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根据对国外研究的了解及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的特性，对宗教信仰者及其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及其制度、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结合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论述及介绍；还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的状况和变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某些思考与展望。

代序………………………………………………………………1

伊斯兰教研究

伊斯兰教简论……………………………………………………3

伊斯兰教的信仰与制度…………………………………………58

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83

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122

伊斯兰社会运动浅析……………………………………………151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174

伊斯兰教在中国…………………………………………………188

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220

试论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的特点………………………260

从马启西联想到西道堂今日所走的道路………………………285

宗教社会学研究

宗教及其特征……………………………………………………295

信教者及其宗教活动……………………………………………322

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364

论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377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宗教问题……386

当代中国宗教的新现象…………………………………………405

当代世界宗教与发展趋向………………………………………414

新兴宗教等的研究

《当代新兴宗教》前言…………………………………………437

新兴宗教特点及成因……………………………………………442

当代恐怖主义活动与邪教极端行为……………………………452

继往开来，开创宗教研究新局面………………………………460

主要著作目录……………………………………………………475

兰教简论

伊斯兰教产生于7世纪初的阿拉伯半岛。我国旧称回教、天方教或清真教。它主要流行于亚洲、非洲，特别是西亚、北非、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各地。20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也有了传播。在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中，伊斯兰教徒(穆斯林)约有75 000万，教徒人数仅次于基督教。穆斯林在亚非40多个国家中占全国人口的多数。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中，伊斯兰教被定为国教。70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国家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的愈益重要的作用，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勃兴，伊斯兰教呈现出发展的趋势。

穆罕默德及伊斯兰教的兴起

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是一位伟大而杰出的历史人物。他于570年出生在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麦加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麦加位于从也门到叙利亚的主要商道上，居民是古莱氏部落人，大都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穆罕默德所属的哈希姆家族在麦加虽有一定权势，但处于次等地位。他的祖父阿布杜·穆塔里布是麦加圣殿(克尔白)的管理人，颇有人望；父亲阿布杜拉是贫穷商人，在穆罕默德出世前死于经商途中。穆罕默德6岁时又丧母，由祖父抚育。两年后祖父去世，伯父阿布·塔里布收养了他。穆罕默德早年放过牧，还随伯父参加商队到过叙利亚等地，并接触和了解到基督教和波斯宗教的情况。25岁时他受雇于麦加富孀赫蒂彻，替她赴叙利亚经商，返回后深得她的钟情并成婚，从此生活走向富裕、安定，为其日后的创教活动提供了条件。

穆罕默德生活在半岛上阿拉伯社会历史大转折的时代。当时半岛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很不平衡。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自然条件和气候较适宜农业生产，也门素有“阿拉伯福地”之称，远在纪元前1000 —200 0年问就有过较发达的文明。米奈人、赛伯伊人和希木叶尔人都曾建立过奴隶制的王朝，由于各种原因在伊斯兰教产生前已衰退，各个王国已不复存在，人口大量迁移。在北方，曾出现过一些阿拉伯小王国，但先后成为邻近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藩属。半岛中部地区，社会进程大大落后于南部和北部地区，社会经济以畜牧业为基础，游牧民(贝都因人)逐水草而居，生活在绿洲中的居民从事较原始的农业。由于阿拉伯半岛地扼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在纵贯整个半岛的主要商道上，麦加、雅兹里布等城市随贸易和商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城内的手工业也有了发展。大体上说，中部地区正处于氏族制社会迅速解体、阶级社会逐渐形成的过程中，而沙漠草原地区的进程则相对缓慢。

麦加城市居民中，由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财产的分化：一端是拥有奴隶、牲畜、钱财的贵族；另一端则是日益贫困，失去部落有效保护的贫民和奴隶。部族内部成员间靠血缘关系维系，聚群而居。部族领袖主要职责是维护部族的安全、团结，但不具有行政权。部落问互不统一，各行其是。氏族部落问、游牧部落和从事商业的定居民间为争夺水草、牲畜、商道、货物和财富不时发生械斗，相互残杀，抢劫和掳掠成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行径，血亲复仇几乎成为一种风习。历史上竞发生这样的事情：两个部族为赛马夺标发生争执，大动干戈达数十年之久。P3-4

