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雄逐鹿，烽烟四起，一介之士，纵横捭阖，折冲樽俎，谈笑间，翻云覆雨，乾坤扭转。子贡、苏秦、苏代、苏厉、张仪、陈轸、范雎、鲁仲连、郦食其、蒯彻、陆贾、陈珪、孔巢父、何成浚，他们都是我国历史上说客的典型代表，本书为我们讲述的就是他们作为一代说客的传奇故事。

如今人们习惯将能说会道的人称为“名嘴”，诸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律师、演讲家、教师等等。我国历史上也有名嘴，其典型代表就是那些“以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说客。今天的名嘴，较之史上的说客，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春秋子贡，战国苏秦，战国苏代、苏厉、张仪、陈轸、范雎、鲁仲连，秦末郦食其、蒯彻，西汉陆贾，东汉陈珪，中唐孔巢父，民国何成浚。本书为我们介绍的就是上述几位政治谋略家的传奇故事。

利口巧辞变五国——春秋子贡／1

机智权变并相六国——战国苏秦／17

弟承兄志名显诸侯——战国苏代、苏厉／41

忽悠鼻祖大忽悠——战国张仪／68

外交高手谙游说——战国陈轸／93

巧舌如簧大辩才——战国范雎／117

宁蹈东海不帝秦——战国鲁仲连／140

亦儒亦侠亦说客 秦末郦食其／162

利口一说丧三杰 秦末蒯彻／176

善言安南境从容灭诸吕 西汉陆贾／196

纵横捭阖利口如刀 东汉陈珪／213

一介儒生震诸藩 中唐孔巢父／234

秀才·军阀·政客 民国何成浚／254

传说孔夫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七十余人是称得上高徒的贤人。高徒中评德行，以颜回为首；论政事，当季路为能；谈文学，推子游居上。而子贡则以能言善辩在诸弟子中独树一帜。司马迁在给子贡立传时，用“利口巧辞”四字来概括他的特点。子贡善于察言观色、因势规说。这一点孔子也是非常清楚的，比如有一次孔子故意把子贡与他最得意的门生颜回相比较，问子贡：‘你认为你和颜回谁更强一些呢？”子贡立刻答道：“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提并论？颜回闻一以知十，我只不过闻一以知二。”这种回答说是谦逊，其实里面还含有“虽然颜回聪明，可我子贡也不笨”的意思。子贡的回答可谓无懈可击。

尽管他有时对这个嘴巴不饶人的学生也颇有些揶揄，然而，知人善任的孔子，并不是将其黜而不用，而是放手让他发挥特长，使之在纷纭多变的历史舞台上导演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活剧。

才思敏捷言语称时

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子贡年轻时游学鲁国拜孔子为师。子贡才思敏捷、性格外向、能说会道，在其师兄弟中显得出类拔萃。

子贡曾问老师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答：“增加粮食，加强军备，让老百姓信任政府。这三条是最重要的。”

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在粮食、军备和人民的信任这三项中去掉一项，该去哪一项呢？”“去掉军备。”孔子的回答毫不犹豫。

子贡再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一项，该去哪一项呢？”孔子道：“去掉粮食。因为没有粮食，大不了死亡，而死亡自古难免。而如果没有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那么即便有粮食和军备，国家也难立起来。”

子贡与老师还有一段很投机的交谈。这次谈话对子贡影响很大，使他在出使五国时，能坚定不辱君命的信念。

子贡问：“怎么样才可以算够得上‘士’的标准呢？”孔子回答：“自己的行为有一定道德规范，出使别国，能很好完成君王的使命，这便可以算做‘士’了。”“那么次一等的呢？”“同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尊长。”“再次一等呢？”“说话算数，行为坚决。这是不问是非黑白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呀！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提出这样的问题，子贡自然有他的目的：他在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次谈话结束时他又问老师：“那么现在这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呢？”孔子道：“这班器识狭小的人还值得一提吗？”

子贡喜欢对别人评头论足。有一次遭到孔子的反唇相讥：“子贡啊，你就很好了吗？我可没这闲工夫！”但是，子贡品评人物往往比较客观。例如商纣王是个人人都骂的暴君，可子贡却说：“商纣王虽坏，但不像现在传说的那么厉害。所以君子憎恨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什么样的坏名声都会集中在他身上了。”

孔子批评子贡，意在提醒他：说多了不好，关键在做。子贡问什么样的人可以算作君子。孔子答道：“对于自己要说的话，先实行了，再说出来。这就可以说够标准了。”

然而，孔子又经常称赞子贡有主见。孔子有一次看到唯唯诺诺的颜回和侃侃而谈的子贡，大发感慨道：‘颜回的学问、道德是很不错，可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子贡这家伙不安本分，经常出去囤积投机，经商做买卖，竟然每每能把事办成。真是不可思议。”

孔子对子贡的评价一向很高。鲁哀公时期，鲁国政坛上最有权势的人物季康子曾与孔子谈论他的弟子们。提到子贡时，季康子问：“可以让子贡治理政事吗？”孔子不假思索地答道：“子贡豁达大度，机敏过人，治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

