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愈古稀,接班人迟迟未决,九大林彪?十大王洪文?毛泽东说"华国锋是个老实人……

“文革”爆发户林彪不耐寂寞，结果是横尸异域。毛泽东深感懊恼：我插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四人帮”狼子野心渐露端倪，周恩来病体愈加虚弱，毛泽东想起了远在江西的邓小平……

本书没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没有不负责任的面壁虚构，没有“勾心斗角”和“佚闻趣事”，以冷峻的历史资料为依据，讲述了毛泽东几位接班人的人生历程，在和着历史的潮流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雄才大略、又善于深谋远虑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担任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他曾经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既留下了诸多充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史实，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序

毛泽东几选接班人／1

第一章 工运领袖·国家元首／1

一、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党政军工作的重要助手

二、三次代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三、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

四、在“十年内乱”中被诬陷，殒命开封

五、在拨乱反正中，平反昭雪

六、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紧紧握着刘少奇夫人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

第二章 从二野政治委员到中央总书记／53

一、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政治委员邓小平被调到中央工作

二、筹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称赞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 

三、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四、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整整十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

第三章 “林彪头颅今何在，寻访当年克格勃"／85

一、第一次提出要全面正确评价林彪

二、从北伐军见习排长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

三、“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

四、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其接班人地位被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五、毛泽东南巡谈话，锋芒直指林彪集团

六、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

七、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

八、全党掀起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高潮

九、“林彪头颅今何在，寻访当年克格勃”

第四章 “十年内乱”中窃踞高位的“政治流氓”／161

一、趁“十年内乱”一个所谓的“工人造反派头头”窃 踞了高位

二、“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三、在上海制造“内乱”，在中央与江青等结成“四人帮”

四、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第五章 政治风浪中的军人政治家／195

一、奉中央命令率十二军紧急入皖，迅速稳定全省局势

二、在中央会议上被点名“亮相”，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三、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四、庐山风云，经受政治斗争的严峻考验

五、在党和人民与林彪集团决战前夕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六、惊心动魄的9·13之夜，坐镇空军司令部，命令北京军区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七、查获林彪政变手令和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纲领

八、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九、在解决八一电影制片厂问题上与江青的斗争

十、成为江青反党乱军难以逾越的障碍

十一、江青煽动“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

十二、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

十三、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彻底平反

第六章 周恩来病重之际，毛泽东选择了邓小平／235

一、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二、王洪文诬陷邓小平，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三、长沙决策，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四、两位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谈话，“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

五、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六、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七、“以三项指示为纲”

八、各个方面都要进行“整顿”

九、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十、整顿、调整军队各大单位领导班子

十一、“现在，第一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十二、“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十三、全面整顿受挫

十四、形势急剧逆转

第七章 毛泽东临终之际，选择的接班人／327

一、在毛泽东多次回湖南的接触中，逐渐熟悉了华国锋

二、为了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毛泽东又一次南巡

三、毛泽东多次亲自带领华南党政军负责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和《国际歌》，要求他们不仅要唱，还要照着去做

四、华南党政军负责人坚决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湖南的谈话，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做出了贡献

五、九·一三事件后，正式调到中央工作，1976年2月任国务院代总理

六、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七、“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党和人民为粉碎“四人帮”而斗争

八、决定中国命运的决战。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九、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十、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第八章 中国历史的转折之际，人民选择了邓小平／389

一、人心所向，众望所归邓小平重新恢复工作

二、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三、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汹涌澎湃，旗帜鲜明的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四、“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的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邓小平建议中央工作会议先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

五、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

六、“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中央工作会议圆满结束

七、当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八、举世公认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后记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在复查过程中，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听取复查情况汇报。有关刘少奇案件的问题逐项调查核实后，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听取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的专题汇报。汇报结束后，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等肯定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工作的成绩。随后，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将复查结果形成文字材料，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审定后，提交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中央对此作了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经过反复核对材料，大量的证据证明，过去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实之词，必须推倒。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

刘少奇同志，1898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

“十年内乱”时期，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的刘少奇专案组，于1968年9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11月下旬，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最大的冤案。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行复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1979年2月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1925年11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12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1925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第一，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1968年9月17日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肠(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1926年10月16日将刘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2月19日抵达广州，还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飚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认定为“投降”、“背叛”的惟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长署会计)1952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飓、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最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竞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1925年6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和10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针对6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1925年10月16日在江西省安源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1967年8月23日在逼供之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1953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1952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于1953年1月18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月24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1924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1月26日)致函刘少奇同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10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1月29日复电说明，杨剑雄“所称1924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1925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P35-38

