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之所以将“西学东渐前后”作为研究的两个重要时点，一方面是因为清代前中叶受《明史》、方志修纂、文史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等多方面因素驱动，传记文体理论阐释与实际创作均非常发达；另一方面，晚清民国以来的梁启超、胡适倡导以西方传记的理论与创作标准的“新传记学”，使新的传记范式迅速确立，对旧范式的的重新体认也逐步展开。本书通过研究清代到民国对于传记文献从创作、整理、研究到争论的各种材料，寻找中国传记研究的内核与边界。全书分为三编：上编：基于古代传记创作理论发展，聚焦于传记文本“体与用”的纷争；中编：针对学人传记内容、编撰体例等变化，探讨因果律决定下的学术史与真实的学人个体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时代风潮之间的间隙；下编：在不断变革的时代与思潮背景下，探讨传记在新旧文化中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