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所著的《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讲述了天米这位城市女孩子刻苦铭心的一段童年旧事。讲述了天米与她的同学、老师、邻居相处、相知的故事。

故事中有儿时幼稚而无邪的矛盾、有儿时所珍视的宝贝、有天性善良的同情心、有一丝丝道不明的忧伤与困惑……平淡中透出感人至深的情结：每一个“平淡”的情节中，都浸染着自然、真诚的友情，让人无法抵挡那份真情和心灵与心灵相撞的诱惑。

殷健灵所著的《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讲述：天米生活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而是一个叫宝野的工业区。故事重心在天米的小学阶段，同学，老师，邻居都出现在故事中。一个形影不离的同学、一个父亲入狱的少年、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一个“我们”孩子眼里是好人，而遭到到周围人议论的年青教师、一个“不近人情”的作家……天米与他们的交往，度过了自己刻骨铭心的童年。

第一章 月亮茶馆

第二章 麦穗和天米

第三章 天米和廖廖

第四章 天米和闵多

第五章 艾云

第六章 眉娘

第七章 十字山

第八章 月亮茶馆

我的小小故乡（代后记）

第二章 麦穗和天米

金钩钩，银钩钩，你的东西给我吃，

我的东西给你吃，

要好，好到老，

不好，就拉倒。

麦穗和天米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曾经是同桌，才两个月，麦穗就转了学。又过了几个月，却又回来了，仍然坐在天米的边上。只是这时候的麦穗身上，似乎多了一点儿这个年龄的小孩没有的淡淡的沉郁和忧伤。

麦穗的名字曾经被同学们取笑过，调皮的男孩从附近农村的麦田摘了一支青涩涩沉甸甸的麦穗带到教室里，一边挥舞一边冲着麦穗叫：“麦穗！麦穗！”麦穗不羞也不恼，把脸别过去，当作没听见一样。那男孩便觉得很没趣，就随手把玩得七零八落的麦穗朝窗外一扔。那麦穗飘飘悠悠地落在了教学楼后面的空地上，和那些废纸果皮杂草混在了一起。这时候，麦穗的嘴角常常会不经意地滑过一丝有些得意的笑。

厉寒冰老师却很喜欢麦穗的名字。有一回，在语文课上讲解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首诗时，不知怎的，就提到了麦穗的名字。厉寒冰老师说：“麦穗，这名字多好。让人联想到春天里绿油油的麦田，秋天的田野里金黄起伏的麦浪，多有诗意啊。你们想，在蓝得透明的天空下，一片无边的金色的麦田，在和风的抚弄下，麦穗们轻轻地舞动着，‘沙沙沙’地唱着歌，还有三两只好看的不知名的小鸟在麦田上啁啾着起起落落。多美的图景！麦穗，只有那种温柔的、害羞的、喜欢梦想的女孩子才配得上这么好的名字。”

下面的小孩子仰着脸听着，觉得厉寒冰老师用语言画了一幅油画。天米尤其向往，羡慕麦穗的爸妈起了个别人想都想不到的好名字。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同学拿名字来取笑麦穗了。

其实，他们对乡村里的麦田并不陌生。

天米和麦穗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些特别。它当然不是什么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也不是闭塞的农村。它有点像集镇，但没有集镇的那种乡土气，却带着一点儿工业文明的痕迹。这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诞生在城市边缘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宝野。那时候，许许多多怀着远大抱负的人放弃了大城市的繁华生活聚集到这里，他们觉得自己肩上挑着很重的建设祖国的担子，他们在心里把“国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从宝野到离它最近的城市，最少得坐两个小时的车，人们难得进一回城。住在宝野的人推开窗就能望见碧绿的田野。天米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家的房子附近就有农民的村舍，他们养着牛、喂着猪，关着窗都能听见牛们哞哞的叫声。宝野建在一片绵延的丘陵上，所以那里随处可见水泥砂石砌成的楼梯和坡道。走在路上，小孩子们总有玩游戏的感觉，一路上上下下的，就走出很多趣味来。来自大城市的人都固执地有些骄傲地说着自己城市的方言，和当地人似乎格格不入。即使是外地分来的大学生，慢慢地也学说起了这种方言。说着这种方言的人，一辈子都改不了口音。

麦穗和天米刚刚有些熟悉了，却忽然转了学。麦穗的爸爸是炼铁厂的高级工程师，那年十月份的时候，给包头的一个更大的钢铁公司调了去。麦穗和妈妈也跟着一起去了。天米记得麦穗走之前，厉寒冰老师还特意让大家从田边摘了好些黄灿灿的野菊花，编成小小的花环送给她。宝野附近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菊花，茎秆矮矮的，每到春天，就像漫天的星星一样冒出来。厉寒冰老师把野菊花环递给麦穗，说：“这些小花，即使干枯了，也能嗅到浓浓的菊花香。你嗅到花香的时候，一定能想起大家。”

