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一1861年，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

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一一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

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人物，栩栩如生。

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古代每位皇帝并非真有做皇帝的资质才能。有些人甚至十分平庸普通，却因生在皇宫，被其父立为储君。皇帝虽和常人一样都是肉体凡胎，但是天子，在凡人面前，他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举手投足都需要有个不同凡响的样子。和平年代中，这样的皇帝还能安安稳稳在紫禁城呆上一辈子，而多事之秋，则到处尴尬……

咸丰皇帝正是这样一个可怜的苦命人！从他父亲道光皇帝开始，中国就处于内忧外患交杂的时代。自1850到1961年，咸丰当了11年皇帝，可他没有安稳过一天。1850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1856至1860年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加上此期间发生的天地会、捻军等起义造反，使得坐在龙椅上咸丰如坐针毡，并非像其祖宗康熙、雍正、乾隆那样聪灵睿智的他真正感受到了时代的动乱。他忙起来了，忙得不可开交，忙得几乎到了哭天喊地的地步。尽管有像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大臣”在力保大清，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除皇上对国家时局的忧虑。在满洲亲贵眼中，毕竟满汉不一心。在《苦命天子》中，作者用十分细腻的笔法，拨动了传主——咸丰皇帝的心灵。

茅海建教授写的这本通俗性历史研究著作，其通俗性不亚于读一部历史小说，其学术性更不亚于他的其他历史学专著。但是，虽然他内心的目的是想写一部“既有品味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到头来，他还是有点心里没底，不仅没有像他的其他历史学著作那样依照学术著作的规范，对史料大量严格注释并做详尽的附录，而且在导言中还不得不添上一句他这本书不过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这类多少有点让人泄气的话。

导言 ／1

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 ／5

二 良师荩臣杜受田 ／21

三 射偏了的箭 ／36

四 “上帝”之祸 ／55

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 ／81

六 新财源：厘金 ／105

七 “造反”、“造反” ／123

八 外患又来了 ／156

九 公使驻京问题 ／177

十 圆明园的硝烟 ／202

十一 真正的宰相 ／228

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 ／247

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 ／279

结语 ／306

后记 ／310

三联版后记 ／313

三 射偏了的箭

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当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隋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又设置军机处。

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清代不同了，沿袭明代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即梗塞。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那可是杀头的罪名。

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近乎于对神的要求。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旰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谀之辞。

清代皇帝的享受是人间之最。

清代皇帝的工作量也是人间之最。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企图心。他继承了祖宗的大业，也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暗对自己说道，我一定要守住这一份祖业，我一定要重显祖宗昔日的荣光。

也因为如此，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幕众人拍手叫好的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P36-37

我想给咸丰帝奕詝作传，决非出于对他的景仰，因为他太平庸了，毫无文华武英之姿；也并非是对他的同情，因为他没有大业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让后人掉眼泪的情事。我只是可冷他。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死的时候，只有三十岁，正是古人所谓tc而立”之年，他却一头倒了下去，命归黄泉。

我第一次去紫禁城的时候，还不太懂得历史。只觉得皇帝的家真大啊，转一转都需要一整天，而又有多少人室如蜗居。后来去多了，印象也就慢慢变成了许多许多道的门，许多许多重的墙，方体会ct门禁森严”。皇帝是天子，在凡人面前是神，说的话是圣旨，一切的一切都应该不同凡响。可是，其生理机能又确确实实是个凡人。这就产生了一个字难，明明是人，偏要装神，太难受了。乡间扮神弄鬼的巫婆神汉，只需一阵子，过后喝酒吃饭拿钱走路，恢复人态人性。可皇帝一走上神坛，就下不来了，那是终生的职业。渐渐在我的眼中，皇帝坐的金銮宝殿有点像供奉牺牲的长案，而紫禁城内外的重重门禁，也就跟关押犯人的道道铁栏差不了多少。今天的人们爱称监狱为“大墙之内”，可那墙能跟紫禁城的城墙相比吗? 我坐在皇帝的寝宫养心殿的门前，心想这是一个“五星级”牢房的“总统套间”。

清代的皇帝还是聪明的，为了有更大更好的空间，修建了著名的圆明园。咸丰帝奕詝便出生在那儿，登位后也常住在那儿。与紫禁城的神圣相比，那儿多了一点平常味。可这座富丽壮观的园林，却恰除就在咸丰帝当位的时候，被英国人烧掉了，其理由是，给他一个永久的警告。

除此之外，咸丰帝还能去哪儿呢?祖上的巡幸江南他可不敢效法，承德的避暑山庄也不得空去。他太忙了，因为天下太乱。就是不忙，也得装出忙的样子。天子圣雍抛当宵衣旰食。

衣锦食肥，美妾如云，皇帝享有人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可他并不能享有其中的许多乐趣。他的身上负有着重大的责任——行为应当成为人世间的楷模，言论必须成为战无不胜的法宝。一个人要坚持一天两天，一月两月，都不困难。索性做—个昏君，谁也奈何他不得。可要想长年累月地做—个好皇帝，倒是一个苦差使。若在一个平常年代，一切还能过得去。可咸丰帝奕詝又特别命苦。他遇到了清朝立国以来从未有过的灾难。

