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非常道，还是常言道，这些中国话语的主人，都是这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

《非常道》作者余世存最新力作，近现代四十一位“非常人”列传。

余世存如是说：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以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李宗吾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

在书中，作者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本书区别于作者以往书籍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然所有变化之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不，从内省的弘一法师、闻一多，到外观的徐继畲、严复……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序：“中国男”的群像

衰人第一 龚自珍（1792-1841）衰世中的男人

过人第二 徐继畲（1795-1873）把名字刻在华盛顿纪念碑上

士人第三 曾国藩（1811-1872）圣王们的游戏

士人第四 武训（1838-1896）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强人第五 张謇（1853-1926）跟实力站在一起的书生

译人第六 严复（1854-1921）男儿怀抱谁人知

才人第七 宋恕（1862-1910）罪己与问人

牛人第八 吴稚晖（1865-1953）闯进大观园的刘姥姥

悲人第九 光绪（1871-1908）苦命的英雄皇帝

寡人第十 吴虞（1872-1949）人格分裂不可理喻

军人第十一 吴佩孚（1874-1939）秀才武夫，学者军阀

畸人第十二 杨度（1875-1931）世间仍有杨皙子

奇人第十三 张静江（1876-1950）人杰开辟新世纪

怪人第十四 李宗吾（1879-1943）厚黑教主的野狐禅

觉人第十五 弘一法师（1880-1942）性命呈万有

神人第十六 蒋百里（1882-1938）形势与人

志人第十七 宋教仁（1882-1913）三十仍狂谁家子

贤人第十八 范旭东（1883-1945）企业家的现代含义

德人第十九 熊十力（1884-1968）十力功德

痴人第二十 林觉民（1887-1911）革命者的侠骨柔情

侠人第二十一 王亚樵（1887-1936）革命者的突围

智人第二十二 丁文江（1887-1936）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达人第二十三 杜月笙（1888-1951）帮派优则仕

书人第二十四 王云五（1888-1979）商人一失足成战犯

狂人第二十五 刘文典（1892-1958）狂与真

完人第二十六 卢作孚（1893-1952）在富无私

史人第二十七 蒋廷黻（1895-1965）权宜的人生事业

毒人第二十八 戴笠（1896-1946）男儿事业有戴笠

学人第二十九 傅斯年（1896-1950）阳气不足的上层知识表英

真人第三十 瞿秋白（1899-1935）历史的误会

诗人第三十一 闻一多（1899-1946）诗人的多面相

顽人第三十二 张学良（1901-2001）浊世公子成人难

义人第三十三 何凤山（1901-1977）男人一生能做多少事

赤人第三十四 蒋光慈（1901-1931）当文学遇到了革命

述人第三十五 张荫麟（1905-1942）历史学家的识见

高人第三十六 林同济（1906-1980）“蓝色”宁馨儿

天人第三十七 吴清源（1914-）天才少年乱世际遇

逆人第三十八 殷海光（1919-1969）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仁人第三十九 张思之（1927-）一生从未胜诉的大律师

隐人第四十 高尔泰（1935-）自由之美

哲人第四十一 王康（1949-）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对文明衰败的感受是近六七百年以来中国天才们共同的感受，除了明清华夏变夷之际带来的挑战而出现了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这些个人的匆促应对外，中国一流男人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生活在梦中，汤显祖临川四梦，曹雪芹红楼大梦，容若公子的浮生一梦，等等。这些天才们在文明的铁屋子里无可展示才华，苦闷无已，只好在梦中成全自己。不能做梦的人只有痛苦、变态、偏执。朝政、士林、世风、文明方式的衰败导致了一流的天才们转移、升华、自杀。西方“黄金时代”后期的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最为人惊异的就是可以移用东土来解释我们文明中的男人。历史的诡异还有，最早叩开国门的不是道德文章，而是礼仪信仰，是食货贸易，是文明模式的对话可能性以及背后的硬实力——炮舰。文明的对话，在相当的意义上，相当于网络时代的流行语——“见光死”，那些把存天理灭人欲追求到极致的文明只能在黑暗中生存，一旦见到文明的人性之光即会死去。