天米看着麦穗接过花环，鼻子里酸酸的，第一次感觉到分别的悲伤。

那天，下着大雨。天米他们的教室是学校里最矮的一幢房子，红砖墙，木窗户，雨点打在黑色的瓦片上，发出噼噼啪啪很大的声响。那声音似乎就在头顶，于是，就有孩子抬起头来看，疑惑是房顶漏了。嘈杂的雨声反倒衬托出一种异样的安宁和忧伤，在日光灯薄薄的光线下，麦穗的脸看上去有些模糊。

麦穗走后，天米边上的座位就换上了别的孩子。可是没有想到，麦穗刚刚有些淡出天米和大家的记忆了，她又忽然地回到了他们中间。

麦穗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年级的下半学期了。她像一个新生一样被厉寒冰带进了教室，战战兢兢地靠在讲台边上，垂着眼睑，不敢看大家。天米一眼看见麦穗的袖管上刺目地别了一枚黑纱。那天的麦穗穿着一件咖啡色的尼龙短外套，黑色的裤子，整个色调都很暗淡，可那枚黑纱还是像强光一样刺痛了很多孩子的眼睛。

教室前面的黑板上面，正并排悬挂着两幅画像，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华国锋。大家在心里都隐隐约约地明白，那个叫毛泽东的老人，在中国代表了一种象征。几年前，当这位老人去世的时候，全国上下都成了黑纱和哀乐的海洋，那些戴在人们手臂上的标志黑蝴蝶一样地在寒风里飞舞，冰冻了那一年所有的人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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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小故乡

我一直疑惑，哪里才是我的故乡？我生在上海，却长在离上海不远不近的南京。可是，当我告诉别人自己长在南京时，却没有底气。因为南京城于我陌生，我至今不识南京的道路和街区，不会讲南京的方言。但如果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上海，在上海人的圈子里长大时，我又无法认可上海是我的故乡。总之，无论往哪边靠，都是尴尬。这种困惑不只我一人有，一起长大的伙伴都有。我们心底里，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小的故乡——它有一个代号，叫作“9424”。

小小的故乡曾经以“宝野”和“美浓”的名字出现在我的小说里，竟让读者去追寻探究，似乎想在现实中找到这样一个美好的温柔乡。可我知道，他们是无法找到的。因为连我自己，都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了。

2009年冬天，趁去南京公差的机会，在离开了十七年后重回小小的故乡。走的是宁芜公路，依然是十七年前离开时的房子和田野，一路所见，已是颓破之色。一路走，依稀预想到了它如今的样子。尽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到近前，它的真模样还是令我感到了忧伤。就像见到一个多年未遇的亲人，印象中还是她青春旺盛的样子，不期然地，就老了。

已经听不到沪语，几乎所有在这里生活过多年的上海人都已撤离，落叶归根。这些人曾经是这里的魂灵，魂灵散去了，便剩下了空洞的躯壳。住过的老房子拆除了，路边的石阶残破断裂，水泥路面崎岖不平；小学校不在了，改成了社区活动中心；我的中学铁门紧锁，落叶遍地，满眼所见竟是萧索萧条；繁荣的菜市场也不在了，换到了室内，旁边开了一爿冷清粗糙的大食堂……只花了大半个小时，我便走遍所有熟悉的地方。当重新回到宁芜公路边上等车时，站在一片黑色的砂土之上，在尘埃飞扬中我心生恍惚——莫非，那些明媚的颜色从来不曾存在过？

可它明明存在过。存在于我的念想里，存在于儿时伙伴的追忆里。现实中找不到，我更无法用言语描绘。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乡，是被寄养的孩子，无根无襻，让我们无法有乡土的情结，更不可能拥有城市人的依傍。可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抓住了我们的心。我们自封纯朴，因为生长的地方离泥土近；自以为孤独，因为不知道哪里是真正的故乡；可有时又会庆幸，单纯的成长环境给了我们一颗简单的心。

说起来，故乡真的很小，方圆数里，而孩子们活动的区域只在方寸之内。它紧靠宁芜公路一隅，面山傍江，依丘陵而建，一条铁轨擦边而过，伸向神秘的远方。我们住在火柴盒一样整齐划一的房子里，街道清洁，树木成荫。推窗可以见山，走不多远，便到了田野。水车、池塘，带着新鲜草香的牛粪气息。每到春天，教室里便柳絮飘飞，日光被树影映成了柠檬黄，涂抹在窗台、桌角……回想起来，这些明媚单纯的颜色构成了我少年生活的图景。这里本是冶炼钢铁的基地，可我的少年却鲜有坚硬的调子，似乎总是那么温润。这究竟是为什么？

