到了泰安，夜登泰山以观日出。在泰山顶上硕大灿烂的朝阳下，与一位天津大哥谈人生，终有所悟而返家。

回想起来，这种种游历还都是简单的行路。后来当了记者，有机会遍访全国。走的地方多了，就发现与许多景物在书本上都已神交，身临其境时不由得就有了“他乡遇故”的感觉。我在中学时代受够了应试教育的苦处，于是上了大学后博览群书，并将这个习惯一直坚持至今。幸运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文化热兴起，我狂啃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史哲，有时一天同时读五本书，废寝忘食。我牢记读中学时李平钧老师的教导，“读书要早，否则年纪大就读不进去了”。他是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弟子，现在想来，此言真是不差。

为了切实地用心感受沿途景致，我喜欢自个儿到处闲逛，不拘一格。这样到了三十多岁，祖国大好河山玩得差不多了。于是开始计划环球旅游，去体验那些早已了然于胸的异域风物。

也许是远隔重洋的缘故吧，与国外那些“熟知”的景物每次相见更让我有所触动。即使我已经读过不少西方艺术史，看过许多照片，但每次真正看到原作，总是另有一翻滋味涌上心头。尤其有些建筑园林，你不身临其境，很难体味其中妙处。我曾两次去法国的凡尔赛宫，琢磨这个欧洲园林典范的境界，参悟曾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尤其是第一次，玩到一半，赶上倾盆大雨，我和一位路遇的香港朋友在泥泞中狂奔，领略到凡尔赛旷地的狂野。顺便一提，我最难忘的是独自一人旅游所碰到的游伴，他们往往也是独自一人，两人一投缘，成为一天或半天的游伴，聊天吃饭，相知得很。游览结束后，却又各奔东西。也许永难相见，心中反而多了份莫名的留恋。每当提及那些游玩，就不由得想起他们。他们的睑和名字其实早已忘记，但总有一种特殊的友情留存下来。与此相比，后来随旅游团游玩就如同在一个小社会中，风味又完全不同。

真正决定把这些游历写下来，还是为了应约。2003年，《Value》杂志开办一个有切实感受的、指导性的消费文化专栏，需要约稿。踌躇再三，觉得自己多年的“用心游走”确有一些真实的体会，也有与人分享的价值，遂接下此任务。但写这些文字给了我新的压力。不仅要一如从前做好出游前的“读书准备”，回来后还要再翻阅大量的书卷进行考证，才能写出比较准确的文字来。我惊异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导游介绍的故事都与事实有极大的出入，哪怕是看上去水平很高的导游。也许导游的任务就是要让游客感到有趣，或者用任何办法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可以了，并不在乎介绍的史实是真是假。结果我回到中国，还要查阅大量的书籍，自己做一回导游，把查实的故事讲给读者听。这么一来，我倒以另一种形式、另一种感觉重温旧梦。

我也知道，用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写法在国内并不多见，因为我追求的不仅是有趣，而且要真实。在这方面，我很佩服林达所著的《一边走来一边读》和《带一本书去巴黎》，他比我用的心思多，也比我写得好。另一方面，与时下流行的一些“文化游记”相比，我的文章又要好得多了。朋友知道我要写印度，便告知是否看看某著名作家有关的文章。我读过，大为惊诧。这哪像一位文化学者的游记啊？他洋洋洒洒地在发议论，却鲜有对事实的观察分析，空洞无物。这种文章不必亲临现场，在家里也可以写。因此，在一个浮躁的时代里，我确信言之有物的文字才是有些意义的。

最后，我愿将这本多年用心写就的书献给大学的两位老师——一位是严伯超教授，他劝导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另一位是几个月前因心脏病突发、英年早逝的刘健先生，当时他送给了我大量书籍，满足了我贪婪的求知欲。

            2004年10月22日于浦东花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