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明辨是非曲直的书；这是一部分清真善美和假恶丑的书；这是一部反对在我国推行MBO、为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暴发户张目，撕开其画皮的书。这场关于国有资产的大讨论，是关系到祖国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它明确指出我们共和国今后应该走什么路，朝哪个方向前进，也就是说，是继续沿着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呢？还是走信奉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误导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呢？

本书的资料翔实，较为全面、系统，它的价值在于：一是有现实生活的明确针对性；二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文献性；三是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性。概而言之，即具有重要的参考、收藏、保存价值。

去年(2004年)8月刮起的“郎咸平旋风”，一开始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可是我当时忙于其他紧迫的工作，没有全程跟踪，更没有写文章参与这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

感谢刘贻清、张勤德等同志，把讨论双方的主要文章和谈话都收集起来，不加删节地汇编成这本厚书，使我们能纵览“郎旋风”引起的这场大讨论的全貌。

主编请我为这本书写序，我感到为难，因为我没有全程跟踪这场讨论。读完此书全文，知道了这场讨论的全过程，我表示乐于从命，写这篇《序言》。

照我看，“郎咸平旋风”引起的这场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大讨论，必将载入我们中国的史册，讨论双方的姓名和言论都会名垂青史，接受后人评判。

我认识郎咸平教授是在2004年11月20日。他对我说，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也不是左派，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名学者”，专业是财务管理。他从互联网上看到我国几家上市公司发布的财务报告，凭借他的专业知识，发现其中有化公为私、大量侵吞国有企业资产的问题，随即写了文章进行揭露和批评。他没有想到会引起“旋风”，引起关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改制的大讨论，更没有想到这场讨论历时这么长，参加讨论的人这么多。

由于郎咸平教授有别的约会，急着要走，我只对他说了几句话：“大量国有企业被贱价出卖、转让给私人这件事，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国内的干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和学者专家已经议论多年。你郎教授从国外回来，不熟悉国内地形，练腿脚时偶然踢开了盖子，使讨论公开化、扩大化，形成了一场‘旋风’。只可惜这场旋风来得太晚了，能不能把私有化的恶浪挡回去，很难说。”

我匆匆讲完这些话，郎咸平教授就告别而去，至今没有机会与他再见面。

为什么我说私有化是一股恶浪?因为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损害我国人民的利益。

《宪法》第六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宪法》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两句话，是1993年3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通过并公布施行的。

我国1992年的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占48％；在商业中，国有商业占30％。

1993年以后，我国的国有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巩固和发展”，反而直线下降。到1997年，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已降到只占25.5％，不仅低于1992年，而且远远低于建国初期1952年(占41.54％)的水平。我国商业中，国有商业已降到只占10％。

1997年邓小平同志去世之后，私有化浪潮更加汹涌。在那些鼓吹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的煽动下，大量国有企业在“产权改革”的名义下被贱价出卖，或者半卖半送给私人。有些地方甚至以“卖光”为荣。

我国的许多干部、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和经济学家批评私有化，要求维护《宪法》第六条、第七条。可是，维护《宪法》的声音被扣上“保守”、“僵化”、“极左”、“反改革”的帽子，很难在大众传媒上刊出。偶尔刊出，也受到冷遇或压制。而那些鼓吹私有化的经济学家和高参，渐渐成了我国的“主流派”。一些地方的政府领导人公然作出“国退民进”的决定，发出“国退民进”的文件，与《宪法》的明文规定背道而驰。

1999年夏天，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改革》月刊，连发三篇“本刊评论员文章”，公然鼓吹“非国有化是国企改革的根本出路”。并且宣称：“非国有化的实质就是将国有企业产权由归属全体社会成员缩小为归属一部分社会成员或单个社会成员。”说穿了，他们所说的“产权改革”实为“改变”，把国有企业改变为私人企业。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严厉批评《中国改革》月刊的谬论，指出这三篇文章是错误的，直接违背中共十五大精神，“必将产生恶劣后果”。朱镕基总理要体改办批评《中国改革》月刊，并立即与《中国改革》月刊正式宣布脱钩。2000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作报告，批评社会上的几种错误的思想观点，其中之一是“主张私有化，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胡锦涛同志强调：“涉及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问题，必须旗帜鲜明，分清是非。对错误的东西，必须严肃批评，及时处理，不能听之任之。”

