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城与乡”的系列散文是作者王月鹏最近几年刚刚铺开的一个写作计划，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开发区，这片土地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不啻近二、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作者显然对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极为熟悉，对其中的问题有更直接和更深刻的认识。这部《怀着怕和爱》散文集里，从对自我成长、爱情和命运的思索，到对切近人群遭际的感悟，到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再到对一个群落具体生存空间满怀忧虑的描摹和刻写，其不断展开的写作空间可视为作者写作根须渐次延深的过程。

这部《怀着怕和爱》散文集里，从对自我成长、爱情和命运的思索，到对切近人群遭际的感悟，到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再到对一个群落具体生存空间满怀忧虑的描摹和刻写，其不断展开的写作空间可视为作者写作根须渐次延深的过程。

《怀着怕和爱》这本散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本是作者王月鹏与更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对话。那些来自异域空间的精神“流浪者”时常被作者引为同道，川端笔下潺潺流淌的无挂碍的人性之美，尼采思想中熊熊燃烧的不屈服的强力意志，安东尼奥尼镜头里缓慢铺排的复杂的人生面向……这些都成为他精神行旅中弥足珍贵的滋养。

序：信仰与苛责乔焕江

【辑一】 城与乡

齐国故地

影子

在广场

西沙旺

城与乡

鲁山，在鲁之山

怀着怕和爱

瞬间城市

声音

城里的月光

【辑二】 票根

雪寂

琥珀

-鲁自

减法

丢失

我在

台灯下的生活

结局或开始

远行之树

栈

从心灵到心灵

星光在心中隐匿

谁曾察觉流水的伤痕

【辑三】 话语的可能

童话遭遇

他者的意味

内心的冲突

草根的守望

此刻的物事

琴碎了，音乐何以为继

我难道问了什么吗

在等待之外

肉身和精神的双重抵押

不能停止的追问

跋

车子在固执地颠簸着。透过车窗，我看到轰鸣的挖掘机，飞扬的尘土，到处都是热闹的施工场面。可以想象，这条宽阔公路很快就会被修好，到时我们可在更短时间内抵达想要去的那个地方。

颠簸在齐国故地的这条山路上，我一直在想着与道路相关的事情。在并不遥远的上个世纪，一个诗人曾经先后写下了《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和《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两首诗。洋溢在诗行间的激情，曾让初学诗歌写作的我长久地激动。多年后，我开始对所有激动的、抒情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本能抵触。这世上写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有着诗人情怀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他们凭着满腔的所谓豪情，遇山劈山，见河架桥，把道路修到了任何想去的地方。车辆更是亦步亦趋，雨后春笋似的填满路面。距离在缩短，效率在提高，为什么我们离某种真实却越来越远？

“一切的路都朝向城市去。”这是比利时诗人维尔哈伦关于道路的预言。他也是一个诗人。他是在卢昂不幸被火车碾死的。他死在了路上。一个死在路上的诗人，我相信他的对于道路的发言。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现实应验了他的预言。在通往城市的路上，大家争相拥挤着。这个事实的另一种说法是，城市在迅速地向乡村“辐射”和“扩张”。乡村究竟是处在主动还是被动的境况，这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乡村正在迅速地被改变。

我们到一个叫做“和尚房”的古村落。在山的深处，房屋和树木稀稀拉拉地存在着，凌乱中透出一种潜在的秩序。那些房子很少有用混凝土的，大多由石头直接堆砌而成，但结实程度容不得丝毫质疑。我们走进院落，拴在木桩上的黑狗慵懒地翕动眼皮，装作未被惊动的样子。墙角堆满了黑杂木，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漠然地打量着我们。在老人身后，扎着小小红辫的儿童，正在顽皮地蹦跳着。尝一口清冽山泉，然后我们不约而同将瓶中的矿泉水倒掉，用空瓶子盛了那泉水。打听几个当地人，这里缘何命名“和尚房”，一律地摇头，一律地满脸茫然。一个如此冷僻的村落，有着如此怪异的名字，居然无人知晓它的来由，这就更是怪异了。我们这一伙从城里远道赶来的人，年长些的，脸上有着掩饰不住的慨叹，大约是受了这古村落的触动，心头泛起某些似曾相识的记忆。孩子们则全然地一副懵懂神态，对于城市之外的这些事物，除了新奇和好玩之外，他们再就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至于大人们的那些感慨，看来他们是不能也不愿去理解了。

