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字明允。南宋以来，多称苏洵号老泉。但《石林燕语》卷十云：“苏子瞻眉州谪黄州，号东坡居士，……晚年又号老泉山人”；明人黄燦、苏炜《重编嘉祐集纪事》载马元调语云：“老泉固子瞻号也，吾尝见子瞻墨迹矣，其图记曰‘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合为一章。且欧（阳修）、曾（巩）诸大家所为志铭、哀挽诗具在，有号明允以老泉者乎？”，可见老泉为苏轼号而非苏洵号，但长期以来以讹传讹，一般人仍以苏老泉为苏洵。他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终年五十八岁。
苏涣进士及第时，苏洵已经十六岁。正是在苏涣进士及第的影响下，苏洵也参加了下一届即天圣五年（1027）的进士考试，但未及第。欧阳修《苏明允公墓志铭》说：“（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二十七岁之后“岁余”，表明是在二十九岁时；“再不中”，说明苏洵在二十九岁之前还曾举进士；可惜欧阳修未明确交代苏洵初举进士的时间。但是，苏洵的《送石昌言使北引》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
程、石、苏是当时眉山的三大家族，其后皆有人在外作官，并有姻亲关系，苏序幼女适石扬言，石扬言与石昌言为兄弟，故苏轼有“亲戚”之语。司马光《石昌言哀辞》说：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举进士，伦辈数百人，昌言为之首，声震西蜀。四十三乃及第。及第十八年知制诰，又三年以疾终。光为儿时，始执卷则知昌言名，已而同登进士第，与昌言游凡二十年。
考《司马文正公年谱》，司马光与石昌言“同登进士第”在宝元元年（1038），逆数四十三年则石昌言当生于至道二年（996）；年十八举进士则当在大中祥符六年（1013）。于此可见：（一）“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昌言举进士在大中祥符六年，时苏洵五岁。（二）“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可见苏洵少年时代也曾为应试而学习。（三）旧时学“成”与否，一般当指是否科举及第。所谓“未成而废”，即指进士未及第而废学。石昌言于宝元元年进士及第，时苏洵年三十。设苏洵十八岁初举进士不中，到石昌言进士及第为十二年，与“后十余年，昌言进士及第”正合。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这说明苏洵从十九岁结婚到二十七岁发愤苦读这段时间，皆游荡不学，再未参加进士考试。否则其妻就不会“耿耿不乐”，“忧我泯没”了。据《宋史·仁宗纪》载：“天圣四年（1026）五月己卯，诏礼部贡举”；“五年（1027）三月戊申，赐礼部奏名进士、诸科及第出身一千七十六人。”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当属这次贡举。
苏洵初举进士不第返川之后，同程文应之女结了婚。在眉山，程、石、苏三族中，程家最富。程氏之祖程仁霸，曾摄录事参军；父程文应，官大理寺丞；兄程溶与苏洵之兄苏涣同科进士及第。与程家比较起来，由于苏序好施舍，家财时而耗尽，生活并不宽裕。程氏由巨富之家来到相对比较贫寒的苏家，毫无傲慢或不满之状。苏洵的祖母“老而性严”，家里人走路脚步重了，都要受到呵斥。但年仅十八岁的程氏却能顺适祖母之意，得其欢心。有人对程氏说，你娘家不乏于财，以父母之爱，求其帮助，不会不答应，“何为甘此蔬粝，独不可以一发言乎？”程氏认为，她求助于娘家父母，自然会得到资助；但为了不使人笑话苏洵，说他靠人资助才能养活其妻，她宁愿过“蔬粝”生活，也不向娘家求助。她所唯一担忧的，是丈夫苏洵的“游荡不学”，将会一事无成。但程氏是一位沉静贤惠的女子，虽有这种忧虑，却从未向苏洵表露过。
当时不仅程氏为苏洵的前途忧虑，亲戚邻里也为此忧虑，只有其父苏序很放心。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壮犹不知书。职方君（苏序）纵而不问，乡党亲族皆怪之。或问其故，职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曾巩《苏序墓志铭》说：“君之季子洵，壮犹不知书，君亦不强之。谓人日：‘是非忧其不学者。’”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先生（苏洵），其（苏序）季也，已冠犹不知书，职方不教，乡人问其故，笑曰：‘非尔所知也。’”苏序对苏洵“游荡不学”的态度是“纵而不问”；人问其故，他或“笑而不答”，或说“非忧其不学”，甚至说“非尔所知”。苏序对苏澹、苏涣是“教训甚至”，为什么对苏洵却“不教”，“纵而不问”，并对其未来充满信心呢？这是因为苏序对苏洵很了解，他颇有大志，不愿为声律句读之学所束缚；所谓“游荡不学”，对书本知识来说，固然是“不学”，但对社会知识来说，“游荡”也是一种学习，可增加同社会的接触，了解时弊。加之苏洵“为人聪明，辨智过人”（曾巩《苏明允哀词》），只要他下决心静下来苦读，是不难“大究六经百家之说”的。苏洵后来曾说：“知我者惟吾父与欧阳公也。”（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苏序确实很了解苏洵的特点，善于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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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我曾陆续撰写了《苏轼评传》、《苏洵评传》、《苏辙评传》（以撰写先后为序）。我写《苏轼评传》，完全是出于不平。在一九七五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把苏轼定为儒家、反动派、顽固派、典型的投机派。