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去了那儿就再也不出来了吗？”
“我还能怎么样呢？”玛尔特·R回答说。
汽车渐渐地摆脱了拥挤的车流，飞驶在乡间的柏油公路上，两旁时而闪过大片的树木，但再往前就是光秃秃的了。田野远处的晨雾在飘散。快要驶到布里一孔特一罗贝尔时，司机骂了起来，樊尚·蒂瑟尔问他出了什么事。
“前胎瘪了。”
车子减慢速度，停了下来。三个男人下了车。
“我可以留在里面吗？”女客问道，“我并不重。”
司机由蒂瑟尔和摄影记者相帮着，摆好了千斤顶，卸下了备用轮胎。他们就像赛跑会上争分夺秒的选手一样，动作非常迅速。轮胎换好以后，他们在前座下面取出一块揩布，轮流擦擦手。玛尔特·R没有动弹。她蜷曲着身子，缩在座位里。汽车不一会儿就又加足了马力全速前进。
“到那儿得很长时间吗？”玛尔特·R问。
“五小时或者五个半小时吧。三百五十公里。”
“三百五十……”
玛尔特·R闭上眼睛，随即又睁开：
“我原以为沿途都有景色可看，我会挺高兴的呢，再说……”
“这条路的景色不怎么样，”蒂瑟尔说，“甚至可以说挺糟的。”
女客沉默良久，凑着烟蒂点燃了另一支烟。行驶了两小时以后，她诉苦说：
“我冷。”
“咱们可以停一下喝杯咖啡。”樊尚·蒂瑟尔说。
他俯身向着司机说：
“玛尔特·R觉得冷。咱们去喝杯咖啡吧。”
司机拨下暖气开关，一股暖和而干燥的、气味不大好闻的气流弥漫在车厢里。
“我到特鲁瓦停车。”
那个城市现在并不很远了。几分钟后他们就到了那儿。司机向右拐弯，想找到火车站。
“我想我还记得。”他说，“该是在那边吧。”
火车站终于望见了，汽车驶上前去停在平地上。大家都下车，一路往一家大咖啡馆走去。
看上去像刚翻新过的大厅里，客人寥寥无几。霓虹灯围住的一座钟指着十点缺一刻。一个男人在柜台边上，喝着葡萄酒。一个挺漂亮的女人，不是挨着桌子，而是坐在一边，身旁有一只箱子。她敞开着外套，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
他们要了几份大杯牛奶咖啡和羊角面包。
“不太累吧？”蒂瑟尔问。
“行，就是有点冷。”
侍者给他们端来东西的时候，那边的女顾客立起身来，提起箱子往外走。他们四人都目送着她。玛尔特·R不吃羊角面包，点了一支烟。
“我抽烟，我抽烟，”她说，“这大概是最后的几支了。”
她默默地吸了几口烟，突然，她的脸变得冷冰冰的，樊尚·蒂瑟尔以前看到过她这副模样，那是当她面对整个社会进行抗争的时候，那种高傲的神情使她的脸绷紧了。她说：
“我不会再叫玛尔特·R了。她们会给我另外取个名字的。”
她摇摇头，就仿佛有什么事让她感到不快，或者有一种过于苦涩的回忆难以甩脱似的。樊尚·蒂瑟尔很熟悉这个动作，当初他曾经一连好几天地设法让她推心置腹地说出隐情来，为的是给她写回忆录。
“不管怎么样，”她接下去说，“那是个谁也不会去注意的名字了。您很年轻(她对摄影记者说)，您以前知道我的名字，记得我干过什么事吗？”
“不太清楚。略为知道点儿。不怎么详细。哦，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我在监狱里呆了十年，十八个月前刚从那里出来。十一二年以前，您多大？您父母让您看报上的谋杀案吗？”
蒂瑟尔喊侍者来结账，他付了钱。
当玛尔特·R回到车上时，她说：
“我好多了。”
她对旅途的同伴们笑了笑，又向樊尚·蒂瑟尔问道：
“您的这位伙伴，您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弗雷德。”
“他人挺好。”
“他人挺好，而且已经是个地道的摄影记者。他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尽提些不该提的问题，把采访记者的工作都给搅了。”
“别发火呀，老爹。”弗雷德说。
“我的决定让人觉得惊奇，这是正常的，”玛尔特·R说，“我在监狱里过了十年，刚出狱，却又决定重新再把自己关进另一个地方，而且这回是没有期限的。这表明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在这个社会上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其实我是不用花十八个月的工夫就该明白这一点的。”
她又摇摇头，仿佛是在不出声地跟自己争辩，又仿佛是在否认自己刚发现的结论。
特鲁瓦，在咖啡馆里打尖，这些现在都已经甩在后面，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沿途的景色变得更加萧条，看出去只见连绵起伏的光秃秃的冈峦，四周则是阴森森的树林。
“这一带真是满目荒凉，”樊尚·蒂瑟尔说，“一派东部景象，只适合当战场。”
可是女客的好奇心几乎没有了。P6-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