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事情》是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的一部哲学、文艺学著作，收录了他的数篇独立的文章，从瓦格纳到易卜生，从形而上学到性格学，救赎、道德、自由、艺术，都是这本书关注的主题。《最后的事情》是魏宁格的遗作，在他死后才得以整理出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样的作品不可多得，直白而纯真，也可视作他的自我解剖。

作者奥托·魏宁格，奥地利学界一个早逝的天才。1903年，二十三岁的他出版了《性与性格》，这本书日后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然而，就在此时，他不可思议地举枪自杀。

《最后的事情》是魏宁格的遗作，是他阐述自己美学思考的散论，收录了数篇独立成章的随笔。在书中，魏宁格对自己钟爱的文学、艺术和哲学主题，做了不拘一格的评论。从瓦格纳到易卜生，从形而上学到性格学，救赎、道德、自由、艺术，都是这本书关注的主题。

这本《最后的事情》是奥托·魏宁格仅有的两部作品之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样直白而纯真的作品不可多得。他的自杀为本书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而德国学者特奥多尔·莱辛说，这本书是“解答魏宁格可怕命运之谜的钥匙”。

代译序：纯粹的人（皮皮）

《培尔·金特》与易卜生

永远的格言

性格学

论时间的单向性

形而上学

文化

最后的格言

代后记：奥托·魏宁格（特奥多尔·莱辛）

我们在面对一个艺术家作品的时候，应该区分许多因素：一方面，它是否体现对我们具有启蒙意义的思想、是否提出解放我们的方案、是否采用令我们满意且适合对象的表现形式、是否运用令我们心醉神迷的创造性技巧、是否体现令我们既热爱又惧怕的想象力，等等；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主观地表现在作品中的一切。这时的他不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构思大师，而是平常无奇的人。看来，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风格”是指独特的风格。然而，它的风格只有天才才能发现，而风格的区别则源自于其特性的其他方面。该特性与我们的特性之间距离的大小，决定我们对艺术家的情感态度——对于芸芸众生而言，这也决定他们对他做出最终的评判。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人及其代言人对易卜生的态度，就必须考虑这一点。关于他的话题已经不再是人们因支持或反对而激动的事情了。他是一个“现代派”，而又毫不“时髦”。对于他，每个人都早有研读，有的为他深深吸引，有的因他冷静深思，还有的对他深恶痛绝。人们知道他“赞美”女性，并“厌恶”欺骗，同时赞叹他的对话。人们不像追捧歌德那样追捧他，但也不像谩骂席勒那样谩骂他。对于文化群氓而言，如果一个人的著作只几个芬尼便可买到，即使阅读他只是一个关于稀有家什的问题，那也注定不能成为他们昂贵的精神食粮。这就是我对当前易卜生研究中的蔑视或冷静认可态度的解释，也许有些怪异，但比起当今那些习惯于加冕和废黜他伟大艺术家的怪异的动机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人们视道德缺陷为身体缺陷而郁闷不已，并拼命寻找一种抗衡的力量。在这样的时代，人们不是以清醒的自我质疑态度进行内省，而是相信能够在毫无伟大可言的田园诗人——如戈特弗里德’凯勒和特奥多尔‘施托姆——那里很快找到那种力量。说起伟大，人们从歌德开始，一口气能说出许多，不害怕授人以笑柄。内省这一任务由易卜生提醒给我们似乎有些令人难堪。该艺术家很不幸，三次遭遇严重的难堪。有位丹麦记者，认为其成名的原因在于他第一个战胜了天性冲动的基因，也就是说，他采访了欧洲所有的名流。他谈论19世纪文学思潮，夸夸其谈，平庸不堪，然颇有市场，因为人们受够了学究式文学描写的煎熬。艺术家年轻时就曾落入此君之手。易卜生作品的第二次厄运，是遭遇女性要求进入平民职业之时。这不只是一种巧合，而具有因果关系。可以想象，力挺一个因观念而备受女性赞誉的男人，是有悖深层次的天性的。第三次难堪来自于当今文化的男性理论家们对他的侵袭。社会主义者和种属伦理学家斥责他。原因主要是，易卜生的一些作品毕竟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引领潮流，只具备稍纵即逝的价值，因此大受垢病。因为，它们无法不受那时思潮的影响。而且，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人们把《浮士德》最后的话语与《劳动之歌》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样，无论哪种性取向的女人都把《小艾友夫》的结尾理解为对“儿童世纪”的希望。而女性的另一面，即“爱情生活”，则通过易卜生那部最成名的剧作《群鬼》而得以完美表达。达尔文主义者也喜爱该剧，因为他们似乎从学校和家庭通俗的训诫方式中看到医学遗传理论的启发意义。终于，自命不凡的社会主义分子也宣称易卜生模糊不定地预告了尼采的到来。如果说他丰富的象征对于以上两个方向的牛皮大王们而言有些伤风败俗，那么，他对于象征主义者们而言，则太严谨、太冷静，不是一个性情中人。

