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学通史》的“新时期活跃的理论批评家”一章中写道：“在为新时期文学鼓吹呼唤、开拓进取的中年批评家中，阎纲是较突出的一位。”“作为从50年代崛起的一代批评家的代表，在‘文革’后他写的文章不仅数量多、影响大，而且确立了批评的主体意识，形成了其批评的独特的个性，那就是被称为‘评论诗’的阎纲的批评风格。”阎纲这个名字与当代文学批评史关系密切。

《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虽然是一部自传，却牵连出当代文坛的方方面面。既有与张光年、黄秋耘、冯牧、侯金镜、严文井等人的交往，也有与郭小川、孙犁、韩映山、张一弓、王蒙、杨守松、贺敬之等作家的交流，还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灵与肉》、“陈奂生系列”《人到中年》等作品的故事。本书内容翔实丰富，兼作者文笔不错，进一步增加了可读性。

《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由阎纲编著。

《文网世情人心——阎纲自述》简介：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难道是古今中外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彻底否定“文革”，是继“五四”后又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其文学启蒙的要义是从神学回到入学，从呐喊升华为忧愤深广。

六十年来，我亲历了这一异化到复归的全过程，波谲云诡，忍看朋辈成新鬼。这里记述的未必称得上“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却是满怀怜悯、不惜牺牲的血写的“人”。

献上一瓣心香为他们敬燃。

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批评家 刘再复

从水中吐火到火中生莲 李建军

一、降生在文化人家（1932—1949）

丝竹盈耳童年梦

爷爷开蒙

妈妈大动笞刑

由戏曲而写作，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二、踏进作协的门槛，就和文学同命运了（1956—1966）

《文艺报》是我的摇篮

侯金镜是我的恩师

《再批判》—反右再烧一把火

拜望老舍，是我的一大幸事

丁玲与多福巷16号

灾难全落到母亲一个人的头上

三、“文革”横扫，文联大乱（1966—1969）

文联大楼闹翻了天

毛诗血案

四、怨也向阳，念也向阳（1969—1975）

阎纲不投降就把他消灭

严文井：走资派惜“五一六”

“哪有什么表啊，你千万别捅出去！”

郭小川：偷天火点燃自己

侯金镜被当成一捆柴送往火葬场

臧克家赞美干校劳动

我作诗，诗可以怨

难产的《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

五、《人民文学》招牌换记（1975—1976）

邓小平说：“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蒋子龙挨批，陈忠实坚拒

抓到一篇好稿子：《鲁迅给毛主席送火腿》

六访柳青

六、让思想冲出“文艺迷信”的牢笼（1976—1980）

“四人帮”抓了，乌拉！

文艺冰河开始解冻

首先从“黑线专政”发难

劫后重聚不胜唏嘘

神学·人学·文学

七、《文艺报》：文艺界的晴雨表（1978— ）

拨乱反正，《文艺报》敢为人先

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八、直面现实才能拯救文学(1979一)

正义啊，怎么变得这样软弱！

孙犁说：“目前应该特别强调真正的现实主义”

文坛争说王蒙

我为“犯人李铜钟”祈祷

不写“伤痕”就是“火光”吗？

让文艺界最后告别“韩老太爷”

迫切的农村题材

为电影《人到中年》喊冤

《灵与肉》与“陈奂生系列”

蒋子龙不认同“改革小说”

我这样评论文学和我想怎样写文学评论

九、办《小说选刊》，当选家(1983—1986)

加盟《小说选刊》劲头十足 。

“评论也应当是自由的”

“致读者”遭遇风险

“你们给我的署名加上黑框！”

我心仪的编辑家是巴金

十、主笔《中国文化报》(1986-一1989)

王蒙交代说：“要创新，有棱角，开展讨论。”

忠诚而痛苦的贺敬之

十一、市场下的新变和坚守

学巴金，“说真话”

《废都》——才子书

(《白鹿原》——石雕式的现实主义

牛汉：在斗争中求生存

十二、伤逝

母亲殁于国难家愁

女儿教我这样面对死亡

忍看朋辈成新鬼

廖沫沙长歌当哭

黄秋耘相信眼泪

韦君宜唱罢挽歌而后瞑目

冯牧的死终结了文学评论的一个时段

严文井：“到达终点前多懂点真相”

吴冠中：鲁迅是我的“精神父亲”

十三、多余的话

十四、结语

后记

时代，呼唤着阎纲式的批评家

刘再复

直到今天，我与阎纲还未曾谋面，然而，他的名字与文章，却常在我的精神生活中出现，以致使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朋友。