骂苏轼为儒家，我无所谓，即使当时正在崇法批儒，但在我心目中，儒家未必不如法家；骂苏轼为反动派，我也无所谓，这是政治问题，时过境迁，立场一变，结论也会变；骂苏轼是顽固派，我更无所谓，因为顽固也可说是立场坚定，是“不可夺者，蛲然之节”（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的另一种说法，是“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林语堂《苏东坡传》）。但骂苏轼是“投机派”而且“典型”，我就完全不能接受了，因为这是人品问题。投机者，迎合时机以谋取个人私利是也。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进用可必，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锒铛入狱。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苏轼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苏轼《定州谢到任表》）。世间哪有这样“不合时宜”的“典型投机派”呢？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决心系统研究苏轼，并写成了《苏轼评传》。苏轼同历史上任何一位有贡献的人物一样，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主张革新政治，但又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和变法实践；他主张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但更为关心的是怕这种侵扰引起人民的反抗；他比较关心民间疾苦，在地方上为人民做过不少好事，但对人民的反抗又主张并实行坚决镇压。这一切都是为了宋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个根本出发点上，他同王安石实际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只是在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宋王朝的统治。王安石变法在当时条件下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决不能因此就不敢充分肯定苏轼。王安石变法本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怎么能以王安石为标帜，因为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就全盘否定苏轼呢？苏轼一生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说他在仁宗朝主张变法，神宗朝才反对变法，哲宗朝又改变了对新法的态度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而且必然会导致苏轼是“动摇的中间派”的结论。为了肯定苏轼，就来尽量缩短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时间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应该如实承认苏轼一生都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一生也都主张革新，只是具体的革新主张与王安石不同而已。他一生不仅在文学的各个领域颇富革新精神，而且在政治上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丰财”、“强兵”、“择吏”的革新主张，并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宋王朝的“丰财”、“强兵”、“择吏”，为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做了不少工作。他一生光明磊落，直言敢谏，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正如刘安世所说，“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高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不容于元丰，在元佑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宋马永卿《元城语录》卷上）他一生几起几落，但从不“俯身从众，卑论趋时”（《登州谢宣诏赴阙表》）。因此，我们不能说苏轼是什么顽固派、保守派、投机派或动摇的中间派，而应该承认他基本上属于革新派，比较强调改革吏治，强调渐变，反对骤变，比起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来，苏轼的革新主张具有更多的改良色彩。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发现苏轼同王安石的政见分歧实际上从苏洵就开始了。过去有人说苏洵的《辨奸论》是伪作，但我从苏洵的其他文章以及苏洵同时代人，特别是苏洵的友人如韩琦、张方平、鲜于优等人的言论中，发现大量与《辨奸论》相似的观点，证明《辨奸论》对王安石的不指名批评并非“一反众议”，而是当时的“众议”之一，只是用语更加尖锐而已。于是我在研究苏轼大体告一段落后，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家学渊源，又开始研究苏洵，并撰写了《苏洵评传》。
我在研究苏轼的过程中，还发现苏轼兄弟并非“无不相同”（《宋史·苏辙传》），而是在性格、经历、政治主张、学术观点、文艺思想、诗文风格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不同。为了比较苏轼兄弟的异同，于是我又撰写了《苏辙评传》。《苏辙评传》也可叫做《苏辙兄弟异同论》。