毛泽东几选接班人

毛泽东是一位既具有雄才大略、又善于深谋远虑的中国共产党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以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担任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长达41年。在此期间，为了中国革命的顺利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的长治久安，他曾经苦心孤诣、反复思考，多次选择接班人，其中既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沉重的教训。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实践，为中共历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既留下了诸多充满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史实，也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引人反思的经验与教训。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接班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刘少奇在工人运动、白区工作、党的建设、理论思维，开辟华北、华中抗日局面等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和卓越的历史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末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为挽救“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局面，深人基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力挽狂澜，采取非常措施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的大智大勇。虽然林彪、江青利用“十年内乱”置刘少奇于死地，但是刘少奇的业绩和光辉，却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史册上，名垂千秋，百代流芳。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浪淘沙，古今亦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林彪是一个著名的人物，红军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进军中南，都有他的名字。但是，自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特别是当他在党内出现“左”的错误以后，处心积虑地宣扬“个人迷信”，通过精心琢磨，倡导“现代造神运动”，利用“十年内乱”，窃取了“接班人”的地位，同时形成了一个以林彪为头子、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猖獗一时。当林彪妄图抢班夺权的阴谋败露后，极端孤立，极端虚弱，仓皇出逃，亡命于异国它乡。

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使得中华大地斯文扫地、沉渣泛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正确原则，在“十年内乱”中统统被全盘否定，而王洪文这样的具有野心家、阴谋家、打砸抢分子、跳梁小丑、流氓无产者特质的人，却利用“十年内乱”的政治环境和特殊土壤，像暴雨之后森林中的有毒蘑菇一样，疯长起来。并且，在林彪之后，又一次窃踞了“接班人”的高位。这个所谓“务过农”、“做过工”、“当过兵”、“造过反”具有“工农兵实践经验的”造反派头头，实则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自称“一读马列著作和文件就头痛的‘混世魔王’”。制造“内乱”、扯旗造反，他样样无师自通；经邦济世，治理国家，为人民谋利益，他却一窃不通。毛泽东很快对这个接班人感到了失望。“十年内乱”结束后，王洪文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

“人老了，总爱想后事。”这是毛泽东晚年经常爱说的一句话，也是毛泽东的心里话。在“接班人”问题上，毛泽东花费了太多的心血，然而均不是他理想的人选。最后，毛泽东毅然选择了华国锋为“接班人”，把全部的“政治遗产”交给了华国锋。华国锋接班后，立即与叶剑英等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祸国殃民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党和人民立了大功。然而，华国锋不具备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远见，也缺乏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雄才大略。因此，成为结束“十年内乱”与实现当代中国伟大历史转折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邓小平认为：“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功绩，由于在党内历史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时受到过打击，由于具有独当一面多次领导一个大的战略区域党政军全面工作的丰富经验，由于实事求是、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和信任，在1956年和1975年，两次被毛泽东选为接班人。但是，由于邓小平对于1957年以后的“左”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持否定态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风吹浪打不动摇，泰山压顶不弯腰，十二级台风吹不倒，千钧霹雳志不移，因而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几落几起。最终，历史选择邓小平、中国人民选择了邓小平。在他七十三岁时接过了领导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重任，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卓越的政治智慧，以其广阔的世界眼光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其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而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的篇章。邓小平辞世后，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仍然在中国人民新的实践中继续发展、继续前进。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自古以来，中国史学便有“经邦济世之学”的美誉。数千年来，中国史学形成并一直保持着记载历史，传承历史，总结经验，资政育人，秉笔直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凡是“以天下为已任”、对民族对国家赤胆忠心的史家，宁肯丢掉性命也决不歪曲历史。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史学的这种优良传统，刀砍不断，斧凿不绝，因为它已深深植根于中国史家的心中，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数千年的长盛而不衰，与中国具有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来凝聚民族精神、维系人心有着重要的关系。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是因为一直有着文字记载的历代史书。中国历代史书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是因为具有一整套治学修史的严格规范和基本要求。例如：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世；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左传》和孔颖达把“立言”与“立德”、“立功”并列在一起，并提高到“三不朽”的境界，这足以说明古人对著书立说之事的高度重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无论著书还是立说，都是关系到千古的事情，其得与失著作者心里必须清楚。

