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作者多年来发表的30多篇有关易学的论文基础上写成的，其内容大体考证与论述各占一半。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易学考的内容，主要是对关涉思想史上一些认识是非问题的考证，其中关于马王堆帛书易传和王家台秦简易占的章节，也谈到一些研究方法问题；下篇易学论的内容，主要介绍了《易传》的思想，《周易》的象数与义理，汉易和宋明象数学论以及孔子、王粥、程颐在易学史上的贡献。

与梁韦弦教授相识十年有余。梁兄直率平和，表里不二，不事张扬，数十年如一日，探赜索隐，潜心解读先秦儒典，尤善说《易》，有多部著作问世。今有《易学考论》付梓，鄙人有幸成为最早读者之一。

《易学考论》是在作者近十几年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之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以前曾拜读过梁兄许多大作，也常借会议之闲暇与之交谈，对于梁兄易学见解自谓了如指掌。然系统读完《易学考论》顿感过去对于梁兄易学研究的认识只是一知半解，极为肤浅，则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大作《易学考论》是近几年易学界难得之作。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易学考”，反映了作者深厚而扎实的易学功底和严谨而朴实的学风；下篇是“易学论”，凸显了作者宏大而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而深刻的哲学思维。

就方法而言，梁兄兼顾考辨和论说，值得称赞和倡导。考辩，从事实出发，考镜源流，辨明是非，旨在求真，此为学者应具备的最基本工夫；论说，解读和分析原典，揭示本义，阐发新意，旨在建构，此为学者追求的终极目标。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偏废。然当今学界，或精于考辩而疏于论说，或长于论说而短于考辩，而能将“考”与“论”结合者，鲜矣!更可悲者，有蔽于短而不自知者，以己之长而击他人之短，而洋洋自得。

就内容而言，大作涉及《周易》经传、简帛易学、易学史等诸多问题。在上篇“易学考”中，对于见仁见智的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见解。如作者通过分析古代历法、数学和汉代易学及其相关文献，质疑当今学界提．出的卦气产生于先秦观点，坚持卦气形成于汉代的这一传统的说法。又通过分析先秦文献资料提出新出土《归藏》源于夏商，绝非后人伪造。又提出坤为形声字，作“川”，本之“顺”，“坤”的本义是“地”，许慎所谓“土在申位”不是“坤”本义。在帛书系辞“马”“象”问题上，认为帛书《系辞》以“马”代“象”，是讹写。种种用“马”解说系辞的说法“为悬空猜想”，诸如此类，持之有故，令人信服。

更为可贵的是梁兄关于考据方法之见识：“某种观点见于某一时代文献时，就一定以此文献为这种观点之上限，或者认为这种观点一定早有了，同样都是不可靠的。一般说来，判断某种思想是哪个时代的，首先还要看它始见于哪个时代的文献。至于此前是否已有这种思想观念，这要认真考察并做具体分析。而在考察历史上一些先后有联系的思想学说时，有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即后人的思想学说的建构，必须以前人的东西为资料，我们要将两者区分开来，不能用后人的学说去丰富前人学说的思想内涵。”应当说，学界考辩之所以出现许多不应该出现的观点偏差，不能不说与对考据方法理解相关，因此掌握正确考据方法在学术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

在下篇“易学论”中，梁兄承袭其业师金景芳先生治《易》之思路，对于《周易》经传中人性论、人道观、吉凶观、人文精神、生命力、象数与义理及其易道与天道、人道、神道关系等易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作了现代诠释和阐发。除此之外，梁兄站在史学和易学角度还就宋元易学、伊川易学、王夫之易学及其业师金景芳易学作了论述和评析。其论理，思辨而精微，条理而通达，又富有现代意义。如他提出《易传》中许多“义理绝非脱胎于象数”，而是“多是借象数以言义理”的观点和对于《周易》“要科学适当，既不可虚无，也不必神化”的科学评价标准。又如他把《易传》人文精神概括为“以追求人善良完美为最高理麟信人道正义之价值的精神”和“强烈的变易求通、去故取新的进取发展精神”。并认为《易传》以仁义为主的人道观，“正确反映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根本的必由法则，具有普遍的价值”，“对于维护今日社会稳定与发展同样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易传》以仁义为人道法则，实际上是认为人类社会要健康地生存发展就离不并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合作，也离不开秩序纪律的规范约束”。其宣扬性善论“更深层的主体是表述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和人道的自觉，弘扬理性，强化人们作为人的自觉意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祖先对于人道的自觉和自信，显示出一种积极乐观精神。”等等，这样一系列鲜明而富有创建性观点和具有时代气息的理论，不能不令人回味和深思。

然由于鄙人学识浅薄，在个别问题(如对象数易学理解、定位和评价)上与梁兄还未能完全取得一致，但随着频繁的学术交流，相信一定能达成共识。最后特别说明的是，论年龄、资力和学问，鄙人不及梁兄，为我兄大作作序，深感诚惶诚恐，然蒙梁兄厚爱和重托，故不可为而为之，匆匆略述数语以为序。

林忠军

2003年8月6日于山东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