车子行出老远，我还不时地回头看那村落。它躲在山的皱纹里，一副很古老很安详的样子。它的古老和安详的样子，让我想了很多。我是山里人，从小在山村长大，后来蜗居到了城里。这么多年来，我无法真正融入城里的生活，但我也清楚，自己是永远也回不到山村了。生活在城乡间隙里的这个人，作为“和尚房”的匆匆游客的这个人，在这里遭遇了难得的慰藉。在齐国故地，在城市的羽翼之下，居然有着这样一个性情的所在，委实是一件让人心动的事情。

这个叫做“和尚房”的古村落，它的对于等待的耐性，已经远远大于它的行走的速度。这个时代已将它抛在身后。我们是折回来的一群。我们不是为了寻找什么。我们是在缅怀自己。

想到在别处的那些地方。譬如周庄，一个以古典著称的地方，到处弥漫着浓重的现代商业气息；一个原本宁静的小镇，每天却要承接成群结队、纷至沓来的中外游客。甚至，作为水乡的周庄，它的水也不再明澈……这是我亲见的周庄。这是我曾经日夜惦念的周庄。这份存在的悖谬，大抵应是现代文明最有意味的地方。丝丝缕缕残存的古典气息，像在无奈地挣扎着。我端坐摇船上，听两岸叫卖的呐喊，心中的困惑越来越浓。莫名地，居然开始羡慕那个最初“发现”这里的人，他肯定不是像我、像我们这样的游人。  在一些原本山清水秀的地方，开始布满纵横交错的索道，还有花花绿绿的游乐设施，也从城里被搬了过来。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不再需要什么翻越与跋涉。距离在缩短，因距离而存在的美感也随之消散。那天在主人的盛情安排下，我乘坐索道离开那个并不算高的山头。滑行途中，我听到声嘶力竭的流行音乐，听到索道金属相互摩擦时的窃窃私语。低头看浅浅河水，有红色的鱼在轻盈游动。我像一只笨重的鸟，被捆绑了翅膀从河面掠过，心一点点地拧紧，直到拧出了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想到愚公移山。山被铲平，树被砍伐，农田被征用……并不是所有的过错都可以弥补。以所谓征服自然的方式彰显人的抱负和力量，结果是亲手将自己一步步逼向无助的境地。当价值建立在一种浑然不觉或自以为是的错误基础之上，对这个价值自身的存在，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价值判断？

想到精卫填海。精卫的执著，不仅仅是可敬，更是可怕。精卫翻飞的羽翼，承载着人的贪婪目光。

想到一匹月光下的马。它迅疾地来，又迅疾地去。我看到了它，却无力挽留它。它载着我的目光飞快消逝。它把我的惦念和忏悔拉得好长好长。

想到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笔下的“最好看的霜”。他在《洞烛世界的艺术》中引用一位画家的话说：“每年冬天，我都要到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湾去，您知道吗，那里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最好看的霜。这个微凉的意象，分明是让人感到了一丝温馨。一位生活在齐国故地的友人，曾跟我讲述过她是如何地穿过一片闹市，然后去到那个广场看望一株樱花的事情。她说那个广场长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在某个角落里有一株樱花。她一直惦记着那樱花是否开了，每天不去看一看就难以入睡。这种惦念持续了好多日子，直到有一天樱花枯萎了。

一朵花从绽放到枯萎，该是一段怎样的路程？

惦念一朵花的绽放，我们可曾有过这样的回忆？

我珍视这样的惦念。但我不知该如何地告诉你，这样的日子这样的山水，还有这样的我的犹疑和冲突。P4-7

世上能够让人同时怀着怕和爱又苦苦以求的东西。大概就是信仰了。月鹏的信仰是文学。

我所理解的信仰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所不同。在我看来，信仰既不是盲从，也并非有着具体偶像的迷信。信仰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向度，由于一个莫可名状的机缘，一个人就把自己毫无保留地投入被这个向度吸引的未知旅程。因为所信的无可名状，生命的复杂状态得以无保留地展示：而因为向度的永恒，生命对自身便须时时检省。如果信仰有一双眼睛，它希望看到的应该是欲望和意志的角力，是迷惑和顿悟间往复跋涉的焦虑，是一个注定要成为作品的生命，是这生命向世界无保留的敞开，而不是归向自我的闭合。