也许读者会感到奇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部分学术委员的文集是自序，而这本文集却是代序，而且文集篇幅也偏小。这种情况的出现实属无奈，因为我的丈夫戴康生患癌症于2003年4月9日去世。他生前曾在哪些杂志上发表过文章，我也搞不清楚，因此只能以我现在所掌握的几本书以及在社科院网页中能找到的几篇文章为基础，从中选出  一些作为他生前的文集；与此相关的是他的自序也只能由我代序了。由于我多年来从事的是基督教研究，与他搞的专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把握他的学术研究特点与创新就比较难了，这篇代序写出来肯定要比他自己写大为逊色。但无奈之下也只有如此了。好在有此机会，能将他的部分著作与文章集中于一书，便于后人对他的纪念，也就达到目的了。希望他在天之灵得到慰藉。

回顾戴康生的一生，其学术生涯较为简单。自196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便留校在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当老师，主攻阿拉伯哲学。此后曾全脱产专去北京牛街伊斯兰经学院学习了一年的《古兰经》，这为他以后从事伊斯兰教研究打下了基础。1964年经毛主席批示成立宗教研究所，由任继愈先生任副所长(所长为当时北大校长陆平兼)，北大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原班人马为宗教研究所的班底。戴康生便成为宗教研究所的几大元老之一，从宗教所筹建到建立以及其后的发展变化，他都经历了。他的研究方向也因宗教所的发展而几经变化。大体而言，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一是伊斯兰教研究，这一时期大体上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自196()年毕业后，戴康生因研究阿拉伯哲学的需要而与伊斯兰教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64年宗教研究所成立后，他自然也就专攻伊斯兰教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属于四旧，自然是打倒的对象，宗教研究当然也就不必要了。宗教研究所也与当时学部其他各单位一样，整天打派仗，随后便是抓“5．1 6”分子，再接着便是大批人员下干校，继续搞运动，直到1972年返京，才陆续恢复研究工作。工作一恢复，戴康生便又拾起了老本行，即进行伊斯兰教的研究。大约是1977年或1978年，三联书店请任继愈先生物色人选，要写一本《世界三大宗教》以满足读者对宗教的了解。任先生当时便想到了黄心川和戴康生，于是将这一任务交给他俩。经分工，伊斯兰教这一部分由戴康生承担。此书于1 979年出版。因该书不仅是“文革”后，也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本系统介绍世界三大宗教的著作，获得有关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影响。虽然此书从今天角度看，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特别是在对宗教的评论方面难免受到“左”的影响，但在当时的境遇中，已是一本相当客观公正的学术著作了。20世纪80年代中，东方出版社又再次邀请他参加撰写《世界十大宗教》中的伊斯兰教部分，此次他所写的内容已完全去除了对宗教那些较为偏“左”的评价，更加客观公正地对伊斯兰教的起源、教义、《古兰经》、圣训、传播与发展、伊斯兰教法、近现代的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等都作了系统的介绍。当时被挑选撰写此书的学者都是国内有关领域中的权威人士，如基督教部分由当时任金陵神学院副院长的陈泽民先生撰写，犹太教部分由赵复三先生撰写，佛教部分由黄心川先生撰写等。此书出版后社会上反响极佳，由此获得了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及中国社科院优秀成果奖。本文集将戴康生所撰写的“伊斯兰教”这一部分收入其中。

与此同时，世界宗教所接受国家教委的委托，承担了为高等院校文科编写一系列宗教学教材的任务，戴康生参加了《伊斯兰教史》的编写工作，承担了其中的“伊斯兰教在中国”一章。此书在出版了十多年之后今年又要再版，说明其有相当的质量。本文集将这章收入其中。在《伊斯兰教史》完成后不久，宗教所伊斯兰教室又组织写了《伊斯兰教概论》，戴康生参加了其中几章的写作。20 世纪90年代在《伊斯兰教概论》的基础上又拓展内容，戴康生与人合作写了一本《伊斯兰教》，承担了其中的第三章及第八、九、十一章，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制度、伊斯兰教与社会生活、近现代伊斯兰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等内容作了系统详细的阐述，这些在我看来可以视为他对伊斯兰教多年研究的结晶，因此我将其中的几章收入了本文集中。中间有一章“伊斯兰教在中国”，从题目上看似乎与《伊斯兰教史》中的有重复，但因写的角度不同，内容也有许多不同，因此两篇均收了，只是在题目上作了少许修改，将《伊斯兰教》一书中有关篇章改为“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

