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厘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

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厘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随便说一个历史事件，又似乎都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及过渡、转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等，对它们的各类评价论争始终不断。这该是是历史吸引人的地方！

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

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

那四十年悲情的历史代序

曾国藩与传统文化

曾国藩与湘军

曾国藩与洋务运动

历史漩涡中的李鸿章

历史常态下的百年中国海军

颐和园与北洋海军

戊戌变法始末

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而且对汉学的攻击尤不遗余力，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归之于汉学。曾国藩认为，这都是门户之见，应该加以摒弃。他主张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四者不可缺一。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的见解和志向说，“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吾“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②。他的门徒黎庶昌在为他作传时说“始公(指曾国藩)居京师，从太常寺卿唐公鉴讲授义理学，疾门户家言，汉宋不通晓，亦宗尚考据，治古文词，与蒙古倭公仁、六安吴公廷栋、师宗何公桂珍、汉阳刘公传莹、仁和邵公懿辰数辈友善，更相砻砥，务为通儒之学。尤是精研百氏，体用赅备，名称重于京师”⑧。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主张和经历。

对于经济之学，曾国藩也非常重视。当时一般学者多视经济之学为做官术，不把他当成一门学问。所以，姚鼐、唐鉴都认为学问只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日义理，日考据，日词章，日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词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今世掌故皆是也。”④曾国藩认为，“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佑之《通典》、马端临之《通考》始，“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⑤，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所以，考据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文字训诂，更重要的是对历代典章制度的考订。早在咸丰元年(1851年)曾国藩就在日记中表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日冠礼、日婚礼、日丧礼、日祭礼、日兵制、日兵法、日刑律、日地舆、日河渠”。研究这些问题，“皆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于简易。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代可知也”①。事实上，曾国藩对“经济之学”也确实下过一番苦功夫。他大约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一生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经济之学”，并从中吸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从而解决了一连串的社会实际问题，为其在反革命生涯中取得某些成功提供了重要条件。

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而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方针。咸丰十一年(186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虚静，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②又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⑧有时，曾国藩甚至干脆把先秦诸子的各派学说称之为孔子的“言外之意”。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天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刑政、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④

曾国藩在其一生的活动中，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想用于行政和为人处事。例如，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就吸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想，作为残酷镇压农民群众反抗活动的理论根据；他在统治阶级中受到排挤时，就吸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想主动“推让少许权利”，以解除清政府的疑忌。结果，他在这两件事上都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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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从1911年辛亥革掉大清朝的命往前推40年，即晚清四十年，历史的纪年刻在1871年。这一年曾国藩已至垂暮，第二年，便以61岁终年辞世。也就是说，晚清四十年刚一开场，他就从历史舞台上谢幕了。但他绝对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历史是有滋味的，而要咂摸出其中的真味道真需要耐心咀嚼与反复回味。曾国藩与李鸿章能算是一对师徒，能力出众却心性高傲的李鸿章，若非师傅大度能容、力荐提携，又逢时运，是否能上得历史的台面施展拳脚，不得而知。

1870年秋，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利，被调职。李鸿章接任了有“总督之首”之称的直隶总督，开始进入晚清权力的中心。几个月之后，朝廷决定撤消以前专职的“三口通商大臣”，改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样，弟子一下子便超越了师傅，从“地方官”跃登国家的外交舞台，参与制定和实施大外交，逐渐成为后来习惯称之的“外交部长”或“国务卿”。晚清汉臣中能享有如此高位重权，李鸿章是第一人。

师徒俩不仅在人生事业的奋争竟逐上时有相似，在政治的旋涡中身处夹缝甘苦自知的境遇常如出一辙，就连生命的落幕都一样充满了悲情，身后又一样遭致谩骂、诟病，背上“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等一系列盖棺论定的历史罪名，九泉之下难得清净。

简言之，历史就是过去的人和事。而历史从来不是僵死的，它只是沉沉地睡着了，几乎听不到脉搏的跳动和轻微的喘息声。只有触摸，才能进入。深入挖掘历史的人与事，才能激活历史，并使之具有张力。细节尤为重要，虽然细节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全部，但没有繁复细节的历史，无疑是没有生命力的历史。

细节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历史的时间不会具有先天的巧合性，但不妨事后诸葛亮般地用时间来勾勒历史的轮廓。历史的轮廓不仅可能会变得清晰起来，重要的是，会发现历史的人与事在时间的巧合上似乎真的就是先天注定了的。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卸任与接任“直隶总督”，发生在1870年到1871年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像这样的巧合，应该有理由相信，两者间存在着内在而复杂的逻辑关联，只是我们有可能不知藏而不露的秘密。

也正是在1871年，李鸿章代表清廷与日本签定了“和平友好条约”——《修好条约》、《通商条约》，这实则是虎狼之心的日本人羽翼未丰时的缓兵之计。直到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海军将李鸿章亲手创建的北洋海军战败，他真正开始了为清廷充当“裱糊匠”的苦日子。30年后的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与奕劻代表清政府正式签订了以中国赔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主要内容的“卖国”的《辛丑条约》。整整两个月后的11月7日，老迈抑郁中的李鸿章因病去世。

有趣而令曾、李师徒俩意想不到的是，一个世纪之后，曾国藩的教子之法，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伴随着“国学”虚热和官场“厚黑”，徒增了热度。不过，这样一来，也使后人对他们悲情的历史遭际徒增了复杂的心绪，发现给历史人物下结论还真不能像合上棺材盖儿那样简单。另外，随着近年来对历史不断地“戏说”、“大话”，“草根”史家浮出水面。与书斋里正襟危坐的“信史”家们最大的不同，在于“草根”走笔出来的“史”，变得好看、有趣和鲜活了。