1977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阎纲的来信，他以《人民文学》评论编辑的名义向我约稿。那时，我还是一个初生牛犊，仅写过几篇幼稚的批评文章，不足使他注目，但是，他的约稿信却充满着赤热的感情，许多激励的话让人感到温暖而想继续奋发。他的热情使我直感到这位不曾相识的编者是一位很可信赖的挚爱者，一位贴着大地倾听新一代前进足音的有心人。

这之后，我注意到报刊上常有他的火热的文字。几年过去了，我终于了解，他给予我的赤诚同样也无私地献给了那些从荒野中站起来的作家群。他以全部的爱拥抱着新时期的文学，在每一篇评论中都可以看到他沸腾的热血和急跳的血脉，甚至是万千情感交集的眼泪。读了他的这些从血脉进射出来的评论文字，会感到他倾吐的急切，还会感到他的心灵已经饥渴得很久很久了。他是个酷爱社会主义文学的人，当(《创业史》出现之后，他几乎喜悦得不能自已。他的喜怒哀乐早已和祖国的作家连成一体了。然而，十年浩劫却给了在生长中的祖国文学以扫荡性的打击，文坛变成一片沙漠：虚伪，严酷，荒凉，没有声音。他立在沙漠中，无法挽救所爱者悲惨的命运，连祭奠他们的权利也没有。他只有沉默，在沉默中忍受着灵魂的饥渴，这种饥渴的时间太长了，整整十个春秋。终于，他看到了风云变幻，沙漠转绿，文坛从垂死中复活，于是，他仰起头来，看到了上帝的禁果奇迹般地降临中国文学的大原野。他感到狂喜，感到饥渴的满足。他想起了祖国大地上同样饥渴着的兄弟姐妹，他决定要向他们报告，向他们发出文坛黎明的通知。就这样，他在沉默中爆发了。他大声地呐喊着，欢呼着，赞美着。他几乎来不及用学者的冷静的眼光来看看这些“禁果”有哪些黑点与污点，而是用诗人的激情来赞美这些禁果的出现是无可辩驳的大自然的规律。他不是看不到新时期文学幼稚的一面，而是因为他所渴望的东西太可宝贵了，他对它爱得太深了，因此，他宁可回避它的弱点。但他的赞美绝不是廉价的，新时期文学确实带着一种伟大的心灵在地平线上崛起，作家的良知不仅觉醒，而且像太阳般地放射着异样的光辉。何况，他的赞美，本身就包含着对邪恶的抗议，对那些危害人民的豺狼们的憎恶和义愤。

因为经历了心灵的饥渴，所以他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知音，从心灵的深处支持新的文学，并深深理解这样的新文学是怎样在艰难的环境中诞生，而它的诞生对于中国人民的受伤的情感将产生何等程度的滋补。他的这种浓厚情感，不仅没有使理智模糊，反而使理智显得异常明晰，我想，至醇至真的q隋”是自有“理”在的。因此，当许多人还对新生的文学投以怀疑的眼光的时候，他却已经洞若观火，并决定以血与火的文字来保护它。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被人指责的时候，他的评论却发出晨钟般的洪亮而摇动人心的声音：这不是为“犯人”讴歌，而是在呼唤着普罗米修斯般的圣洁灵魂。斩钉截铁的判断，没有半点投机色彩的辩护，这从固有观念的禁区中高高站立起来的勇敢，多么宝贵啊！刚从万木萧索的土地滋生，还很脆弱的新文学，如果没有这种真诚的、富有才能的支持者与辩护者，行吗？

不行的。文学批评是新时期文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不应当无视这些支持者与辩护者的功绩。也不应当用高深的学问等等苛刻的尺度来苛求他们。在历史转变时期，文学更需要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更需要批评的生气、活力和战斗力。新时期文学是在清除极左的血污中开拓自己的道路的，它首先要赢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它需要不带学院气的犀利的“时文”。构成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应当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一群冲锋陷阵的评论家，就是伟大的文学新潮的一部分。在这一评论家群中，阎纲是杰出的，他的呐喊并不白费，他和他的战友们的呐喊无疑是新时期文学发展的文化动力之一。一切正直的作家，大约都会感激他的声音。