那年春夏，我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团、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考察团，到了好几个省、市。令我惊奇的是：宣传系统大多数干部和社会科学界的大多数学者，不知道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我到过的省市，都没有批评“主张私有化”的声音。

那年3月，我在《真理的追求》月刊上发表《想起了“崽卖爷田心不痛”》一文，批评“一些地方出卖国有企业成风，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是‘半卖半送’乃至明卖实送”，公然违背《宪法》。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志读了我这篇文章，当即作出批示，称赞此文“切中时弊”，并打电话告诉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志。李铁映院长让社科院发出“红头文件”表扬此文。中宣部的主要领导同志在好几个会议上讲话，介绍、称赞了我的那篇文章。可是，仍然挡不住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进程。

我那篇文章故意使用“败家子”、“崽卖爷田心不痛”这样一些刺激性的话，想把那些主张私有化的学者、高参和大量出卖国有企业的实干家刺激得跳起来，与我辩论。可是他们假装没看见，不理不睬，也不批驳我，继续鼓吹他们那一套，干他们那一套。我的文章不仅没有引起“旋风”，连二三级风也没有形成。

从2001年起，连续3年的“两会”期间，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讨论会上发言，要求主管经济、财政的领导人向“两会”报告：我国现在还有多少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否仍占主体地位?这些年卖了多少国有企业?卖得多少钱?这些钱用到哪里去了?讨论会上，好几位政协委员支持我的发言和要求，希望贯彻执行《宪法》第六条、第七条。

所以，看到“郎咸平旋风”的出现，看到这些主张国企私有化的学者和高参屈尊出来应战，我很高兴。这一场关系《宪法》、关系全国人民利益、关系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大讨论，终于摆到桌面(互联网和一部分报刊)上来了!据粗略的统计，在互联网上点击这场讨论的达到20万人次，创造了一个新纪录。

尤其可喜的是，站出来维护《宪法》、反对国企私有化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中青年经济学家。这表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

这场讨论还起了个作用：暴露出那些主张国企私有化的“著名经济学家”和高参们的学识、学风、品德和阶级立场。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不正面回答郎咸平教授提出的问题，只对郎咸平进行人身攻击(说郎咸平是“江湖郎中”，“出风头”，“是没有公信力的人，是无耻的人”等等)，然后就大讲自己的那一套“经济学”。

他们有四大主要理论：

一是“人性自私论”。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顾各人的，所以公有制经济生来就搞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臆想。这是香港那位美籍教授张五常2002年来北京等地宣讲的理论，也是几千年来地主豪绅、贪官污吏、奸商、骗子和地痞流氓的“理论”。本书收集的程恩富、左大培、韩德强等十几位经济学家的文章，作了批驳，指出张五常讲的是“兽性”而不是“人性”。

二是“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或产权虚置)论”。只有卖给个人或“量化给个人”，才能保值增值。奇怪的是，他们避而不谈一个事实：俄罗斯的国有企业“量化给个人”十几年了，却搞得很糟糕，至今未恢复元气。

三是“国有企业低效率论”。丁冰、张勤德等经济学家拿出大量权威的数据来驳斥此论，用事实说明，1952年至1998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大大高于非公有制企业，大大高于“世界500强”，至今未见坚持“国有企业低效率论”的人还嘴。

四是“冰棍论”。他们说，我国的国有企业像一支支正在溶化的冰棍，早卖还可以卖得几个钱；再不卖，冰棍就化光了，一分钱也得不到。所以，应当把国有企业尽快地、贱价地卖给或送给本企业的厂长、经理(即掌管“冰棍”的那些人)，卖给或送给外商。

上述“四大论”中，前三论都是“老掉牙的”旧论，只有“冰棍论”属于“理论创新”。

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实际?正确不正确?主张国企私有化的人是“改革派”还是造反派?是“改革家”还是破坏者?是“经济学家”还是理论骗子?

我相信，读者读了这本书，自会作出判断。

2005年2月2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