所有这一切汇聚发酵，导致当今那乏味的、厌烦的情绪萦绕着易卜生这个名字。对于老手而言，他意味着平庸无奇和与古典主义模仿相左的纲领。此纲领曾经为战胜古典主义立过汗马功劳。对他的话语，人们以为早已心领神会，烂记于心，甚至有些厌倦。对于他们而言，他预告了一个已经开启的时代，完成了一些已经成为科学常识的作品：对于一部艺术作品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致命了。他人人皆知，他的部分剧作到处成功上演，而这些都只能使他成为历史。

现在，如果还想发表关于易卜生的观点，就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面临立马被划归为新手的危险，就好像恒星之光抵达地球的漫游，或一封关于时尚的国际邮件在数十年之后才姗姗而来。《培尔·金特》是这位艺术家最具魅力的“戏剧诗作”，不只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而是具备永恒意义的杰作。如果谁胆敢涉足研究他的作品，尤其是《培尔·金特》，他可能会提出支持谁的证据，但却不能提出反对谁的证据。P3－5

魏宁格1903年初举枪自尽，享年二十三岁，已经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性与性格》，并公开发表。他去世后，朋友整理出版了这本书《最后的事情》。

有个日本人说，人活过三十岁，就会变得不那么像样子。也许，活着就是一个逐渐妥协的过程，很显然，魏宁格避免了这种人生尴尬。

（《性与性格》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的程度，奠定了魏宁格的地位。这份成功与魏宁格的天赋博学有关，更重要的因素是他的偏执。如果说偏执为他带来了成功，也把他带进了死胡同，他不是一个愿意学习妥协的人。《性与性格》中的理论，是许多正常人接受不了的，无论涉及的是女人还是犹太人。但是，对于一个能够自省的人来说，发现自身缺陷之后，肯定不难发现其同类的局限，我想，这是阅读魏宁格的基础，需要时间去面对自己内心尚存的对真理真实的良知。

魏宁格的彻底让我想起张爱玲，他们都属于不留余地的人。

这篇序可能是我写过的文章中最简捷的，因为下面我就不用说什么了。魏宁格自己的话比任何别人对他的评论，更能说明自己。

“设想中你只是一颗闪亮的纽扣

在世界的背心上；然而扣眼不配。”

（多好听的一句话，评论《培尔·金特》中所引用。）

他认为不存在永恒的自由，自由都是瞬间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可以重获自由，就像重获下一个瞬间一样。所以，魏宁格说，不存在将来和过去的自由，人类没有那个权力。

“谋杀是罪犯的一种自我辩护，他以此来证明自己，证明虚无。

“在一切原则上可以解决的问题中，最困难的要属意志与价值的关系，或者人与上帝的关系，两种表述等值。是意志创造价值还是价值创造意志？是上帝创造人，还是人才使得上帝成为现实？是意志掌握善，还是善掌握意志？这正是仁慈的问题，是二元论中最高和最后的问题，相反，原罪是二元论本身的问题。

“……引起疾病的是某种不道德的，即无意识的东西，病人一旦在自己内心认识和理解疾病，即可病愈。

“那古老的观点十分深刻，即病人和麻风病患者应当自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过，以至于受到上帝如此惩罚。

“所以，男人因疾病而感到羞耻，女人从不。

“每一种疾病都有心理诱因，必须由病人自己通过他的意愿才能治愈：他必须自我努力从内心认识疾病。所以疾病都只是无意识形成的‘进入肉体的’精神，所以，当它上升为意识，疾病就治愈了。

“艺术创造感官世界，科学破坏感官世界，因此，艺术家充满色情和性欲，科学家则是无性的。光学破坏光。

“与心理学家截然不同，数学家是一个非常简单之人，简单得犹如一个空间。

“人永远必须首先不忠实于自己，违背自己的确定性（上帝）而迷失，有过罪恶，才能彻底认识自己和确定自己，所以，世俗生活是必要的，这样才能找到上帝，因为，意识只有通过其反面才能成为可能。

