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思维，但是它缺乏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本书把作者建立的一种合作博弈的企业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法律、政治和经济条件背景下，论述和比较了股东主权模式。共同治理模式和法人管理主义模式中雇员(工会)和股东，管理者的集体谈判，参与管理的方式和效率，从而使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成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成为比较企业制度分析的一个框架。

青木昌彦建立了一种合作博弈的企业理论，即把企业看作股东和雇员形成的联盟，共同构成企业特质性资源，形成组织租，并通过合作博弈，共同分享。从而达到一种组织均衡。即如果谈判一方以撤出合作博弈作为最有力的威胁，没有任何一方期望在破坏合作的同时。又没有造成损失的情况下获得效用的增进。组织均衡的实现，同时决定了管理政策和组织租的内部分配。青木昌彦在不同的历史、法律、政治和经济条件背景下，论述和比较了股东主权模式。共同治理模式和法人管理主义模式中雇员(工会)和股东，管理者的集体谈判，参与管理的方式和效率，从而使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成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成为比较企业制度分析的一个框架。

第1部分 传统企业理论的再考察/1

1．导论/3

2．新古典企业理论/11

3．企业的管理理论/38

4．工人控制型企业理论/58

第2部分 企业的合作博弈模型/65

5．组织均衡/67

6．均衡谈判与无效率谈判I：失业情况/102

7．均衡谈判与无效率谈判Ⅱ：雇员层级制情况/113

第3部分 三种法定企业模式的效率/131

8．制度性效率/133

9．股东主权一集体谈判模式/144

10．共同治理模式/170

11．法人管理主义模式/192

注释/223

参考文献/236

人名索引/256

主题索引/263

译后记/273

2．2作为最大化者的企业家 在瓦尔拉斯体系中，因为假设所有生产要素在长期中均可无成本地流动，从而所有的企业收益都支付给市场中的生产要素，所以，在均衡状态下，所有利润将会消失。可是，如果有一些生产要素是企业的特质性资源，不可能在市场上无成本地转让，情况又会如何呢?在给定的时期内，企业特质性资源的禀赋是固定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增加迟早总会到达报酬递减的阶段。在减去其他生产要素的产出(单位要素的边际贡献乘以其数量)后，所得的产出剩余可以是正的。这种剩余将归于生产性的企业特质性资源，称为利润或者准租金。

如果企业特质性资源具有同质性，并且其使用结果没有不确定性，那么它是集中于一个人身上还是分散于许多人当中就无关紧要了。只要每人所得与其贡献成相应比例，利润最大化就会和个人的利益相吻合。所以，非瓦尔拉斯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企业家视为一个结合各种市场资源以使企业特质性资源报酬最大化的人，他既可以是所有者，也可以是企业特质性资源所有者的代理人。传统的资本家最符合这种企业家的形象：他们既提供资本，又组织生产。但是，在现代，所有者和经营者合而为一的情况已经不占主要地位了。因此，当代的一些学者构建了新模型，模型中的家庭成了股东，从而可以分享利润(准租金)。阿罗一德布鲁(Arrow and Debreu，1954．)的“私有经济”模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个模型中，企业管理者变得很模糊。那么，由股东共同拥有的企业特质性资源是什么呢?P15

