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精)》由西格丽德·努涅斯著，阿垚译。西格丽德的回忆分寸把握得很好，既无局外人难免存在的隔阂，又有局内人可能难有的距离。她写桑塔格那孤独的童年，鲜明的个性，她作为天生的导师的秉性，她对写作的全心投入，她写桑塔格时而表现出的那种张扬跋扈的性格和强烈的占有欲，也写她爱走极端、爱夸张的倾向……对桑塔格的性取向、桑氏母子被外界津津乐道的“不伦”关系，她也是就事论事，不妄加演绎。不妨说，《永远的苏珊》是在努力为我们还原桑塔格的本真面貌。

1976年，经友人推荐，年轻的《纽约书评》助理编辑、文学女青年努涅斯成为处于癌症术后恢复期的苏珊·桑塔格的助手，由此进入一代知识偶像的私人生活。有四分之一华人血统的努涅斯拥有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硕士学位，令母子俩一见倾心，向来都好为人师的桑塔格当仁不让地做起了她的文学导师，并差点成为她的婆婆。

《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精)》由西格丽德·努涅斯著，阿垚译。美国小说家努涅斯的这部小型回忆录之立意，并非学术传记，因此述及诸多名人私事，细节丰富；述及桑塔格的狂傲或脆弱，母子关系或个人感情与功名，寥寥数语却活龙活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有血有肉，而非被种种的主义神化，又或被毁谤和流言包裹的桑塔格。《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精)》亦充满了对1970年代那个失落的、充满智慧的纽约城的怀念与礼赞。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一个作家的聚集地；因为某个我现在已记不起来的原因，当时我不得不延期，比该到的日期晚了。我当时一直在担心因为迟到而要看人脸色。不过，苏珊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件坏事。“什么事情以打破规则开始总是好的。”对她而言，迟到就是规则。“我只有赶飞机或去听歌剧才担心迟到。”当人们抱怨总得等她时，她毫无歉意。“我认为，如果人们不够聪明，不带着什么读物……”(可当某些人了解了情况，而她最终得等他们时，她就不高兴了。)

我自身过分苛刻的守时令她不安。有一天，和她一起到外面吃午饭，意识到回去上班要迟到了，我一下子从餐桌旁站起，她嘲笑说：“坐下！你没必要准点到。别那么奴性。”奴性是她喜欢用的词之一。

例外论。我们仨一一苏珊、她儿子、我一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真是个好主意吗？戴维和我不该有我们自己的场所？她说她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我们不能住在一起，即便戴维和我将来有了孩子。她说，如果有必要，她会很高兴供养我们全家人。当我表达了疑虑，她说：“别那么循规蹈矩。谁说我们就得像别人一样生活？”

(有一次，在圣马克街，她指着两个长相怪异的女人，一个中年，另一个年纪大些，两个人都穿得像吉卜赛人，留着飘逸、灰白的长发。“老波希米亚人，”她说。然后，她又打趣地加了一句，“30年后的我们。”

现在，30多年过去了，她去世了，不再有波希米亚人了。)

我们见面时她43岁，但在我看来她似乎很老。这部分是因为我当时25岁，在这个年纪，任何40岁以上的人对我来说似乎都老了。还有是因为当时她正处在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后的恢复阶段。(打破规则：当医生因其拒绝做建议她做的康复训练而责备她时，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护士在她耳边轻声说：“开心的洛克菲勒也不会做这些训练的。”)她的气色不好，她的头发…那么多人以为她那一绺白发是漂白的，而本该显而易见的是，那是她头发中唯一原本真实颜色的部分。(一名理发师建议留一点点不染色，这样看上去会不那么假。)她的一头黑发本来格外浓密，化疗后稀了好多，但没有掉光，不过，后来长出来的头发几乎都是白的或灰白的。

因此，一件怪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看上去比我接触她以后感觉的要老。她康复后，看上去越来越年轻，到她决定染发时，她看上去更加年轻了。

1976年春，差不多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完美术硕士后的一年，我当时住在西106街。苏珊住在106街与河滨大道交界处，她有一堆信未回复，都是她生病期间积下来的，现在想处理。她请一些朋友——《纽约书评》的编辑——一推荐一个能帮她的人。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曾在《书评》当过编辑助理。编辑们知道我会打字，而且我就住在附近，于是，他们就建议她给我打电话。这正是我当时在找的那种零工：这种活不太会妨碍我自己写作。