“是是非非，号为信史。”撰写历史著作，要作到是非分明，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能含糊，更不能混淆或者颠倒；要严格作到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错误的东西。

“史有三长：才、学、识。”写史的人要有“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要求写史者必须有一定的才华；所谓“史学”，是要求写史者必须有一定的学问；所谓“史识”，是要求写史者必须有一定的见识(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新思想、新观点)。

“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著书立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要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思想尽情驰骋。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愈多，知识积累愈雄厚，著书立说时才愈能达到厚积薄发、如有神助的境界。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历史，要结合自然与人世，即客观环境与社会现实；考察与精通从古代到当代的社会与历史变迁；不囿旧说，有所创新，与时俱进，形成自己的学术观点或思想体系。

“绝笔断章，譬乘舟之振楫；会词切理，如引辔以挥鞭。”写史为文，要干脆利落，主题鲜明；阐述问题，要思绪开阔，如跃马扬鞭，奔腾向前。

这些闪烁着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有益的治学修史要求，对于我们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对于这个课题的研究，追根溯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

1966年，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尽管这场名日“文化大革命”实为“政治大革命”的“内乱”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但由于它是以“层层剥笋”方式进行的，因此除了林彪、江青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秘密”外，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不知晓内情。他们只是凭着由空前猛烈的“政治教育”和各种新闻媒体的“宣传”灌输所激发起来的空前高昂的政治热情，踊跃地投身于这一“大革命”中，以求在其中“经风雨，见世面”，“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我所在的小学校也未能例外。一天，一个班级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吵吵闹闹要求“停课闹革命”。班主任对于这些年幼无知的小学生也要“停课闹革命”，感到十分可笑，就教训他们说：“毛主席还说过‘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就凭你们学到的那点知识，还搞什么‘停课闹革命’，你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

过了几天，当全班学生正在学习《十六条》时，这位班主任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话的正确性，特意点着一位学生的名字说：“你说说谁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当然是红卫兵小将了。”这位被点名的学生朗声答道。班主任说“不对。”听了班主任的话，全班学生顿时哗然，七嘴八舌地与班主任争辩起来。这个说：“主力军当然是红卫兵小将。”那个说：“主力军就是青少年学生。”还有的说：“主力军是革命的青少年。”班主任这时又说：“你们再好好学习一下《十六条》。”《十六条》即1966年8．R．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里面有十六条内容而被简称为《十六条》。这时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直至小学学生都正在认真学习这个文件。听了班主任的话以后，学生们重新打开人手一册，要求天天学习熟读背诵的《十六条》翻阅起来。看到其中的第二条“主流和曲折”中赫然写着：“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有魄力、有智慧。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这个大方向继续前进。”这一下，学生们不吭声了。他们虽然每天熟读背诵《十六条》，但是毕竟年纪尚小，有口无心，哪里弄得清楚“主力军”与“勇敢的闯将”有什么区别啊!

又过了几天，这个班级被每天的广播、报纸(当时，城市和相当一部分农村，家家户户都安装有有线广播喇叭，每天可以及时听到中央、省里、市里的最新消息。中学、小学每天上午第一节课为政治课，学习《十六条》、《人民日报》社论和重要文章，因此无论男女老幼，都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上强有力的“政治宣传”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所“激动”起来的小学生们，又向班主任提出，教室里不够“革命化”，黑板在教室的西边，学生们上课时面朝西坐，是“反动的”；应当把黑板挪到教室东边，学生们上课时面朝东坐，这样可以心向毛泽东、心向“红太阳”、每天迎着“东方红”上课。班主任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反对小学生们的“革命要求，”立即同意。但是，教室西边的黑板是镶嵌在墙壁上面的，教室东边的墙壁上没有黑板，怎么办?立即有几位“革命积极性”十分高涨的小学生迅速跑到学校的总务处，抬来了一块木制的黑板，架在教室东边。全班学生又一齐行动，把课桌板凳调整为面朝东背朝西的位置。

然而，一部分小学生提出的“上课面朝西坐改为上课面朝东坐”的问题刚刚解决，又有小学生提出，还应当把贴在教室西边墙壁上方的“毛主席像”移过来贴在东边的墙壁上，经班主任同意后，立即有热心的小学生去搬来了木梯，把“毛主席像”从西边墙壁上移到了东边墙壁上。