在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我感到他特别是对伊斯兰教的社会运动以及中国伊斯兰教有更深入的研究。我所能找到的有关论文也是主要围绕这两个方面。

在对伊斯兰教社会运动方面，他曾先后在宗教所的《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及西亚非所的《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过有关论文。这些论文的意义我想还是用戴康生自己所写的其中一篇摘要说明吧!

“自本世纪(20世纪)70年代以来，幅员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一直引人注目。特别是西亚、北非地区，位于战略要津，资源丰富，战事不断，政局起伏动荡，成为世界的‘热’之一。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世界反响强烈，该地区政治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伊斯兰世界，普遍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形成对中东和国际局势巨的冲击力。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现象，东、西方的评论家、新闻媒介和学者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若干特点出发，围绕着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①

我想这段话对这些论文的意义已表达得比较充分了。实际上，进入21世纪，特别是“9．11”之后，上述论文中所论及到的这一地区和伊斯兰世界更是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学者研究的热点。戴康生在20世纪80年代所作的这些研究中提出的不少观点至今看来也并未过时，可以说是相当有前瞻性的。特别是他于1989年在《西亚非洲》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更是得到社会一致的好评，有关这点我们可以从200 4年12月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宗教与民族》第三辑葛壮先生写的《20世纪后期国内对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综述》一文中看出，葛壮先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多年的后起之秀，他对戴康生的这篇论文作了如下的评介：

“戴康生在《西亚非洲》(1989年第1期)上发表《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刍议》，他指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较之历史上出现过的同类性质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变化。一是具有国际性，它在伊斯兰世界各国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二是其内容波及‘全方位’，不仅反映在宗教上，且触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他认为该运动在近一二十年来兴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一蹶不振，令失业人口和流动人口大增，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现状不满，其文化程度不高，心理承受力有限，他们普遍转向宗教，反对外来影响，形成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大社会基础。而重振民族精神的社会心理格外强烈，还在于广大穆斯林对昔日伊斯兰教的光荣历史和民族传统有着无限的自豪感，他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广大下层穆斯林用对宗教的热诚来反击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侵蚀，有的伊斯兰国家握有大量的石油美元，为伊斯兰教传播和活动提供物质条件，是该运动的两个客观因素。戴康生指出该运动提出的原教旨主义绝不意味着要人们真正回到中世纪去，而是要透过宗教寻找适应社会发展潮流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金(宜久)、吴(云贵)、戴(康生)等几位都是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中有较大知名度的学者，他们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当时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水平。”②

我想现今在伊斯兰教研究中已颇有名气的葛壮先生的这段评介已很能说明戴康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了。

在伊斯兰教研究中，他的另一个强项是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他与秦惠彬合写的《试论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的特点》。此论文的意义也可以用他们写的论文摘要及论文的结尾加以说明：

“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探索伊斯兰教在我国传播、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是中国伊斯兰教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文仅就我国回族的形成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宗教哲学思想体系、社会伦理道德、教派与宗教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提出了个人的观点。”③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历经唐、宋、元、明等几个朝代，随着回回民族的形成，明末清初便逐渐地显现出一些独具的特性。中国伊斯兰教在发展历程中，为了根植于中国大地，就必须吸收儒家的这个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因而，伊斯兰教在回族中的传播，发生一定的形态和内容上的变化，是不足为奇的。我们认为，这恰恰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特殊品格；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了解中国伊斯兰教史的一把钥匙。”④