月鹏有不少很出色的作品，但我始终没有对他说起过其中最好的一篇——这作品就是他自己。他是那种如今已经少见的，怀着最原初和最深处的怕和爱跋涉在生命之旅的写作者。十几年前，我们在烟台大学的教学楼前初识，不过是简短寒暄，我就瞬间意识到，这是个走在文学的虔敬之路上的家伙。的确如此，多年来，他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变数，但唯一不变的就是那个为文学而痴迷、喜悦、痛苦乃至焦虑的心结。这心结在他的生命中扭结得如此牢固，以至于熟悉他的朋友都会发现他的语言、身形、表情和思想，处处刻满了由此而得的焦虑、痛苦乃至痴狂。我们相隔遥远，每次见面，总会因为对文学的崇敬或苛责而夙夜长谈，在那些弥漫了整个房间的浓重烟雾中，我常常会想到：如果在写作的世界中也有一个“疯狂”的卡拉马佐夫家族，月鹏大约正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

这种近乎疯狂的动机究竟从何而来？月鹏的作品很好地解答了这一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认为，在任何作家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四种动机：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历史方面的冲动；政治方面的目的。在月鹏的写作经历中，这几种动机既历时地呈现在不同阶段的文本中，又纠结在一起构成他作品的共时风格样态。

在他的《远行之树》里，你可以捕捉到那个曾经在写作中与自我苦苦辩诘的少年。“在季节与季节的边缘上，在生命与生命的缝隙里，我走着，一个人，手中的笔既是探路的拐杖，也是与我同行的伙伴。那是一段从心灵到心灵的路。我的脚步沉重而又坚定。”就像具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成长背景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月鹏的童年和少年充满了生活的沉重和精神的压抑。那是一些被忽视、漠视甚至无视的日子，那些日子饱蘸着酸楚和艰辛、屈辱和无奈，也饱含着愤懑和渴望，却只能在成人的(或者功利的)世界里一一被沉积在少年记忆的底层。但也正是这厚厚的沉积层里孕育着生长和叛逆的可能，一旦遇到合适的机缘，就必定生长出奇异的风景。

在那个渐渐物欲喧嚣的成人时代，还有什么能比文学和审美更适合眷顾一个被忽视的少年的心灵呢？“既然不能完全超脱于约定俗成的生活模式之外，既然注定要沿着别人的目光走下去，写作便成为一种慰藉。那些肆意挥洒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文字，我小心翼翼地珍藏着，不舍得伤害一个字，甚至将它们发表，在我看来也是有些媚俗有些不情愿的。它们只该属于我自己，它们是我的精神档案。只能这样。”相对于一个过于务实的时代，写作无疑是心灵公平而忠实的背书者，即使是卑微魂灵的呓语，也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相信月鹏与文学初遇时，瞬间就被这种不容侵犯的公正所吸引，正是在文字的组合里，他赋予自己摇曳不息的内心世界以形状，并由此体味到存在的意义。一个写作者对文字特有的敏感在月鹏的很多作品里不日寸闪现，在很多时候，你看到他像一个词语的收藏家，在芜杂的生活讯息里捕捉到某一个词语，然后耐心地坐下来，把这个词语一遍遍打磨，直到它被遮蔽的光亮照彻生活的某个瞬间。显然，经由这些闪亮的瞬间，月鹏无意间窥见了文学殿堂的神秘之美，他“远行”的信念正是源自对这种神秘力量的见证，而“远行”的目的之一也就是渴望无限接近这力量。

这本散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文本是作者与更多优秀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精神对话。那些来自异域空间的精神“流浪者”时常被月鹏引为同道，川端笔下潺潺流淌的无挂碍的人性之美，尼采思想中熊熊燃烧的不屈服的强力意志，安东尼奥尼镜头里缓慢铺排的复杂的人生面向……这些都成为他精神行旅中弥足珍贵的滋养。这自然是一个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但在对文艺经典的阅读中，月鹏没有止步于知识的积累。他的每次阅读都是在把自己的生命放置到这些不熄的精神之火中，不断熔化并重新锻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精神成人的过程，“从黑夜到白天，是一个从岩浆到石头的过程。而一个不曾在长夜里独自流泪的人，是很难真正坚强地直面白天、理智地走向人群的。”(《台灯下的生活》)我更乐意看到对经典的热爱是月鹏“走向人群”的必要步骤，而不是就此加入某个高贵的精神俱乐部，沉醉于某些形上的概念和形式的迷宫，甚至借此完成对自我的精神标榜。什么是“怕”，什么又是“爱”，这也许是经典能传递给我们的最好的鲜活讯息。

