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问，网络是当代新奇的发明。二者之间的结合产生了一门新学问：网络法学。网络技术给法学及法律的发展提供了前人无法想象的空间，同时也给传统法律理论和法律规范提出了此起彼伏的难题。法律人在新空间里解决新问题，将使老学问焕发新青春，仿佛老树由于嫁接而获得新生机，开出灿烂的花，结出丰硕的果。《网络法律评论》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前景。

  当火星车SPIRIT与OPPORRUNITY发出的信号把火星上的信息清晰地传递给地球时，地球上中国这一隅的人们正在做些什么呢?

时间已经进入了21世纪。遥想秦砖汉瓦流传至今仍不失其实用价值；罗马法学代代承接在现世依然光彩耀人。“不了解历史等于失去了一只眼睛；仅了解历史却等于失去了两只眼睛”，这句上一世纪出自“IP World”上的话，我感到很有哲理。“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古人尚知历史不是停滞的，何况今人。

有幸的是，中国始终有一批人是睁着两只眼睛做事的。其结果是中国的载人卫星也冲出了大气层，这虽然离登月及登火星还有差距，但毕竟在缩小着这个差距。同时，中国的互联网终端用户已列世界第二，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比，我们的差距缩小得更快。

信息技术在中国快速地发展推动了相应的立法与法学研究。不断呈现给读者的《网络法律评论》，正是在这一领域耕耘的人们着眼于现实，着眼于应用，着眼于对策而做出的成果。无论闭上两眼或只睁一眼，均很难在这一领域有像样的成果出来。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俄罗斯国家名义发表的《俄罗斯信息安全学说》就把“信息财产”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财产提出，并号召国人更充分地利用(主要指处理及传递)信息财产。但俄罗斯的“学说”只停留在纸面上，因其并无实际能力充分利用信息财产，故其“学说”的影响并不很大。21世纪初日本在《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重提该“学说”中的上述理论，影响则“响”到了全世界都能听到。原因是日本的“大纲”绝非停留在纸面上，它实实在在地正付诸实施，从而必然影响其他国家，尤其是其贸易竞争对手、近邻中国。

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信息，对其利益时所有(ownerShip)与持有(hold)，对其本身的处理(包括复制、改编、翻译等)，是知识产权法早就在规范的。只是在信息技术(今天主要指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递技术)发展到数字网络时代的今天，早就存在的知识产权法不得不“与时俱进”。同时，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带来的新的法律问题，已远远不限于知识产权范围。不过由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顽固地”坚持把一大批与知识产权无关或无直接关系的网络法律问题(例如电子商务中的CA认证之类)纳入它的规范之中；又由于欧盟“奇特地”始终把一大批仅仅与数字网络有关的立法问题(例如“合同之债与非合同之债规范与指令”等)纳人其“知识产权”立法范围，所以在国际学术界中，知识产权与网络总有难解之缘。北大及其他教研单位的中国学者，将网络法结合知识产权，又不限于知识产权进行研究，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欧盟的作法，似乎是“不谋而合”的。

国际组织(包括欧盟之类地区性国际组织)的网络立法及研究结果对我们的影响，外国(例如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立法及国家学说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均应研究。此外，几个外国如果联手，将对我们产生何种影响，我们更应当研究。例如，美日欧国家在技术专利方面的“标准化”发展曾给并正给我们的产品出口带来不利，如果美日(或再加上几个其他发达国家)在商业方法专利上如果也向“标准化”发展，会给我国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何种影响，也十分值得研究。对这些方面作出较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拿出对策，“趋利避害”。

愿《网络法律评论》在这些方面不断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