就在“教室革命化”似乎已经告一段落时，又有小学生提出，教室的墙壁上只有“毛主席像”，没有“刘(少奇)主席像”，这不行，还应当贴上“刘主席像”。于是，又有“热心”的小学生跑到学校总务处去要“刘主席像”，但总务处没有。于是，又有“更热心”的小学生马上跑回家去，拿来了一幅自己家里的“刘主席像”。但是，正当几位小学生十分热情十分认真地通过往教室东边墙壁上与“毛主席像”并列贴上“刘主席像”，以展示其“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时，本来一直对此事无动于衷的班主任似乎感到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了，于是语气十分低沉而又十分清晰地告诫说：你们可要注意，“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有精神，各种场合都只能挂“毛主席像”，不能悬挂其他领导人的画像。

“有理不在声高。”班主任的一席话，顿时使“政治热情高昂”的小学生们冷静下来。那幅“刘主席像”也被一位小学生悄悄地卷了起来拿回家去了。教室里暂时恢复了平静，班主任又开始讲课……

实事求是地讲，对于毛泽东选择接班人问题的理性思索，从这时已经开始了。因为此时我已经成为一个青年，初步的具有了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能力；如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也已初步形成；已经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世界、思考问题……

大约在1973年～1976年之间，我从一位同学处借阅了其家人保存的一套完整的中央专案组整理汇编、中央下发的《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对于这套材料进行了精心研究，一条材料一条材料进行琢磨、一条材料一条材料的进行分析。通过把“材料”中列举的林彪从庐山会议以后的活动进行逐年、逐月、逐日的研究，结合自己掌握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是“十年内乱”中的一种普遍说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摒弃不用)，加以融汇贯通，弄清楚了许多历史真相的来龙去脉。

对于毛泽东选择的其他接班人问题的研究，也是长期积累、长期思考、长期研究的结果，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为也。这些，如果全部写出来，这个“后记”就有些太长了，所以就不多说了。

毫无疑问，在读大学以前，所有关于这个课题的思考与研究都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然而，毕竟会思考问题了。

当恢复高考，考入大学，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进入历史研究的“殿堂”以后，过去思考过的所有问题便像长期蕴藏于地表岩层下的岩浆一样进发出来。这样，我就在历史研究中，力求一个一个地解决自己过去思考过的党史问题，到研究成熟时，又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接受广大读者的检验。然后，进一步深入挖掘、深入思考、深入研究……于是，便有了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这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没有鲜为人知的“内幕”。因为我不想靠“揭露内幕”来吸引读者。

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不负责任的面壁虚构。因为这部著作中的每一个史实、每一个结论、每一个论述，都有冷峻的历史资料为依据。

在这部著作中，没有“勾心斗角”和“佚闻趣事”。因为这部著作是建立在长期思考、精心研究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研究著作。它摒弃一切不负责任的“道听途说”、也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和揣测与假设……

同时，还想向广大读者说明的是——党史学科既是历史学科的一个分支，又是政治学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属于交叉学科。由于党史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这种特殊属性，从事党史研究的人，都要自觉遵循一个基本原则——“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哪些史实可以说?哪些史实暂时不可以说?哪些史实要等到历史条件成熟时才可以说?这里面有一个需要自觉把握的“分寸”。因此，这部拙著也是这样做的。有些史实与研究成果、有些看法与史实评述、有些研究党史的心得与体会，就留待以后再细说吧。关于这一点，我想广大读者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这部著作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阐述自己数十年对这个课题研究的一点浅见。并希望能够通过人们的评说、读者的看法、历史的检验而得到新的启发，从而进一步深化对这个课题的研究。

在本书问世之际，谨向经常给予我极大鼓励、帮助和激励的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同志，向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过心血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向出版这部著作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本书责任编辑朱晋平同志，表示诚挚的感谢!

马克思的女儿曾经问马克思：“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马克思回答：“人类的一切我都不陌生。”这段对话是我在上中学时读到的，并且一直铭记在心。当考上河南大学历史系并从事历史研究以后，特别是从事党史研究以后，我便一直有一种愿望，那就是：党史的一切我都不陌生。我愿意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勉。

作者

2004年完成初稿

公元2005年2月9日

农历2005年1月1日

完成第2稿

2006年完成第3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