阎纲的评论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诞生，自己又具有诗人的气质，因此，他成为一个诗人型的评论家。文学批评家还有一种是学者型的。两者各有所长，可以互补，不必褒此抑彼。诗人型的文学批评家一般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艺术对象有一种赤诚的倾心；二是艺术感受力强；三是善于艺术地(富有诗意地)表达这种具有个性的感受，笔端带着情感。这种类型的评论家的作品，不仅带有科学的特点，而且带有艺术的特点，阎纲的评论就带有这双重的特点。读他的评论，先是感到他语言的精彩，常有丽章佳句，可读性很强，接着便会发现他思想的明快、活跃，在精彩的语言中包含着透辟的分析并埋藏着一颗炽热的心灵。阎纲这种诗化的评论，虽然没有学者型批评家的从容不迫，层层深化，但却有力地显示自己的评论个性，并能击中要害，敏锐地捕捉住作品的得失，给正在实践中的作家产生直接的影响。P1-3

承蒙刘醒龙主编垂青，嘱我为(《芳草》新开的“评论家自传”撰稿，说谢冕、张炯、陈思和都写了，“你一定不要推辞”。自己说自己，容易招骂，何况文坛上的事盘根错节，一抖搂就是一大串，谁能说得清、道得明！更何况，我虽投身文坛60年，毕竟不在漩涡中心，体制内的神机妙算即便传到我的耳朵也早已不是机密了。我写什么好又怎样写才好呢？左右为难，秃笔一支太沉重。

“诗家事业君休问，不独穷人亦瘦人。”陆游还坦言自己“身缘作诗瘦”。我体瘦，属猴，端的瘦猴，并非缘于作诗，渐瘦于文场却是事实。

瘦没有亏待过我。“文革”时期，斗红了眼，我被请上喷气式，一斗就是上下午两个单元，腚青脸肿，飞而不倒，一直坚持到斗人者嗓门哑了、揍人者拳脚软了。干校期间，不论插秧、拉车、脱坯、盖房、挑大粪、人拉犁、扛120斤麻袋上囤(窄长而质软的木板一步一摇晃随时可以被麻袋连人砸瘪在地)，以及面对对敌斗争中的人海战术、“遭遇战”，统统干得利索顶得住。改革开放，迁入新居，有时停电，有时晚归，七十郎当，独上高楼，一十七层，不带喘气，非功夫也，老来瘦也。我敢于追赶快到站的公共汽车，敢跟小伙子拼骨头死往车上挤，忘乎所以，左腿髌骨粉碎性骨折。但是，60公斤一贯制我不嫌，挺不起西服打不紧领带拖不稳革履我不吝，只要运动来了顶得住，地震来了跑得动，瘦不干瘪瘦不猥琐就成。题目就叫它“五十年评坛人渐瘦”吧！

《五十年评坛人渐瘦》，十万字，《芳草》分两期发出。三联书店总编辑李听约我谈心，认为根据现有的线索，可以淘出很多故事来。见我信心不足，李听说：“何启治、李晋西根据牛汉口述写成的书稿，初稿单薄，后来淘故事，磨呀磨，磨出一本《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即将出版。阎纲，淘吧、磨吧！”写写停停，又想，惹是生非何苦呢？想打退堂鼓，李昕和振峰女士再加助推，细化修改意见，我深知编辑家的一片苦心，又伏案埋头了。去年6月，长江岸、东湖畔，《人渐瘦》获“汉语文学奖”，没有想到自己竟然获奖，而且是如此精美的奖项中最高的“大奖”，它给我以鼓舞，我便认真听取责编的修改意见，不慌不忙地磨，磨到最后仍不满意，三年多的时间就这样拖拖拉拉地放过了。

我是编辑，落入评坛，做编辑和写评论几乎同步，身在意识重地，历经文苑大劫，忍看朋辈成新鬼，六十多年，悲欣交集，白驹过隙，日子过得太快了！

我特别服膺太史公的这句话：“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同时琢磨刘海粟的话：“学习司马迁必须熟读《报任安书》，我把它不知读了多少遍，常读不懈，背诵如流。”

步入老年，赶紧表态，写了《总有那么一天》的千字文，到时候甭哕嗦，眼睛一闭走人。

回顾文坛60年，自己并不干净，我批极左也跟极左跑过，灭神又造神，胶柱于革命的现实主义以致衡文失当，放情谠论但失之粗陋。我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思无主，盲目紧跟，现在明白了，没有我辈的奴性作祟，“文革”疯不起来。

自己的历史自己负责，时代予我有恩当为社会尽心。“文革”后我常常引用恩格斯给丹尔逊信中的这句话：“没有哪一次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进步为补偿的。”

我喜欢悲剧，但不悲观，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前面给我辈引路。

2011年8月北京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