一九九五年我在这三部《评传》的基础上，经过压缩、调整、补充、修改而撰成《三苏传》，并于一九九六年在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了繁体字本。鉴于我在台湾出版的《论西昆体》，由于书价原因，大陆读者根本见不到书。其后我在台湾出书，都事先说好，两岸都将出版，因为古典文学研究著作的主要读者还是在大陆。本书也一样，我同学海出版社社长李善馨先生达成谅解，此书过一段时间还将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可惜李先生现已去世，而此书一直未在大陆出版简体字本。台湾版的《三苏传》共分六十节，这次出版基本上保持原貌，但也有一些修改，包括标题都有修改。台湾版附有附录五篇，这次却有较大增补，并新增了五篇有助于了解三苏生平的附录，兹说明如下：因为至今仍有人误以为苏洵号老泉，故附录了《老泉非苏洵之号》。我本来分别发表过《三苏后代考》和《三苏姻亲考》，后合并为《三苏世系和姻亲述略》，作为附录二。因为古今的苏轼年谱多如牛毛，我未再撰苏轼年谱，故仍保留了原附的《三苏年谱简编》，一则可局部代替未撰的苏轼年谱，更重要的是便于了解同一时间三苏各自在做什么。《苏洵评传》所附《苏洵年谱》，《苏辙评传》所附《苏辙年谱》，是较早的苏洵、苏辙年谱，是这两部《评传》最有价值的部分，现在有了孔繁礼先生为三苏所撰的年谱，本已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孔谱太详，我这两种不足十万字的年谱也许仍便于检阅。《三苏著述简介》、《著者三苏研究编著目录》、《主要参考书目》都是原有的，这次做了较多补叙。因为本书评论的成分仍较大，又为与台湾版《三苏传》相区别，故名《三苏评传》。这就是本书的撰写、修订过程。
有人说爱情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却认为爱情最多只能算文学的永恒题材，理想同现实的矛盾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我研究三苏，常为他们的伟大抱负所感动，也常为他们的理想均无法实现而哀叹。三苏生活的年代，是北宋王朝的全盛年代，也是北宋王朝由盛到衰，危机四伏的年代。在他们生活的一百零四年（1009—1112）里，宋王朝为巩固自身统治，进行过两次大的改革。一是庆历新政，仅推行了一年多就失败了；二是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推行了十多年，围绕熙宁变法的斗争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带来的不是宋王朝统治的巩固，而是北宋的灭亡。苏洵“亲见”了第一次变革的失败，他言庆历新政及其失败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轼兄弟则直接卷入了围绕熙宁变法所进行的斗争。三苏父子都想“致君尧舜”，但他们历仕的五个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总体上说，真可谓“一蟹不如一蟹”，最后竟“致”出了宋徽宗这样的昏君、亡国之君，在苏辙死后十五年北宋就灭亡了。
被誉为有“王佐才”的苏洵，“爵不过于九品”，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宋仁宗读到苏轼兄弟的应试文章，“喜日：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但苏轼从仕四十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贬所度过的，以至他于临死前，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发出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哀叹。苏辙好一些，“爵齿皆优于兄”，位至副相。但在宋徽宗的黑暗统治下，他也只好“闭门不出十年久”，根本不敢再过问政事，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可悲的社会现实和三苏父子的不幸经历都是对他们的美妙理想的无情讽刺。
苏洵曾教育二子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苏轼《历代论序》）苏洵是这样要求自己的，苏轼兄弟也是铭记着这一先君的遗训的。他们在政治上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后，都集中精力于著书立说。他们都很看重自己的学术著作，用苏轼的话说就是：“抚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苏轼《答苏伯固》）但三苏父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影响，却不在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在他们视为“不足道”的文学成就。理想同现实、目的和结果的差距实在太远了！
聊可为慰的是，“经纶不究于生前，议论常公于身后”（宋孝宗《苏轼特赠太师制》），这三位“一时之杰”，终成为“百世之师”。历史毕竟是公正的！
曾枣庄著的这本《三苏评传》共分60章，形式颇似章回体；内容上，则宏括三苏的生平事迹，考证三苏的诗文本事，述评三苏的诗文成就，三位一体，有机交融，组成《三苏传》的文脉。正文之后有10个附录，对正文进行文献性质的补充和考证，如《三苏年谱》、《三苏著述》。
《三苏评传》是迄今为止较全面的有关三苏生平事迹、文学成就、文艺思想、政治理念等方面的集大成性著作。是作者曾枣庄在1996年台湾出版的《三苏传》的基础上修改增补而成，如《老泉非苏洵之号》、《三苏世系和姻亲述略》、《三苏年谱简编》等。本书史事严密，论据精当，文字清通，读之可喜。三苏之为人以及诗文风范跃然纸上，称之为名家精品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