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英国科学院院士、爱丁堡大学荣休教授奥利弗?奥多诺万、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查尔斯?马修斯、芝加哥大学教授简?贝斯克?爱尔希坦、杜克大学教授斯坦利?侯活士等知名学者推荐阅读。《选择》《政治神学》《现代神学》《政治思想史》《基督教世纪》《圣母大学哲学评论》等多本专业期刊好评推荐。 2.无论是对那些关注基督教教义与自由民主关系的人，还是对那些试图理解基督徒为什么必须爱上帝和爱邻舍的人，这本书都能提供很多解答。 3.格雷戈里阅读了大量重要的学术文献，并从中筛选出优秀的资源。他将这些资源组织起来，使其前后呼应。他试图通过关注爱的重要性来系统化论述三种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合理地重构和想象一种更好的自由主义，并以这种更好的自由主义方案回应近来神学、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领域提出的新理论。

奥古斯丁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但他是最早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理论的哲学家。本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里克·格雷戈里分别以神学、女性主义和政治哲学为切入点，提出了对奥古斯丁主义思想、自由主义公民伦理的全新解读。通过分析以莱茵霍尔德·尼布尔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约翰·罗尔斯为代表的程序主义和以小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公民自由主义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及其与如何构想和施行政治间的相互作用，格雷戈里合理重构了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通过广泛检视奥古斯丁的著述，以及不同立场的学者对这些著述的接受，格雷戈里确立了两个经典的主题：爱——及与爱有关的关怀、团结、同情等概念；罪——及与罪有关的残忍、邪恶和褊狭的利己。通过详实的论述，本书既拓展了当代奥古斯丁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想象，又丰富了自由主义者对奥古斯丁主义的认识。对于关注基督教伦理学、道德心理学和宗教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人来说，格雷戈里的这部作品可以激发全新的讨论。

致谢
缩写对照表
中译本导言在古今之辨中重提“爱与罪的辩证法”——埃里克·格雷戈里的第三种奥古斯丁主义方案
引言奥古斯丁和现代自由主义
第一章超越公共理性：爱、罪和奥古斯丁式公民德行
第二章从恶行到德行：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的发展
第三章一种关爱的自由主义伦理：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和基督教社会伦理学
第四章作为政治恶行的爱：汉娜·阿伦特的奥古斯丁
第五章作为政治德行的爱：“斯多葛主义”和激情的问题
第六章作为政治德行的爱：“柏拉图主义”和上帝的问题
结论铭记奥古斯丁：消除悲观主义、怀疑主义和怀旧主义的政治
参考文献
索引

     奥古斯丁式自由主义通常是指《上帝之城》第19卷中论述的那种奥古斯丁主义，可以想象，它中世纪时的读者对此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我肯定现代传统的一些方面，尤其是今天所说的“政教分离”为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提供了支持的观点。我也认同它有减少道德自大和政治自负的力量。在奥古斯丁主义者对末世性的所有渴求之中，他们指明了满足正义需要的条件和人们在寻求社会正义秩序上的懈怠，这点无疑是正确的。奥古斯丁主义者也认识到成为好的公民和成为好的个人之间存在的张力和断层线。基于神学的理由，他们既不期盼，也不会试图让国家成为一个倡导宗教忏悔的社群。但是我想将这种传统推进到一个新方向上，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一种奥古斯丁式的公民德行， 继而这种德行又鼓励了一种更具抱负的政治实践。我指的“有抱负”的政治实践是将一个现实社会提升改造为一个更加正义、更加平等和更加仁爱的社会。这种实践需要的不是中央集权，尽管在确保现实中的“人民”共享善时，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由民主被激进政治和经济不平等打上了印记，这一令人沮丧的现实并不能激发人们的信心。这种奥古斯丁主义——既有举世性的渴望又注重德行在地方社区的起源——应当避免将政治缩减为以国家为中心的政府行动。因此，同阿尔诺一样，我会尝试将不同类型的奥古斯丁主义调和在一起。奥古斯丁主义的基督徒，按照他们自己的神学观点，应当建立起必要的政治友谊去维护被根深蒂固的精英利益威胁到的自由民主。他们应当对民主政治（即以祛神话性原罪的概念作为反乌托邦的外交和地区政策的根基）做出更多的贡献，超过他们惯常所做的。他们应当通过加强德行来为社会的转型提供一种公民权的视野。在更为哲学的方面，我主张一种奥古斯丁主义的公民伦理，它既能避免被转化为情感主义的至善论，也能避免成为伯拉纠主义那种已经实现的完善性的概念，抑或那种非民主政治中精英主义的概念。
我的奥古斯丁主义公民德行一般相当于温和形式的自由主义至善论，它对人类繁荣认为有内在价值的伦理学进行了解读。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些理论有利于社会趋向善的实践，能够促进人类的繁荣，并且能够抑制危害其繁荣的行为。它们不会被看似诉求于程序中立的原则所左右，那些看似中立性的原则尽管具有社会性，却对社会福利的结果接近不感兴趣。它们也试图通过创造自由的政治而非自由的空间，来使我们不再互相残杀，不再去干涉经济交换的条件。自由主义至善论者之所以是自由主义者，是因为他们承认国家的有限权威，以及在多样的社群和不同的忠诚中，政治之善对个人而言具有的工具属性。他们也注意到了自治和自我尊重等的价值，因为这些美好之物对于人类的繁荣是宝贵和必要的组成部分。自由的公民，同时是具有自我意识和彼此相互依存的政治人，我们不能将他们当成一种带有旁人无法理解的欲望却又不被承认的客体。我希望为之辩护的那种自由主义，是通过一个尊重自由和平等的宪政政府，在追求个人平等尊严的道德和确保共享的善的基础上，进行政治实践。
此外，对于自由主义至善论而言，这种自由主义（通过政治合作间接实现至善论者的抱负）相当于现在某些学者所谓的“公民自由主义”。公民自由主义是一种以德行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其目标是避免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假设的人的本质，以及政治社群的浪漫主义或极权主义的概念。这种自由主义批判性地选择采用程序自由主义和公民共和主义的特点。但是，这种自由主义自身所具有的传统，使其能够对权利、利益和公民的各种真实需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认识。用其倡导者的话来说，这种自由主义致力于“将个人权利和公民自由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坚持确保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平等的公共领域，并且这种公共领域能够直接推进和解决曾经有争论的那些共同目标”。公民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至善论者允许关于人类繁荣的那些理想化的概念进入到公共领域之中，这些概念塑造了对公共决策实践性的思考，和对自由正义的效果的规范性评价。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种方式可能过于激进，特别是对那些谨小慎微的伦理学家而言，似乎这是粗暴地对待历史文本和正典人物。但是，我要提醒他们的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实际内涵并不能解决现代奥古斯丁主义思想家的那些规范性的问题，更不用说那些本应相信自由民主的世俗之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的思想遗产可以自由地修正奥古斯丁的论述中被证明是不能被人接受的、不接近的或模糊的观点 ；并且这些改良过的理论不需要以修正主义的形式来论述什么是奥古斯丁主义的实际内涵，以及什么是奥古斯丁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