“犹太人的罪恶一定是对善的嘲笑，如同愚蠢的罪恶是对智慧的嘲笑一样。

“犹太人的诡计，是与上帝平起平坐。”

这位年轻的天才结束自己生命，最直接的原因，除了他自己，别人都无法确定。

可我却坚信，他的挚诚参与了他的自杀。

我多年前读魏宁格《性与性格》时的感受，记忆犹新，那便是震撼和羞愧。他对女人的诸多看法尖锐到过激的地步，但我还是代表我自己接受下来，至今仍觉得，益处多多。

（皮皮，当代著名女作家，著有《不想长大》《所谓先生》等作品。曾出版十卷本《皮皮文集》。）

1903年10月4日，维也纳西班牙黑色胡同，贝多芬仙去之室，二十三岁的哲学系学生奥托·魏宁格开枪自杀。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事件！

几个月之前，维也纳威廉布劳穆勒出版社（在哲学教授弗里德里希·约德尔和劳伦茨·穆尔诺的担保之下）出版了一部思想力作，书名为《性与性格》。它系统性地研究自然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自然是指“雌性一母性”，而精神则是指“雄性一创造性”，它们构成一切存在的两个方面，女人与男人相当于肚脐与大脑，或者根与梢，相对而配。

这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比如恩斯特·马赫、格奥尔格·西美尔、亨利·柏格森、弗里茨·毛特纳、阿洛伊斯·豪弗勒等，都拜读该书，并开始在学院和批判文章中对其尖锐的思想展开讨论，反驳之声压倒赞同之声，然而，有一种声音不容置疑：这位二十三岁的大学生无疑是个天才。

一位初生牛犊一夜成名，而且前途无量。

此刻，世界震惊：这位小伙子打碎了自己的光环，抛弃了生命，在贝多芬咽气的同一个房间。他的所作所为与三十七年前青年菲利普·麦伦德如出一辙。后者也是看到自己的大作《救赎的哲学》即将付印，当天，上吊自杀。

魏宁格自杀已经过去几乎一代人的时间，期间，有许多关于奥托·魏宁格及其思想体系的文字问世，其中不乏修正和吹毛求疵之作。埃米尔·卢卡、赫尔曼·斯沃博达、奥斯卡·埃瓦尔特和莫里茨·拉帕波特等都是这位英年成名者在维也纳的亲密好友，他们对于神谕医生和精神病医生的许多高超的诊断感到不安，甚至为魏宁格的某些思想辩护，而那些思想所体现的奇妙的自然现象只不过是病态的胆大妄为和无所顾忌的为所欲为而已。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他们。

我是指那些关于犹太教的不成熟和粗暴的思想。

我们的观察就以此为出发点，因为，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解答这位可悲的自我仇恨者可怕命运之谜的钥匙。

奥托·魏宁格是犹太人。孩子在母亲膝间大肆呕吐，恶狠狠地诅咒她的血统，干这事的就是这位犹太裔俄狄浦斯。他对犹太人和犹太教的敌意不同于此前任何一种敌意。我们只有用惊恐和惊奇才能从中领悟到，对于那充满恶意的眼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完全对立的概念可以同时使用，只要那邪恶的目光想使用它们。

曾经有过名人，他们对“犹太教”和“闪米特语”的偏见根源于健康的生命感受、德国血统和德国意识。对于他们而言，犹太人，尤其是犹太教神代表某种阴森可怖的东西，苍白而抽象，魔鬼似的苍白无血，冷漠的逻辑狂，嫉妒的投毒者，冷血而狂怒，无能的道学先生，“雅威主义、耶和华主义、一元论、一神论”……这些都是常用的关键词，被记录在该灰色民族的罪恶簿上，也许还有下面的关键词：“唯灵论、批判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无论如何，他们是怒火之神、敌意恶毒之神，是优等的希腊诸神和日耳曼前途未卜的奇迹的敌人和凶手。耶和华被丑化为“整体的破坏者”。因此，那些一贯的反犹主义者也总是连同基督教一起反对。在犹太一基督教之中，他们发现了分裂灵魂和肉体并通过精神而摧毁二者的神秘工具。