我第一次去河滨大道340号那天阳光明媚，公寓——有许多大窗户的一套顶层公寓～一亮得令人目眩。我们在苏珊的卧室干活，我在她的书桌旁，在她那台又大又重的IBM电动打字机上打字，她一边口述，一边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躺在床上。这问房间和这套公寓里其他房间一样，装修简单；墙是自的，毫无装饰。一如她后来解释的那样，因为这是她工作的地方，她希望自己周围有尽可能多的白色空间，而且她尽量让房间里不放书。我不记得有任何家人或朋友的照片(其实，我根本想不起那个公寓里有什么地方放过这样的照片)；倒是有几幅她的文学偶像的黑白照片(就像出版社广告宣传中的那种)：普鲁斯特、王尔德、阿尔托(当时她刚编完他的一部文集)、瓦尔特·本雅明。公寓其他地方有很多老电影明星的照片，还有著名的老黑白电影的剧照。(这些东西，我现在想起来，以前是张贴在“纽约客电影院”大厅里的，那是一个放映老片子的场所，在88街和百老汇交界处。)

她穿一件宽松的高领衬衫，一条牛仔裤，一双胡志明牌人字胶拖鞋，我相信是她某次去北越时带回来的。因为癌症，她当时在戒烟(她会戒，然后没戒成，然后又戒，反反复复)。她吃下去一整罐的玉米粒，一边从一个带柄的塑料水壶里大口大口地喝水把玉米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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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苏珊·桑塔格的这本小书2008年开始动笔；这一年，我应邀为文集《导师、缪斯和恶魔：30位作家谈改变他们生活的人》(自由出版公司，2009年)撰稿。我想写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位受人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她几个月前刚去世；我20世纪70年代初在巴纳德学院读本科的时候，她是我的老师。可结果我发现哈德威克已然被两人选走。接下来，我想到，尽管我没有正式师从苏珊·桑塔格，倒是可以写写她的，因为她也曾经是我的导师，比起哈德威克教授或我的任何其他老师来，甚至是个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人生的导师。的确，说桑塔格对我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最为重大的影响，并非夸大其辞。

我和苏珊·桑塔格第一次见面时，她43岁，已经是美国重量级作家和思想家。那是1976年，我25岁，刚刚在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学院读完小说写作方向的美术硕士。那年春天，桑塔格处在癌症手术康复期间，她生病期间积压了成堆的信件需要回复，她雇我用打字机打回信。整个工作只持续了几天时间，但期间有一天，她把我介绍给了她儿子——戴维·里夫。和我一样，戴维也是个有抱负的作家，后来写过几本书。他当时还是个大学生，仍然住在他母亲家里。我和他开始约会，过了几个月，我搬去和他们一起住。

我很快就知道桑塔格是个天生的导师，她把其他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视为既是一种道德义务，又是无穷快乐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她以自己众多的文化激情和思想激情来影响她周围的人，这是出了名的。和她生活在一起而不受到她的指导简直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梦想着成为作家的女青年，我把遇上桑塔格视为能够发生在我身上的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这个观点在接下来的35年当中，以及在后来麻烦不断的日子里，始终都没有改变。

除了2005年为桑塔格逝世一周年而写了篇简短的纪念文章以外，我从未写过她，而且我曾认为我以后也不会写她。但现在，出乎意料地，写一篇文章的机会来了，我又是激动又是忐忑。毕竟，桑塔格是个闻名世界、超群不凡的传奇人物(偶像这个词多么频繁地用来形容她啊！)。她大半辈子一直都是公众极为着迷和仔细观察的对象。关于她已经说了很多。据有些人说：太多了。毫无疑问，我来写她肯定是极具挑战性的。

可事实上，《桑塔格的规则》这篇我给那本文集的文章，写得非常快，也非常自然。我很惊讶地发现，写这篇文章比写小说容易多了，尽管我此前写的几乎全是小说。

这篇文章出版后，阿特拉斯出版公司——一家文学类非小说独立出版公司——的詹姆斯·阿特拉斯碰巧读了，便和我联系。他想知道我是否愿意写本关于桑塔格的书。我得好好想想，然后才能接受这个稿约。我肯定不想写一本桑塔格传，对撰写研究她作品的著作我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在我那篇20页的文章当中，就桑塔格这个话题而言，我当然没有讲完我要讲的全部。