英国历史学家屈维廉认为：“一件历史事件不能从它的背景下孤立出来，正如葱不能从它的外皮下脱离出来一样，因为一件事的本身就是许多背景的组合，其中没有一件将会再度发生。”他进而指出：“史实的搜集，对于发生了什么事件的证据的检验，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科学的，但是对于那些事件的因果的发现却并不是如此。甚至在研究一件有关的史实都比较清楚的事件（如像法国大革命的那些史实）的时候，也不可能正确地考察二千五百万不同的人的心理状态，因为这两千五百万人——除了几百或几千人外——的生命和动机都被埋葬在为人完全遗忘的黑夜里了。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法国革命的原因作一个完整的或全部真实的叙述。”

对于晚清四十年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应该没有一个人能够对晚清四十年做一个完整的全景的真实叙述，但的确应努力把其中人与事“许多背景的组合”挖掘和呈现出来，而非简单、肤浅甚至盲目、武断的因果。

不妨截取雷颐笔下李鸿章的具体个案来看晚清。当失势后的李鸿章从欧美风光出访回朝，觐见光绪和慈禧太后，详谈了亲眼目睹的欧美繁华与强盛，且有的放矢地以中国贫弱提出“须亟设法”，他的远见卓识不仅未引起重视，更没有如愿地被重新重用。1896年10月24日，他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名衔挺大，却只是个无实权的见习大臣，被戏称为“伴食之宰相”。从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落到“陪人吃饭”的“伴食宰相”，巨大的失落感可想而知。李鸿章对此自然超不爽，拖了八天才去上班。可就在任命他的同一天，朝廷接到了有人打来的说他几天前曾私入圆明园下旨的小报告，对他加以严责：“李鸿章擅入圆明园禁地游览，殊于体制不合，著交部议处。”吏部已准备好几天后将他革职，光绪拟下旨：“罚俸一年，不准抵销。”真是宦海艰险！

与此同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勃兴维新运动。对维新，李鸿章心下不无同情甚至支持，但他毕竟深历宦海，老谋深算，知道参与维新必深涉以光绪为首的“帝党” 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之间的权争，恐到时想自保都难。另外，他与支持维新的重臣翁同和之间积怨多年，加之甲午战败，遭朝廷冷落，地位已岌岌可危。这一切，都使他在这一严重的紧急政治关头，只要不危及自身的政治前途，打定主意力挺维新派。因此，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不久，新疆巡抚陶模奏请以培育人才为立国之本。陶模与李鸿章有私交，将此书告李鸿章，李鸿章回信，一方面表示支持变法主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积弊太深，恐非易事。同年8月，为进一步推动维新，维新派在北京组织“强学会”，李鸿章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却因此时名誉受损遭拒。后来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出版《强学报》，他又捐金一千表示支持。但一方面，他可以捐金支持“强学会”，另一方面，他对与翁同和的恩怨始终耿耿于怀，尤其对甲午战后遭“帝党”官员抨击一直心存报复。所以，他又暗中指使人上疏抨弹帝党骨干文廷式，因为文廷式是帝党官员中上疏抨击李鸿章最严厉的一个。慈禧见此，立即勒令光绪将文廷式革职返乡永不录用。慈禧意在打击和削弱帝党力量，文廷式是帝党最敢言、对光绪最忠的官员，这样做，也算罚鸡警猴了。李鸿章出手也够狠的，从中不难看出，他是既支持维新派，又为“泄私愤”而打击维新的坚强后盾帝党。政治的凶险与人性的复杂在此处历历在目了！

李鸿章暗中支持康梁维新不仅有思想，还是有具体行动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下诏明定国事，史称的“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康有为退下时，途中遇李鸿章，李脸色大变，悄悄将荣禄参劾康有为、刚毅反对授官康有为的事告诉了康，意在提醒康谨慎留神。另有一次，荣禄到颐和园谒见慈禧太后，正好李鸿章因太后赏他食品要向太后谢恩被同时召入。荣禄要在太后面前告状说康有为非法乱制，若皇上听从必有大害；同时，他说李鸿章“多历事故”，应能对太后直陈变法的害处。李鸿章当即叩头称“太后圣明”搪塞支应，后又将此密告康有为。

我喜欢阅读品味这样复杂细密到精致入微的历史，这无疑是活的历史。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指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永无止境，总有新的东西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看一次便呈现一种面貌，它们似乎跟活生生的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言。那是它自己的一个动人心弦的世界，有它自己的独特法则和它自己的奇遇异闻。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已经了解了它的一切，因为谁也没有臻于此境。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想欣赏那些作品，就必须具有一颗赤子之心，敏于捕捉每一个暗示，感受每一种内在的和谐，特别是要排除冗长的浮华辞令和现成套语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引起自命不凡，那就远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误入歧途的危险确实存在。”

对历史的认识，难道不是这样吗？！

晚清四十年是复杂的历史人物频出，复杂的历史事件频发的时段。随便说一个历史人物，似乎都是费尽史学家的唇舌难以厘清，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光绪、慈禧太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对他们的各种言说争论至今不休；随便说一个历史事件，又似乎都是对中国近代史的发生、发展及过渡、转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也只说这里讲到的，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甲午战争”、“辛亥革命”，等等，对它们的各类评价论争始终不断。这该是是历史吸引人的地方！

悲情的历史势必造就悲情的历史人物，反之亦然。

晚清注定是悲情的，曾国藩、李鸿章们，也一定是悲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