如此，一个空想的莫洛赫神横插于感知和思想之间，以引起肉体与思想、肉体与理性之间的纷争，并使二者彻底毁灭。

“这样，肉体被根除了其神圣的属性，自然的神奇也变得不可理解，狄俄尼索斯死了，伟大的潘死了，众神之母玛格娜·玛特沉陷了，西格弗里德被杀死了，博德被谋杀了！”——悲叹声声。

那么，胜者为谁？

是无以名状的雾神和荒漠之神，他在雄辩和诡辩之中表露心声，是《塔木德》和《皮尔普尔法》，是学说和词语。这就是犹太人的世界。

从古至今，绝大多数敌人都以此为攻击目标。而另外一组思想家，人数虽少，影响却深，与前一组一样为纯粹的犹太人，却恰恰赋予其敌视的心态以截然相反的理据。马丁·路德指责犹太人没有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依旧是“大地俗子”，“他们在寿衣和棺材之中还要追求俗世，向太阳和星辰祈祷。”后来有一位哲学家，就是失明的欧根·杜林，极其理性，无数次发表如下论述：“犹太人对客观真实的东西毫无天赋，因为，他们是东方人，喜欢臆想和比喻的思维，满腹偏见地生活在图画和梦幻之中。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神话大王，是一个逻辑无度的民族，必然成为生活在严格、冷静氛围之中的北欧人的天敌。我们必须举起健康的实证主义大旗来抵御他们的宗教性神话。”

如此，（根据需要）物质主义、现实主义时而成为犹太主义的世界观，时而成为抵御“犹太人神话想象”的堡垒。同样，（根据需要）“犹太”今天是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明天是资本主义。或者，今天是进步、极端主义、革命，明天则完全相反，是停滞、萧条、反动。

那么，奥托·魏宁格体系究竟适合上述两个折页中的哪一个？他令人惊愕地指出，犹太主义无疑是——“女人的淫威，把精神性的父神拖累成为惰性十足的物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思想？

根和梢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身上如此对立地交汇过，我们必须深刻剖析，才能找出骨髓中的病灶。

如果允许把人种分为局限性民族和无限性民族，分为形象化民族和音乐民族，那么，我更愿意用无限激情来描写犹太人种（还有德意志人种），它缺乏严格界限之中形象的安全感，更多音乐节奏律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犹太人对数学的影响，读者就可以对这一论断的意味了然于心。

一代人之前，大概与魏宁格作品发表同时，我发表了一篇关于数学心理学的论文，试图说明，当时如火如荼的物理学几何化、几何学算术化，以及当时初露端倪的“相对论”，与犹太精神紧密相关。

整个西方逻辑学，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所论述的都是同一个空洞的不言而喻的理论……其结果如何呢？

无非是对有限性的膜拜而已！对确定的或者被认为是给定的思想的有限性的膜拜。

人们可能会说：逻辑总是只要求统一性，所实践的只是对亚里士多德称之为“a＝a”，即同一律的说明。

干百年来，基督教思想家把非理性和虚构视为确定性知识的对象，由此，逻辑惨遭毁灭，同时宇宙也惨遭毁灭。因为，非理性或者虚构的统一性无从谈起，无限意味着无止境，不可测度意味着无法确定。一旦人们忽略思想中被认为是具体和物化的东西的有限性和局限性，那么，即便恒等定理以及思维也毫无意义……然而，人类在自己的世界中是自我认知、自我创造、自我保持、自我得到的吗？如果思想摧毁有限的世界，那么，人类作为有生命的统一不也在逝去吗？

在《泰阿泰德》里，我们读到柏拉图对“一切完美存在的有限性”的美妙绝伦的颂歌。即使绝对存在（柏拉图如是说）也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无限的东西只能是不完美的东西。如果生命实体是无限的，那么，就会既无形态也无美感。“一切美都体现界限的神秘性，因为，在一切生命的深处盛开着形态之花。”

美的生命就是有限的形态，这一理论与斯宾诺莎所谓可保持性理论完全相反。后者反对给予作为绝对存在的生命实体以名分，因为，用于“上帝”的象征在数量上是无限的——“因为任何局限都是一种否定。”

但是，恰恰是柏拉图，因为认为神圣存在于形态之中而成为希腊形式的颠覆者！

恰恰是斯宾诺莎，因为认为上帝只能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无人称的存在，而把自然阈限于数学形式的襁褓之中！