子贡说话颇有些幽默，驾驭语言可谓轻车熟路。孔子曾被终日游说拖得疲惫不堪，一次，满腹牢骚地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从行的学子们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见子贡站起来道：“老师，您怎么能不再说话呢？您若不说话，那我们给别人传述什么呢？”一句话，竟把紧张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

子贡不仅能说会道，富于严密的逻辑思维也是他的一大优点。他经常和师兄弟一起谈笑风生，而又往往或以妙语惊众，或以机敏过人的推论，使师兄弟们自叹弗如。

一次，他和冉有在一起谈到了卫国国君的事。卫灵公时立了太子蒯聩，但蒯聩因为得罪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不得不逃到晋国。不久，卫灵公一命归天，太子不在国内，卫灵公的孙子辄被立为国君，即卫出公。这时，晋国的赵简子便派兵把蒯聩送回国，与卫出公辄争国君之位，借以控制卫国。卫出公当然不答应，便发兵抵御晋军，拒绝蒯聩回国。

冉有正就此事和子贡谈论：“子贡，你说我们老师欣赏卫君吗？”子贡听后，道：“嗯！这个问题，我得问问他。”子贡进到孔子屋子里，并不提卫出公的事，却问道：“老师，伯夷、叔齐这两人怎么样呢？”孔子道：“是古代的贤人。”子贡又问：‘他们两人互相推让，都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结果都跑到山里躲起来。是不是后来又后悔了呢？”孔子道：“他们求仁德，便得到了仁德，有什么怨悔的呢？”

听到这里，子贡走出来，对冉有说：“老师很不欣赏卫君。”

子贡得出这个结论，可能令人大惑不解。子贡的逻辑是这样的：蒯聩和辄是父子关系，却你争我抢，为争夺国君位置，大打出手，和伯夷、叔齐两兄弟互相推让，而最终抛弃君位相比，恰成鲜明对照。子贡不问孔子对卫出公的看法，却以谈对伯夷、叔齐的看法试探孔子的态度。孔子赞美伯夷、叔齐，自然也就不会欣赏卫出公了。

子贡才思敏捷，时人颇为称道，以至有许多人认为他比孔子的学识还要渊博。鲁国有个大夫叫叔孙武叔的曾在朝廷中对其他人说：“子贡比他老师孔子还要强些。”后来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子贡。子贡很不以为然。他说：“拿房屋的围墙作比喻罢，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谁都能非常容易地探望到房子里面的好东西。我老师的围墙却有几丈高，不找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建筑的华丽。能找到大门的人或者很少罢。所以武叔他老人家说这话，不也可以理解吗？”这话明明有点揶揄武叔，可说得很得体，并不伤人。

武叔似乎认定自己的话没错。所以，后来又当着子贡的面诋毁孔子。这次子贡有点不客气了：“我说武叔，您就别说这种傻话了。仲尼是诽谤不了的。别人的贤能，如同山丘，一般人都可以超越。而仲尼，那简直是太阳和月亮，让人可望不可及。有的人定要诽谤太阳和月亮，那对太阳和月亮有什么损害呢？只不过表明他不自量力罢了。”武叔自觉没趣，无言以对。

后来，陈子禽听说了子贡的这番话，他不服气地问子贡：“您对仲尼只不过是客气和谦让罢了，难道您真的觉得孔子比您强吗？”

子贡道：“高贵的人物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有知，也由一句话表现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一定要谨慎。我们无法赶上仲尼，犹如青天不可以架着阶梯往上爬。他老人家如果得国而为诸侯，或者得到采邑而为卿大夫，那老百姓自会争相归附，趋之若鹜。而且人人自安，个个奋进，同心协力，天下大治。他老人家的贤德，我们怎么能够赶得上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经验的丰富，子贡磨练得愈来愈机敏、善辩。他准备在历史大舞台上一试身手了。然而他不知道老师对自己的这种想法持何种态度，便试探着问孔子：“老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假如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呢？”孔子毫不犹豫地说：“卖掉吧！卖掉吧！我就是在等识货者哩！”子贡明白这是老师给他的“放行许可证”。还有一次，他一本正经地问孔子：“老师，我子贡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是个有大用的人材。”“什么人材呢？”“社稷之材吧！”这话使子贡得意异常。因为他在和师兄弟相处中，隐约感到自己有一种与众大为不同的性格，现在得到老师的如此评价，不正说明自己的感觉没错吗？不过，这种不同究竟是什么，子贡当时也并不清楚。只是到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一点点施展才能、在诸侯间纵横游刃时，他才明白，自己的这种感觉不无根据，而且与老师的这次谈话对他后来的生涯有重大影响。从此，他踌躇满志地注视着风云变幻的列国形势，而历史也就在这个时候为他创造了一个一展宏图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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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习惯将能说会道的人称为“名嘴”，诸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律师、演讲家、教师等等。我国历史上也有名嘴，其典型代表就是那些“以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说客。今天的名嘴，较之史上的说客，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说客”之“说”，读为“shui”(税)。

