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都到上都，这是一条元朝皇帝候鸟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是一条从农耕文明渐变到草原文明的路。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我，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历史为职业的人，真的了解自己所研究的这个中国吗？”
“到了我这个年纪，一切希望、梦想、信心和理想都被‘雨打风吹去’，只剩下难以言说的无奈、郁结、愤懑和迷惑。是啊，我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吗？我所研究的那个遥远迷蒙的中国，和眼下这个常常令我大惑不解的中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历史学家罗新用艰苦的徒步行走，开始了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

罗新，1963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专业代表作《中古北族名号研究》（2009）、《黑毡上的北魏皇帝》（2014、2022），著有旅行文学作品《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2018）和学术随笔《有所不为的反叛者》（2019）。

写在出发之前：金莲川在召唤
千里滦京第一程——从健德门到皂甲屯
龙虎台前暑气深——从昌平到居庸关
居庸关外看长城——从居庸关到延庆
黑谷深深十八盘——从延庆旧县镇到白河堡水库
无限青山锁大边——从白河堡水库到长伸地村
边关何处龙门所——从长伸地村到龙门所
白云依旧照黑河——从龙门所到白草镇
水远沟深山复山——从白草镇到老掌沟
北出沙岭见平川——从老掌沟到小厂镇
七月杨花满路飞——从小厂镇到五花草甸
梳妆楼下金莲肥——从五花草甸到沽源
察罕脑儿草萋萋——从沽源到塞北管理区
李陵台上野云低——从塞北管理区到黑城子
乌桓城下问白翎——从黑城子到四郎城
紫菊金莲绕滦京——从四郎城到上都遗址
写在一年以后

国内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充满赤子之心的历史大散文。
北大历史学家罗新的徒步之旅，一场关于历史、关于当下、关于自我的深刻探寻。五十三岁的北大教授罗新，用十五天时间，徒步四百五十公里，从元大都北京行走到内蒙古的元上都。在此间，他流了血，出了汗，吃了苦，接触了这条沧桑古道上的中国和百姓。
“旅行者不是来猎奇的，你短暂地（哪怕是浅浅地）融入你所经过的一切地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游览者，你是背负行囊汗流浃背的过路人，你是需要而且一定会得到同情的远行客。”

1
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我这样回答罗丰。本来说好我会和他一起参加定于六月下旬在撒马尔罕召开的一个有关丝绸之路历史考古的会议，但十天前我确定了新的计划，决定放弃中亚之行，并立即打电话通知远在银川的罗丰。他问我为什么，我说等你来北京见面再详细解释。这就是我的解释，我要从大都走到上都。
那是在蓝旗营的一家咖啡厅。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缓慢的汽车水渠，汽笛和马达的喧嚣挤进门窗，似乎是要提醒人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不寻常的时代。在座的青年朋友惊叹：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罗丰一点也不吃惊，大概因为我早就和他说过长距离行走之类的计划，还说过要从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宁夏。他盯了我一会儿，说，嗯，你的身体可能受不了。我说，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说，可能会受伤。我说，是的，可能会受伤。他问，你还是要走？我答，是的，我还是要走。他说，那么，我支持你。
罗丰是我这一代学者中几乎唯一坚持不说普通话的，他那风味独特的固原口音在历史和考古学界非常有名，为许多人所乐于模仿。我多年前在无锡举办的一个唐史会议上认识了他，那时我在某场报告中逃出会场，在休息厅闲坐，偶遇还非常年轻、有点腼腆却极有见识的他。固原口音不是障碍，因为他语速不快，言语清晰而稳定。那以后，我一直折服于他的冷静、睿智和博闻多识，而这种罕见的品质与他的固原口音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一天他忽然改说普通话了，也许他谈话的分量会跟着打些折扣。这就是为什么，当听到他用固原口音说“我支持你”时，我立即感觉到温暖和力量，如果他说的是普通话，大概就没有这么可信了。
友谊之于人生，有如同伴之于行旅。
2
从大都走到上都。这个念头当然酝酿已久。
十五年前的春天，我在读傅乐淑《元宫词百章笺注》一书时，把一些感想贴到“往复”BBS上，向元史专家张帆（金轮法王）请教。虽然那场延续了好几个月的网上论学也留下来一些有意思的成果，比如后来张帆所写的《频婆果考——中国苹果栽培史之一斑》，但多半都是浅尝辄止，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之间的所谓辇路问题。
我第一次对元帝候鸟一般春去秋来的辇路感兴趣，开始于读朱有燉《元宫词百章》的第十三首：
侍从常向北方游，龙虎台前正麦秋。
信是上京无暑气，行装五月载貂裘。
“麦秋”见于《礼记·月令》，指四月下旬，小麦将熟之时。初夏天气，麦田渐黄，暑气已至，元帝遂循故事，自大都北幸开平（上都）。《元宫词》从宫女口中述元代皇宫故事，故有“侍从常向北方游”之句。傅乐淑笺注的重点在“龙虎台”，谓为元代著名捺钵，九月元帝南归大都，百官例得迎銮于此云云。
捺钵，又译为纳拔、纳宝、纳钵、剌钵等，原出契丹语。契丹语与蒙元时代统治集团所使用的蒙古语，虽然同属蒙古语族（Mongolic），但捺钵这个词应该是在契丹语中完成了被赋予皇朝制度意义的语义演化过程，因而为金人所承继，随后又进入蒙古语。《辽史·营卫志》说：“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里记他接待辽使时问捺钵的意思，使者回答：“是契丹语，犹言行在也。”由此庞元英得出结论说：“北人谓住坐处曰捺钵。”元帝巡行途中的宿顿之所，都是捺钵，比附为汉语的“行在”，是比较贴切、便于理解的。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