又一次，我为有机会再写点桑塔格而激动不已。又一次，因诸多原因，我感到忐忑。首先，迄今为止我出版的6本书全是小说。《永远的苏珊))将会是我的第一本非小说作品。在我的文章里，我写的主要是作为导师的桑塔格。然而，一本回忆录，如果不包括一幅更完整的桑塔格肖像，不更加深入地探究我和她的友谊，那么，它就不值得写，或者也不值得看了。但是，我们的友谊非同寻常，也非常复杂——人人都会将其描述为“敏感话题”。再者，我不知道如何能够避而不谈在戴维母亲可怕、占有欲强、情感上粘人的阴影里试图与戴维维系关系而出现的种种麻烦。

我一直记着哈德威克以前经常跟我们写作专业的学生讲的话：“你们得找对调子。找对了，什么都能写了。”我相信，写《桑塔格的规则》时，我的确很幸运地找对了调子。对我来说，似乎是如果我能够继续抓住这个调子，那么，尽管可能有困难，但我就能讲述剩下来的故事，而且能坦诚讲述。因为，很自然，除非你实话实说，否则，写回忆录便毫无意义了。

正如我前面写《桑塔格的规则》那样，坐下来写《永远的苏珊》的时候，我发现要说的话自然地流淌出来。我无需纠结地去回忆我那段生活；一切恍若昨天。后来，人们会问我，这一切你怎么都记得啊？我会笑笑说，那是我的青春，我怎能忘记？

这本回忆录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按我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我没有虚构或美化任何部分，我也没有编造合成任何情节或者对话。

我非常感激，也非常开心，通过译者的努力，这本记忆和表达敬意之作现在译成了中文。《永远的苏珊》由一位已经把这本回忆录著名的传主本人的作品译入中文的译者来翻译，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最后一点。不可避免地，我想，读者想知道我认为苏珊·桑塔格会怎么想《永远的苏珊》。死无对证，说她会怎么怎么说或许无论怎样都是错的。但如果我说我并不觉得回忆录中部分内容会惹恼她，那我就不诚实。其他部分，我相信，会让她高兴。当然，她会发现通篇都有她的影响在。我最大的希望是，她把这本书视为是严肃的一一借用她评价文学作品时最喜欢用的词之一。对我来说，写作这本回忆录是最严肃的了。

西格丽德·努涅斯

2011年11月18日于纽约

桑塔格是个难解的谜，却也是个值得解的谜，而且已经有人解出了谜的一部分。2000年，美国推出《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2008年，桑塔格的独子戴维·里夫出版《死海搏击：母亲桑塔格最后的岁月》，2011年春，我们又有幸读到戴维曾经的女友西格丽德·努涅斯新鲜出炉的《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铸就偶像》是一本他传，在为我们廓清桑塔格成为偶像的全过程的同时，这本传记字里行间不无批评的口吻；戴维纠结的回忆读来让人纠结，文字上也有儿子丧母后回忆时难免的重复和絮叨。有书评称《永远的苏珊》是“一个枕边人写的充满着绝密隐私的八卦集锦”，我不能苟同。西格丽德的回忆分寸把握得很好，既无局外人难免存在的隔阂，又有局内人可能难有的距离。她写桑塔格那孤独的童年，鲜明的个性，她作为天生的导师的秉性，她对写作的全心投入，她写桑塔格时而表现出的那种张扬跋扈的性格和强烈的占有欲，也写她爱走极端、爱夸张的倾向……对桑塔格的性取向、桑氏母子被外界津津乐道的“不伦”关系，她也是就事论事，不妄加演绎。不妨说，《永远的苏珊》是在努力为我们还原桑塔格的本真面貌。

这些年，我一直在译桑塔格和有关桑塔格的著作，对相关作品及其产生其中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相对熟悉，又曾与桑塔格有过直接的交往，现与戴维以及桑塔格基金会常年保持联系，因此，这本篇幅不长的回忆录译起来相当顺手。当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还非常有幸地得到了原作者的热情帮助。西格丽德不仅详细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和我跟她确认的内容，而且抽空专门为拙译撰写了中文版序，追溯了写作这本回忆录的来龙去脉，从而为中国读者了解这本书、并因此了解桑塔格提供了便利。为此，我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然，我也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如既往的支持。我多次在翻译研讨会上说到，一部译作其实是一个集体成果，里面包含了原作者、出版者、责编和译者所做出的共同努力。这不，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永远的苏珊：回忆苏珊·桑塔格》就是一个好例子。

译者

2011年12月于南京月光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