像许多喜爱月鹏散文的读者一样，我时常会对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远行之树》的书名长久回味。“远行之树”，这无疑是一个关于成长的奇特隐喻，它意味着生长和扎根，也意味着叛逆和找寻。与此同时，这个不无悖谬感的词组更是昭示着月鹏写作历程的谶语。当他以少年特有的叛逆毅然作别生活的牵绊，义无反顾地踏上精神远行的旅程，却又无时无刻不本能地想扎下根来。其实只要仔细辨别他不同时期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从没有走远，从没有真正离开那片让他爱恨交加的土地。“远行”仅仅是一个象征，或者说，远行并不是空间的平移转换，而是从现实生活的地表开始，根须扎向更深更广的地层，扎向一片土地的历史血脉，扎向这片土地存身的更广袤的社会结构。《怀着怕和爱》这部散文集里的文本，从对自我成长、爱情和命运的思索，到对切近人群遭际的感悟，到对历史真相的探寻，再到对一个群落具体生存空间满怀忧虑的描摹和刻写，其不断展开的写作空间正可视为月鹏写作根须渐次延伸的过程。

那些真正“怀着怕和爱”的话语操作者，必然会发现个体的生命命定般与某个群体和他们的生存空间绑在一起，也必然会把个体的救赎与群体的命运连接在一起探寻“话语的可能”，否则，他的所谓追求和关怀就一定是轻飘和虚妄的。因此，我格外看重月鹏晚近的作品。那些对齐国故地的深度寻访(《齐国故地》)和鲁地风景(《鲁山，在鲁之山》)的现实阅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游记，而是“怀着怕和爱”对历史和自然的叩问，其中历史与现实的辩证，传统与现代的纠葛，都与现实中这片土地上人群的生存姿态和生存可能关联起来。更为具体的关联呈现在他对自己所熟知的那些村庄的前世今生的刻写中，那个并不遥远但已消失在新兴城市中的“西沙旺”，那些曾经的乡土和渔村生动而丰富的表情与记忆，那些茂盛的葡萄园和落雪的老屋，倘若没有文字的同情、理解和眷顾，在这个陷入发展怪圈的时代，的确是连“影子”也不会留下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有理由对当下的文学写作更为苛责。正如作者对那个村庄的独特命名——“望庄”。在以经济的提升为标准衡量一切的发展主义时代，“信”的有无既已无足轻重，“望”的意味则格外深刻，而如果写作连这样一种模模糊糊的“望”都不能记录，所谓的“爱”又何从体现？我和月鹏曾经反复辩诘的一个主题是文学的政治属性，这个政治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政治，而是一种广义上的对公正的诉求，对生存多样性权利的卫护。在一个日渐划一的现代化时期，记录那些多样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重新摹写那些变成或有或无的“影子”的形象，也许正是文学这一信仰的现实关怀在当代的显现方式。

据我所知，有关“城与乡”的系列散文是月鹏最近几年刚刚铺开的一个写作计划，他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个新兴的开发区，这片土地从乡土到城市的转变不啻近二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月鹏显然对发生在这里的一切都极为熟悉，对其中的问题有更直接和更深刻的认识，而一旦他长久所怀的“怕和爱”落实到这个具体的时空，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散文写作就是一棵生长在现实土地上的根深叶茂的大树。

这样的预想是期待也是苛责，对月鹏也对我自己，某种程度上，这期待和苛责也针对当下的文学写作。

在这本书结束的时候，我最想谈到的。是关于下一本书的写作。

近年来，我在持续地写作“城与乡”系列文字。我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城区，正是一个不断把乡村城市化的地方，于是也就有了诸多关于这方面的想法。我觉得仅仅以“苦难”和“底层”的眼光来看待当下的城乡问题，会遮蔽一些更为真实和重要的东西。我更愿意选择“夹缝”这一维度，来省察和呈现相关的思考。“城与乡”将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写作命题，不是写“底层”，是写“夹缝”，一种尴尬、蒙蔽以及茫然无措的城乡生活状态。

文学已经成为融化在我的血液中的一种品质，任何外力都无法将其剔除和更改。这个在写作中追求更多可能性的人，在日常生活里是简单和自足的。每当夜深人静，我在书桌前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庆幸自己选择了写作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内心时常会涌起难以言喻的温情和感动。

散文是我与另一个自己最愉快最可信赖的对话方式。她安静从容地存在着，在慰藉我的同时也不断将我推向新的精神险境。

当下散文的泛滥，不仅在于文本的批量制作，更体现在文本内部的情感泡沫。很多的写作者热衷于兜售小情调和小感慨，迷恋于精神作秀，抑或以道德法官自居，除了一己的悲欢，我们从中很难看到更为宽广的情怀，看不到对社会现实有力量的介入和穿越。收录本书的文字，倘若留存了些许疼痛，那将是我所企望和欣慰的。这些疼痛感来自现实，来自一个人对现实的专心注视和真诚表达。也许，这是若干年后重新面对这些文字时，我会感到心安的一个重要理由。

王月鹏

2010年7月16日于烟台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