幸运的是，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龚自珍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祖父龚敬身官至云南楚雄府知府，他的父亲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可以说祖、父皆为显宦。他的外公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这个天才一开始就不为当时的学问所束缚。文明方生方死之际，最好的人才都只是忙于考据、训诂、皓首穷经。龚自珍的耻辱感是强烈的。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一阕《湘月·天风吹我》，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流露出文人伤感的气质。

康乾盛世之后的国家臣民心态封闭得可以，盛世中的文字狱使得一般读书人都不敢谈论经世之学，而只得埋头于古籍中去搞考据训诂，致使学术界、思想界死气沉沉。而欧洲正在发生民族国家的争霸。1815年，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缔结“神圣同盟”，拿破仑颁布了他一生自豪的法典《法国自由宪法》，虽然同一年他被迫下野并遭流放。1815年的龚自珍仅二十三岁，就完成了《明良论》四篇，其二开篇即是“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他描述的士林状况：“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段玉裁在看到《明良论》后，欣慰道：“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髦(耄)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段器重这个外孙，称许少年自珍的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诗文则为“银碗盛雪，明月藏鹭，中有异境”。

他对时代社会与个人的看法有天才的直觉。在令人窒息的文明及其时代面前，他承认个人命运的脆弱。“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时也”。那么，他生逢何时呢？“日有三时”，“早时”是王朝初兴之时，因此“天下法宗礼，族归心”，“百宝万货，人功精英”，“府于京师”。“午时”是王朝大势尚在，虽有“窒士”(被压制的人才)，然“天命不犹，与草木死”，尚不足为虑。可是到了“昏时”，这是龚自珍着意刻画的，也是他生而所逢之时，这时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功精英、百工魁杰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弗受，又裂而磔之”，即人才被诛杀。相反，那些“丑类窳砦(苟且懒惰)，诈■不材(庸才之人)”却得到重用。因此，民怨物怒，“京师之气泄”。具体说来，则是“京师贫”而“四山实”；“京师贱”而“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京师轻”而“山中之势重”；“京师如鼠壤”而“山中之壁垒坚”。其结果是“京师之日(苦)短”而“山中之日长矣”。龚自珍预言，在这种“朝士寡助失亲”的情况下，人们都将寄希望于“山中之民”。一旦“山中之民”起而反对“京师”，那将“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  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并且更严重的是，即使有“才士与才民”，也将被那些不才之人“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这种杀戮，并不是用刀锯消灭肉体，而是“戮其心”，即“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从将相以至士民工商都没有这些忧心、愤心、思虑心、作为心、廉耻心，则“起视其世，乱亦竞不远矣”。P3-5

余世存的近作《中国男》，为读者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这些正在被人逐渐遗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成为世人缅怀或反省的对象。

这种类似《史记·列传》的司马迁笔法，并非由余世存发明，但是他所选择的，却是不同寻常、富于争议、被误读、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无疑问，“平反”成为本书的一个显著的内在动机。它揭示了作者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

全书包含着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训)等等。这个庞大的四十一人的阵营，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本。

耐人寻味的是，本书选用了一种古怪的“人类学”分类标准——“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纳入了衰人、过人、士人、圣人、强人、译人、才人、牛人、悲人、寡人、军人、畸人、奇人、怪人、觉人、神人、志人、贤人、德人、痴人、侠人、智人、达人、书人、狂人、完人、史人、毒人、学人、真人、诗人、顽人、义人、赤人、述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隐人和哲人，由此编织出独特的人物谱系。

书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旧式语词，源自文言话语体系，跟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令整部人物志弥漫着民国时代耿介学人的气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寻租关系。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本人就是这复杂人格体系的当代镜像。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就此对人物展开价值背书。他首先利用标题对每个肖像进行分类，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进行价值估量，判定他们在历史空间里的非凡意义，甚至高声喊出自己的激越声音。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基础上进行意义的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非常道》大致属于前者，而《中国男》则应属于后者。他独自囊括了两种文体，俨然是一个古罗马的骑士，站立在两匹马的战车上奔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籍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而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入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

2010年1月6日，严冬之夜记于莘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