新古典理论是主流经济学理论思维，但是它缺乏一个逻辑一致的企业理论，包含在企业理论标题下的内容远远少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为重要角色的市场理论。虽然也有大量的强调公司管理者自治作用的“管理学派”文献，但是管理经济学还不能成功地应对为现代公司制企业提供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这一挑战。而且，那些关于管理者“增长最大化”和“销售收入最大化”的假设也常常受到批评。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理论都忽视了企业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特征，即企业作为一个由股东、管理者和雇员等成员组成的一个联盟结构。我已在一个合作博弈框架中对现代公司制企业的这个特征建立了模型，并在《美国经济评论》(1980年9月号和1982年12月号)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分析了该模型的含义。这部分内容在本书第2部分。该模型原先试图作为企业的一般模型，将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新古典模型、增长最大化的企业管理者模型和工人控制型企业模型作为该模型的特例。然而，不幸的是，一些读者习惯于将该模型狭隘地理解为集体谈判、管理者主义和日本企业管理等特殊的模型。我的愿望是让读者相信企业的合作博弈模型比那些特定的模型有更多的含义。这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本书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传统的企业理论予以全面的评论，通过论述已有理论的不充分性来引出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构建和分析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第三部分是对发达国家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制度结构进行法学与经济学的分析，试图揭示合作博弈模型可以作为一个普遍的解释框架，来分析不同制度框架下现代公司制企业的效率特征。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许多人的关爱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我特别要感谢弗里曼、小宫、莱宾斯坦恩、马瑞斯、宫崎和威廉姆森诸位教授。他们阅读了本书初稿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并给予了建设性的评论和热情的鼓励。麦克唐纳教授和索洛教授慷慨地允许我在本书第6章改述他们合著的论文，并对之进行广泛的讨论。他们的文章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1982年12月号)。美国经济学会也同意我采用这篇文章和我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文章。感谢欧盟委员会的科勒曼博士在百忙之中向我通告《成员国公司法协调指南草案(第5号)》的最新动态。阿马蒂亚．森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建立了愉快的联系。在写作的不同阶段，小川文子、佳岛智子和圣山良子三位女士不厌其烦地打印了手稿。本书的研究部分得到了日本福布莱特委员会和日本教育部资助项目(No．56330003)的资助。

最后，但并不是不重要的，感谢我的妻子令子和我的两个女儿真木和京子，在我过去五年中于剑桥、麻省、京都和斯坦福等不同地方为本书写作所给予的最热情的支持。

1984年夏于斯坦福

青木昌彦教授的论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到中国经济学界的重点关注。有幸的是，他的著作最初被介绍引进到中国时，我正处于研究生学习阶段。我首先关注到的是他关于内部人控制和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问题的分析。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理论分析过程很适合我们中文思维习惯，而且他的理论及对中国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分析很适合中国的国情。当时，我作为一名刚“入门”的学子，求知欲特别旺盛，一看到他的论著(因当时学校资料有限，看到的都是翻译过来的中文论著)就读，一遍遍地读。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非常方便地找到了他的英文论著，其中一本就是《企业的合作博弈理论》。记得当时，这本书读起来较费劲，尤其是谈判模型部分。但是，我对他的企业特质性(firm—specitic)资源、组织租、组织均衡、制度效率和非效率的概念及相关分析很感兴趣，并从这本书了解到新古典股东主权至上的治理结构和共同治理结构的差异与历史背景。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企业理论和比较制度分析在我本人甚至我们这一代学子的知识积累和学术成长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十多年来，他的观点在中国很热，适应性和应用性都很强，他的论著也很畅销。

这本书的翻译从2001年9月份就开始了。之所以想翻译该书，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即我还发现该书可以称为标准的、规范的博士学位论文范本，从对文献进行梳理到构建自己的理论模型，再到对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作深入细腻的、逻辑一致的解释和总结。如果把它翻译出来，我想对研究生从事学术性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会有帮助。

本书各章翻译由以下译者完成：郑江淮——第1、5、8章，谢志斌——第2、9章，陈一雷——第3、10章，李鹏飞、郑晓芳——第4、11章，李鹏飞——第5、6、7章和索引。全书译文由郑江淮校对，李鹏飞协助部分校对工作，路铭、任兵、李彦、张小劲、黄华君、岳勇、唐小兵、张卫东整理了文献。在此，感谢青木昌彦教授免费为本书翻译提供了中文版权，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推荐此书并纳入他主持的译丛，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李淑清、崔晋静、贺仪强为此书翻译得以顺利进行所给予的支持。

郑江淮

于南京大学陶园

2003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