中国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十个少数民族，而回族较之其他少数民族而言在我国分布最广，也较有代表性，对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其他民族对他们的了解，也有助于党和国家更重视宗教与民族之问的关系问题，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必须重视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另外也用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回族与儒家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了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本文集中还收入了一篇戴康生写的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派别——西道堂的文章。从正面阐述该教派如何将信仰与爱国相结合，对今天我国倡导的和谐社会很有现实意义。

第二方面的研究是与宗教社会学密切相关的课题，大体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 年代中。由于学科研究的发展，戴康生从伊斯兰教研究转向了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宗教社会学在我国起步较晚，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才开始，至今仍是一门较为新兴的学科。80年代中下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原有对宗教的看法和定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此在理论界对“宗教是什么”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有一批学者对“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一从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宗教的定义提出了质疑，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对宗教每每实施极“左’’的路线就是因为这一宗教定义造成的。他们指出对宗教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有违马克思的原意的。它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更不能将它视为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全部基石，恰恰相反，它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他们力主马克思所说的，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颠倒世界的反映这一论断，即“反映论” 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理论基石。但还有些学者则仍坚持固有的认识，由此引起了学术界称之为“鸦片战争”的大争论。

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对宗教采取什么态度、制定什么政策的大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所由戴康生和彭耀两人牵头于80年代中下期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宗教社会学，，这一课题。课题组于80年代末先后分赴天津、河南、浙江、福建等省市进行过三次社会调查，通过发放问卷，与宗教界人士、一般信徒和宗教工作者分别举行座谈会，取得了有科学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和统计数据，为这一研究奠定了基础。经几年的努力，课题组最终写出了《宗教社会学》一书，成为我国第一本完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宗教社会学方面的著作，但由于出版方面的拖延，此书直到2000年才出版。

此书内容分两部分：一是根据对国外研究的了解及中国社会与中国宗教的特性，对宗教信仰者及其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及其制度、宗教的社会功能、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结合西方宗教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论述及介绍；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的状况和变化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并在其基础上提出某些思考与展望。迄今为止，在学术界都公认这是我国在这一领域中写得最好的几本书之一。此书于2002年10月获中国社科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作为课题组的第一负责人，戴康生对此书的出版下了很大的功夫，全书的统稿工作王要由他进行。他除了撰写有关的第二、三章，即“宗教及其特征 ” 以及“信教者及其宗教活动” 外，还几乎彻底修改了第四章“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实际上这一章可以视为是他所撰写，但我在本文集中并没有将此章收入，而只收了第二、三章中的有关内容。  此书对建立中国的宗教社会学的理论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戴康生在这方面当然也不例外，我们从他所撰写的“什么是宗教” 这一节中就可以看出。他首先从分析西方宗教社会学各流派对宗教的定义人手，进行比较和判断，最终论证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才真正深刻地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即“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这一论证实际上否定了“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种容易引导人们在宗教政策上犯“左”的错误的论断，有力地支持了提倡“反映论”是宗教理论基础的学者们的意见。

就在《宗教社会学》陆续完成之际，戴康生和彭耀两人又参加了江流组织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系列丛书》的撰写工作。当时江西人民出版社要求他们撰写一本《社会主义与中国宗教》。此书是理论性与政策性极强的著作。戴康生撰写了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当代世界宗教与发展趋向、中国宗教的新现象等部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强调“宗教是对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异己力量的幻想的反映，表达了人们对所信奉的超自然力量的依赖、崇敬与投靠”，宗教是“一种特定的感情与体验，能满足某些人们的心理需要，是人类一种复杂的精神生活”，“宗教是人类的一种文化现象”等等，这些阐述对进一步纠正长期以来我国在宗教上实施“左”的路线提供了理论依据。不仅如此，戴康生还对自然、社会、文化、认识及心理等造成人们具有宗教信仰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宗教不仅必然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由此他论证了社会主义中国必需制定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提出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宗教问题关系到千百万群众，宗教工作历来在党和政府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宗教界是党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对于保持国家的稳定、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推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他对当代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宗教的新现象作了前瞻性的透彻的分析。此书无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在现实意义上都是当今有关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不可多得的好书。此书出版后受到各方面的好评。据负责这套丛书的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位女编辑说，她认为，这本书是这套丛书中写得最有水平的书之一。我将此书中戴康生所写的有关内容收入了本文集之中。