“说客”，《辞源》释作“游说的人”。《辞源》又释“游说”为：“战国时策士周游各国，向君主陈说自己的政见或主张，称为游说。”每当人们谈起“说客”，脑海里首先出现的便是战国时期游说之士苏秦、张仪等人的形象。这种印象是有历史依据的。严格地说，真正的或者说狭义的“说客”只存在于我国战国时期，特指战国游说之士。

“说客”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士”阶层的一种成分，“说客”的出现应当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中去了解。战国时期，礼坏乐崩，诸侯混战，“邦无定交”，强者争霸而弱者图存，外交成了诸侯最重视的大事，为说客提供了发言的机会。诸侯争雄需有才智之士辅佐，各国君主普遍尊重人才。得一智者，强于百万之师，唯才是尊，成为一代风尚。有才进而有功者，往往位极人臣，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加上当时君臣关系较为随便，出现了“士无定主”的新道德观念。君主择臣，臣亦择君。说客待价而沽，君主识货而购，就好像做买卖，讲究公平情愿，交易成是君臣，交易不成为路人。因此，战国时期游士辈出，游说盛行，出现了以游说为职业的“专职说客”，如人所共知的苏秦、张仪等。他们大都出身低微，举其最著者，张仪“贫无行”，人尝疑其盗璧(《史记》本传)；范雎“家贫无以自资”(《史记》本传)；苏秦更感叹过：“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会注考证》)他们往往自称“贱人”、“鄙臣”、“微芥”、“羁旅之臣”，“释本而事口舌”，但实际上是有独立人格的士，他们凭着自己的才能，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诸侯，谈笑之间，翻云覆雨，左右时局，深得各国君主宠爱。他们像做买卖者，周游列国，寻找识货的君主，此国得不到重用，彼国或许能够成功，你合纵，我则连横，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惊心动魄的活剧。至于像鲁仲连那样以道义为依归，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义土，则是说客中的“另类”，足可使人敬仰。

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秦行暴政，王朝短命，天下重新陷入大乱之中。刘邦、项羽等各路豪杰逐鹿中原，战国游说之风影响仍存，又产生了郦食其、蒯彻等专事口舌的说客。实际上他们仍属于战国说客范畴，只不过是流风余韵而已。

秦汉以后，封建专制逐渐形成，中央集权，一统天下，说客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代表大一统“秩序”的统治者对于作为社会游民的职业说客是视为离心力的。以封建正统卫道士著称的苟悦在《汉纪》中说得很明白，包括“游说”在内的“三游”是“乱之所由生焉”。苟悦说：“饰辨词，设诈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已经是很鄙夷的口气了。一度播弄风云的“说客”几乎销声匿迹。但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还是常常用游说作为一种手段。所以后世之所谓说客，并非一种职业，而不过是临时奉命为他人游说的人。换言之，作为游士的说客发生了一种变化，由先前无根的“游士”消融和依附于一定的政治势力，成为一定政治集团的成员，春秋战国时的那种类型的说客不复存在。

纵观历史，无论是狭义的说客，还是广义的说客，都产生于天下混战时期，如苟悦《汉纪》言，“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不唯战国如此，中唐如此，民国亦如此。在古代中国，天下分久必合，合久易分，而分合则需政治军事并用，游说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当然成为统治者的有力武器，说客也就应运而生。

有一个成语“谈何容易”，原指古代臣下向君主进言很不容易。说客劝说的对象是大人物，大人物各色各样，说服他们也是十分不易的，可谓“说何容易”。战国说客为了说动各国君主，把游说当做一门学问来研究，拜师求教，刻苦攻读，苏秦引锥刺股便是显例。至于说客的作用，我们不妨引用一点材料来说明。与孟子同时代的人景春曾这样估计苏秦、张仪这类人物的作用：“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滕文公下》)近入李宗吾在《厚黑学》中也写道，韩信之死在其未曾听蒯通(即本书蒯彻)的话，真是咎由自取。(很有意思的是，李宗吾《厚黑学》中一个解剖典型是历史上最有名的说客苏秦，读者可参阅。)当然说客不是万能的，主要还是取决于被游说者对自身利害的考虑。苏秦、张仪同时以相反之言游说诸国，皆能成功，就是抓着了利害点。李宗吾说：“苏秦说六国联盟，从日后大利害立论。张仪解散联盟，从目前小利害立论。”这不是皮相之论。

历史上成功的说客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审时度势，从被游说者利害立论，分析天下风云变幻，使被说者产生求胜欲或危机感，从而达到唯游说者言是听的目的。二是善言善辩，有极好的口才。三是能察言观色，迎合被说者的心理。晓天文，知地理，了解历史发展趋势，这是游说成功的前提：引经据典，逻辑严密，口若悬河，这是游说成功的重要手段：而掌握被说者的愿望和要求，纸上谈兵而使被说者获得理想中的胜利，则是游说成功的关键。

关于说客，我们原想说得更多一点，但那样不免越俎代庖，我们咀嚼过多了之后反而失了味道，那么不说也罢，只请你打开本书，见仁见智，就全在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