由今上溯—个多世纪，1850年至1861年，咸丰帝奕詝当了11年的皇帝，没有过一天安生的日子。1850年至1864年爆发了太平天国战争，1856年至1860年又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其间天地会、捻军等造反，更是数不胜数。内忧外患，遍地硝烟，那才是真正的动乱。中国的历史由此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成为后来许多历史学家关注的重点。

可是，在此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奕詝又是怎么样的呢?这应当是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问题。可当我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时，却看到很少。天子的私事是不让臣民知道的，虽说西华门内的仿古建筑中保留着那个时期的大量档案，但装腔作势的官样文章和官式套话中又有多少他的真心。天子过的是远离尘世的生活，却主宰着尘世间万物，做事情想问题与我们惯常的心理习惯不同。作为一部传记，作者与传主的心灵沟通似属最高境界，但世界上心通的人大多境遇趋同，以至“相逢”不必“曾相识”。我绝无为与他沟通而去当几天“天子”的意愿。

我也有我的庥烦。

可是，天子再尊再贵也毕竟是人。是人总还会有点相通之处，不管他用什么方式吃饭、睡觉。这就使我有了一点资本。为了弥补我个人直观的偏误，我又试图从当时对咸丰帝奕詝作用最大的不同人的角度去观察他，将各种碎片断页拼凑起来。今天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有点像是拼贴画。

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应当是非常客观的，但历史研究又是相当主观的活动。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是史学家对史料的一种主观解读，在不同人眼中的历史面目会有差别。我想，我一定会有误读，但使我心安理得的是，现代历史学理论居然已经证明，误读也有其存在的价值。

于是，我便敞开来说说，读者也不妨随便看看。

促使我写这一本小书的，是两个原因：其一，1994年春节我回上海省亲，好友朱金元先生与我交谈学术著作的市场前景问题。他认为一定存在着一种既有品位而又好看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老编辑，他习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书。对于市场上专供学者阅读的专著和专供普通人阅读的通俗读物的分野，他似乎也不以为然：有些专著趋于偏深，有些通俗读物趋于媚俗，最终都会失去市场；好书应当是能够给专家以启发、让普通读者爱看的精品。我的另一位好友潘振平，近年也经常提到“非专业读者”的概念，也就是将读者对象定位为非本专业且有高等程度的文化人。所有这些，与习惯于做研究的我，自然有视角上的差别。原先我写点东西，纯属个人化的行为，从不考虑读者，但今天的局面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前所未有的思考。于是，我就试了一试，想写出一本专业和非专业各种层次的人都可以接受的书来。

其二，我在读大学期间，曾写过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文，研究生时的毕业论文题目则是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都是咸丰朝的事情。那以后十多年来，我对咸丰朝的人与事从未失去过兴趣。1994年春节前后，我在完成鸦片战争的研究后，一直考虑要对咸丰一朝作一番总结。而作为一个学者，没有一种方法能比写一本书更有效地条理自己的思想了，即所谓读一遍不如抄一遍，抄一遍不如写一遍。于是，我就写了起来，试图在自己头脑中对咸丰朝的人和事，建立起一个清晰的框架结构。

此后，我干了将近一年。

到了今天，书是写完了，回过头来检讨是否达到目的，反觉迷茫。就前者而言，是否写得好看，那是要让读者作评价的。作为作者，我已有一种感觉，这本书作为一种新的尝试，可能不是理想中那么漂亮。就后者而言，整理自己的思想，结果发现咸丰朝需要深入的东西还很多。

如此看来，我也说不准，这一年的光阴是否白费了?

在写这本小书时，我也参考了许多研究成果。本书的写法不允许我像正规的学术论文一样，详细开列参考著作、引用观点并一一作出评估，但我觉得此处应将那些对我多有帮助的论著作一个交代。在这些著作中，特别需要指明的是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这部书不仅给我知识上的启迪，而且常常使我想起当年受业时的场景，他传授的许多方法将是我终生受益的。如果按照这本书的章节顺序，使我受益的主要著作为：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朱东安：《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萧一山：《清朝通史》(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董守义：《恭亲王奕新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俞炳坤等：《西太后》(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我所参考的论著当然不止这些，限于篇幅无法全部罗列，但我心中仍是充满着感激之情的。我在这里还有必要提醒，若有做研究的同行发现本书还有某些可取之处，敬请务必再查阅上述著作，以注明真正的出处。

除此之外，我得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使我能很方便地利用我所需要的资料；我得感谢同一研究室的朱东安先生、姜涛先生，他们提供的帮助是特别的，尽可能地为我创造我最需要的时间。至于本篇后记一开头提到的朱金元先生、潘振平先生，我想没有必要去感谢。太熟的朋友，说一声谢谢，反觉得生分了。

茅海建

1995年2月12日于北京东皇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