为了说明数学原理的绝对性而把世界消解为无人称的元素，其始作俑者大多是拥有犹太血统的逻辑学家，这是巧合吗？

那些由于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兴盛应运而生的新的知识领域，如集合论、纯粹流形论，为了绝对的计算，对任何知识领域中与无限性相关的矛盾予以消解，对具体性和直观性予以相对化，这些正是真正的犹太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如乔治·坎特、阿尔弗里德·弗伦克尔、阿尔弗里德·普林斯海姆、阿图·舍弗里斯、菲利克斯·豪斯多夫、路德维希·克罗耐克、阿尔弗里德·萨摩菲尔德，直至A。A．米歇尔森、M．敏科夫斯基和A．爱因斯坦，他们推动了世界的转折（超越了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牛顿和康德）。

这队战士似乎发过誓，要清除形态性最后可怜的残余，消灭“无可完成”的混乱之众赖以存活的最后可怜的土壤。

因为，不仅“空间和时间之中的世界”（可数、可测的世界）在消逝，而且，过程本身也在消逝，运动、线性的持续序列、方向性、开始与结束等等，都在消逝。

因此，在可见世界全部内容的灰烬之上，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追求价值的意志。

在柏拉图学派后期，出现了一个概念，预示了苍白的格式塔理论的出现。“Apeirotaraxie，即对不可测度性的恐惧！

生命躲入其躯壳、藏身于盔甲和堤坝之后，以为自救，这难道不是很自然吗？

恰恰是那些陶醉销魂、心醉神迷、充满原始活力的人们（最容易被诱惑得忘乎所以者）怀着最恐惧不安的心情巴望着出口和屋顶的出现，免遭洪水和大火之灾，无论身处塔楼还是监牢！难道不是吗？

在波涛汹涌的冲撞和白浪沸腾的泡沫中央，城堡矗立于原始花岗岩之上，在漫无边际的元素面前，抵御着墙壁的力量。

在“精神”的岩石上人类建造了自己的城堡逻各斯，并在其中抵御原始迷惑和混乱的侵扰。

此城堡的上部由许多层构成，是为伦理。从城堡上层的顶部人们可以自由地俯瞰不可测度的汪洋大海、上苍天空和重要的星球。

刚刚离巢的候鸟，即我们的灵魂，匆匆然飞越大海，但每次飞翔之后都又返回到安全的鸟笼。这是我们的怯懦和强大，是我们对目标的追求和放弃。我们忘记了一切皆为泡沫。我们称花岗岩之上的城堡为永恒，误以为那就是我们真正的生命，即精神之中的生命……

所有认识小伙奥托·魏宁格的人都说，他是一个开朗的、易受影响的孩子。茉莉花的芳香、盛开的苹果树、闪烁飞舞的蝴蝶都可以打动他娇嫩的心灵。远方的山脉预示着幸福，飘动的云朵则是一种冒险。蓝色的荒原令人欲望丛生，苔藓玫瑰花丛代表陶醉的快乐。每一种感受都十分敏感，每一根神经都极易唤醒，就是一只蚊子的死也足以成为“问题”。

这个孩子的同情心将一切生命都感受为自己的生命，像一个伤感的精灵漂荡在风景和四季之中，随时面临消溺融化于幻觉之中的危险。

渐渐地，这个孩子长成小伙，小伙又成为作家。在成为思想家之前，他的好奇心永不满足，对生活的渴望亦然，他模仿一切和随处感受本质的能力，使得对于那些贫乏和僵硬的灵魂而言最为容易的东西，成为他最大的困难：自我束缚的形式。  职业是市民生活的依靠，但在很长一个时期，他无法下定择业的决心。因为，一切于他都是禁锢。他什么都想学习，什么都想经历。

这样，他总是处于被分裂的危险之中，正因此，他的一切最终变为唯一一种极大的狂热：超越成千上万的形式，并为无数躁动不安的印象寻找公分母。

这就是通往哲学的道路……

他的目光不会停留在眼前，他还年轻，而每一只鸟儿都吟唱着对远方的向往。还有如此多国家未曾造访，如此多只手未曾握过，如此多额头未曾亲吻，这足以使一个年轻人绝望。

虽然，温暖和忠诚是这颗灵魂的天性，但是，还是需要下定决心去发现自我。

他是微风的游戏，因此，对他而言，“道德特性”比一切生活的才能和财富都更为重要和赏心悦目。

更具创伤性的是，奥托·魏宁格惊恐万分地将自己锁进逻各斯城堡之中，锁进最顶层的小屋“伦理”之中。他打坐其中，一个自愿的囚徒，开动他巨大的思想机器，只为了证明，在这美妙的象牙塔之中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原本的，唯一有尊严的生活。