那地方，到处可见坡地和台阶。从住的房子出来到小学校，要上下三四处坡地，一溜低矮山墙顺势蜿蜒，上面爬满青藤。这使得上学路上充满了游戏色彩。夏春时分，从午后的困倦里走出，沿着山墙走向学校，慢慢走进一片叽叽喳喳的喧闹。我们习惯早到，等学校开门，站在大门口，身后数十级台阶下又是成排的居民楼。台阶上站满了同校不同级的孩子。开大门前的半个小时光景，我们什么都可以做，聊天，打架，跳绳，跳房子，买小摊上的糖人、爆米花。课还没上，就先兴奋起来。若是冬天，下了大雪，家门口的台阶都给雪遮没了，走起来就有了危险，深一脚浅一脚，一不留神就突然陷进半条腿。到了学校，棉鞋都湿了，教室的水泥地上便印了很多个深色的小脚印。

这地方，给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和安全感。走在任何一条小路上，在小商店里，在电影院里，在菜市场里，都能看见似曾相识的脸。孩子们之间，虽然不是亲戚，却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某某和某某的父母在一个厂里上班，现任老师教过某某的兄姐，总拿某某和兄姐比较。我们有时会聚在一起聊聊上海，你的家在黄浦，他的家在静安或是普陀，说的“家”都是亲戚的家。到了寒暑假，分别到上海的亲戚家去过假期，彼此郑重地留下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果真会正儿八经地通两封信。

每年假期，我都要回上海的外祖父母家。刚一坐定，便有邻居来看南京来的小姑娘。我是外乡人，但和他们说一样的方言。这就有点奇怪。印象最深的一次，一个男邻居刚一见面，就端详着我说：“你的脸一边大一边小。”我心下一窘，然后便一直为自己的脸不对称担心，私下揣测，这一定是我平时托腮听课造成的。回想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在意自己的长相。那年，我大概念四年级。

有一年寒假过后，我最好的朋友P来我家找我，把一块手帕一支铅笔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我一眼看见她穿的一身天蓝色呢绒面滑雪衫，这身纯净的颜色给了我一点儿刺激，我以为它带了很强烈的上海的痕迹，是P的亲戚送给她的，而我自己却没有。在没有拥有自己的滑雪衫之前，P的衣服在动作时发出的摩擦声在我听来都十分悦耳，令我向往。

在那个地方，成为最好的朋友往往具备一个条件，就是两个人一定住得十分相近。P的家所在的那栋楼，和我家前后相邻。我家在二楼，她家在三楼。站在我家的窗口，望得见她家的走廊。有时只要对窗大喊一声，就可以看见P应声开门出来。我去她家吃一碗绿豆汤，她来我家睡个午觉，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我们一起用宽口瓶养过从附近池塘里捉来的蝌蚪，也用竹匾很正式地养过春蚕，寻遍附近的乡村采摘桑叶，还一起去歪倒的树上采集甜花蕊带去课堂上解馋，放了学，就在家门口的砖地上画线跳房子……因为地方小，使得我们的时间可以拉长，变得从容。似乎每一个细节都能慢慢品味，每一个动作都可以延迟几个拍子。

这样的日子悠闲而明媚。从来都是走着去做任何事情，搬过几次家，从家到学校的步行路程都不超过十分钟。初二时，我学骑父亲的28寸自行车，在下坡处被上行的卡车吓破了胆，从此再也不敢骑车。这与我从小较少见到汽车有关。

高三毕业时，为学生会活动买奖品，我才第一次和一个男生独自坐公交车去了一趟南京城，目的地是新街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大人陪伴坐车出“远门”。在我的记忆里，那次出门有着成人礼般的仪式感。我们画好了详细的地图，记下回程的车次，咨询了很多个大人，整个过程做得十分小心烦琐。从我们那地方到南京，不到一小时车程。而在心理上，却是不可思议的远。想起来，哪怕是孩子，心里也一直存着这样一个念头：到南京，是“去”南京；而到上海，却是“回”上海。可是，真的回到了自己的地方呢？

1990年，当我真的回到上海念大学时，才深深感到，这个上海大概也不是自己的地方。班上二十九个同学来自五湖四海，仅有的几个上海生自然而然有了自己的小圈子，可我却难以融合进去。隐隐明白，自己的气息已经积聚了将近二十年，是我那个被寄养的故乡造就的，它沾着泥腥气、铁锈气、青草香，裹挟着初春时万物萌长的幼嫩气息……恐怕一辈子都难以脱掉。这或许是一种损失，又或许，也是一种获得。

——亲爱的读者，谢谢你阅读《月亮茶馆里的童年》，里边写的，正是我永远的童年。你嗅到那些泥腥气、铁锈气和青草香了吗？

殷健灵

201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