第三方面的研究领域是新兴宗教。这一工作是从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国外对新兴宗教的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如火如荼，而我国则从90年代中才起步。戴康生与宗教所一些同事看到了这一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法轮功事件出现后，他们更感到作为宗教学者有义务有责任开展对新兴宗教，包括邪教的研究工作。由此他牵头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当时课题组决定，鉴于“新兴宗教”一词对我国读者而言完全是个新名词、新概念，为使中国人对新兴宗教有所了解，先编写一本《当代新兴宗教》，对什么是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特点与类型、现代社会与新兴宗教等基本概念与情况，以及国外及台湾的一些较有影响的新兴宗教(包括邪教)逐个进行阐述和介绍。戴康生对此作了大量的组织和统稿工作。本文集虽只收集了他在《当代新兴宗教》一书中所写的前言，但他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是亲眼目睹的。此书出版后，他又与课题组成员积极筹划对新兴宗教作进一步的理论探讨。正值此时，“9．11”事件发生，全世界对恐怖主义都高度重视，戴康生“在人们关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时候”，他又开始思考“邪教的极端行为同恐怖主义有什么关联”的问题⑤，由此写了有关论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党校要编写一套教材，其中有一本是《当代世界民族宗教》，约请戴康生撰写一节“新兴宗教的发展”，在此文中他简明地阐述了新兴宗教及其特点，新兴宗教兴起和发展的原因，当代新兴宗教与邪教的关系以及邪教的一些特征。这两篇论文篇幅都不长，但探讨的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因此我均收入了本文集中。

当然戴康生参加撰写的文章和书籍绝不只有上述这些内容，据我所知，他还参加了《伊斯兰教面面观》及《宗教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社会科学新辞典》、《哲学大辞典》、《伊斯兰教辞典》等大型辞书的撰写工作，其中不少词条都是国内学界首创或首次引入的，有相当的难度。这类文章或词条自然不适合收入本文集，但我想对他的文集感兴趣的读者也很可能会对这些工具书感兴趣，因此顺便将这些书名介绍一下。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戴康生开始急剧消瘦，到年底，他明显地感到体力不支，连骑短途自行车都感气喘。我数次提出要他去医院检查，他都不肯，一则是因为与我们共同生活多年的老父亲得病住院，作为孝子，他每天都要往医院奔波探视，因而无暇再顾及自己；再者，如何使新兴宗教的课题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下去，这始终是萦绕在他心间的一件大事，因此他从不将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2002年3月初，他为新兴宗教课题的研究再次出差上海，与上海有关课题组成员协调并决定了召开讨论会的日期。就在他出差前后，由于我的力促，他总算答应去医院检查一下，谁知等待他的竟是小细胞肺癌已到达第三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淋巴，几乎是当场被“判了死刑”。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充满乐观精神去面对死神，一次又一次去医院接受令人难以忍受的化疗和放疗，经过一年多时间与疾病顽强地抗争，最终仍未能战胜这万恶的小细胞肺癌，于2003年4月离我而去。尽管如此，他在我国这项开拓性的宗教研究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却是有目共睹的。

综上所述，戴康生自1960年大学毕业直至他200 3年去世这四十多年问所从事的学术研究都围绕着宗教，包括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四年，所研究的阿拉伯哲学也是与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在学术生涯上，他可以称得上是位始终如一地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这样的学者在宗教研究所有一定的数量，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学术研究都有着一种孜孜不倦的追求。不仅如此，戴康生还乐于为他人的研究作铺垫工作，这种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段 琦

2005年1月注释： ①参见《西亚非洲}1989年第1期。 ②葛壮：{20世纪后期国内对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综述》，《宗教与民族》第3辑，2004年12月，第264页。 ③参见《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 ④《试论伊斯兰教在我国回族中传播的特点》，《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 ⑤戴康生：《当代恐怖主义活动与邪教极端行为》，《再论邪教》，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