没有人想诽谤这位理想主义青年。它虽然是一个紧急出口，但却绝非欺骗……

自己孩童时代的一个记忆浮现在我的眼前：在公园和森林里，经常有一种恐惧（类似于精神疗法中的“不在场”）向小男孩袭来，人身不由己被引向陌生的命运，同时还有一种令人惊愕的怀疑：“我真的在吗？”这时，我紧紧抓住触手可及的物体，以便在此感知之中得到对自己存在的确认。

有一天，同伴给我讲述一种完全不同的、与我自己的经验完全相反的恐惧。我现在还能够想起具体的地点和时间。他说：黄昏时分，他站立在镜前，恐惧突然袭来，他的映像呆滞凝结，然后就像是一个定格的替身从镜中向他走来。

这是死亡的两极。只要我们作为人呼吸一天，就不停地穿行其间！一方面，我们不断冒险，希望成为海绵；另一方面，我们不断冒险，希望凝结为柱型立像。一种危险产生无尽的恐惧，而另一种危险则产生有限的恐惧。

奥托·魏宁格具有赫拉克利特的特性，追求态度和形式。他本质上尚未成熟的特性所形成的这种变化无常本身，就已经埋下了他自我仇恨的悲剧种子。但是，还应该有第二个根源，而且是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他的犹太出身，而且是一个脱离了犹太教的犹太身世。

谁也不能摆脱自己血统的影响，再强力的命令也不曾压倒血统的声音。

构成魏宁格全部生命的东西（并在他胸中燃烧不息），被他自己统称之为：犹太人的。

没有什么对人是不可抗拒的，唯有命运和永恒，如同性别一样。他躁动不安的灵魂是雄性的，所以，女人为其补充和对极，不可或缺，这样，对于所有产生诱惑和恐惧的东西，他都称之为：雌性。

由此，女人和犹太人构成两个不同的天然元素，令他恐惧不已、躲之不及。

现在，我们必须回顾一下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的教育经历。它使他养成思考的习性，并在其无刻不在的思考经历和十几年思考人生中始终挥之不去。

从笛卡儿到康德的西方哲学，都是以一种基本现象为出发点，即意识。它从不认为，意识及其全部内容（亦即我们人类可以称之为真实的东西）源自于生活元素，是千万种生命创造性的可能性之一，从不！意识中的世界就是世界的全部！

“有意识的才是活生生的！”

这似乎是说，只有活生生的东西才能成为意识！

“生命有其存在，而只有思考或者被思考之人才有证明其存在的权利。”

这样，极端之点便发生相互关系，意识、逻各斯、精神成为真正的生命，而其载体则成为一种由精神极其神圣纯洁性排泄出的黑色废渣。

魏宁格沉陷于经院哲学。他研读黑格尔和康德，迷恋于神奇的数学和现象学，所以，在他身上顽固地形成评价者那种极度傲慢的历史感和道德感，并视阴曹地府为拖人下水的耻辱。

这正是康德所说的自负：“理性创造自然。”也是黑格尔所嘲讽的：“理性如果与自然不相吻合，那对于自然而言更为糟糕。”

魏宁格仇恨血统，而他具有犹太血统。从小伙子对种属的神秘性产生好奇的那一刻起，他就仇恨女人和地妖的声音。

在魏宁格遗留的文字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就是：犯罪和罪犯的。

他哲学的全部就是对罪恶和救赎的苦思冥想，因此，这种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哲学。因为，印度人的吠陀，甚至佛，其思维的核心是爱，是生命的单位，相反，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核心，是生命排泄的黑色废渣，是无法避免的罪恶和与生俱来的不和与纷争。这样的原罪如何救赎呢？

唯有消除纯粹精神中一切人性的东西方可获得“救赎”。

完善的理性，完善的道德，仅此而已！……

我们可以说，在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身上，康德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变得疯狂不堪。

他用理性世界的眼镜观察一切。

圣经、吠陀、佛、柏拉图……一切都向他宣告着一种生命的神圣性，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世生命的生命。

对罪恶感和自我评判的狂热驱使他憎恶地球，萌生一种修士倾向，对充满诱惑的“女人世界”深恶痛绝。

因为，“女人世界”美丽动人，而一切美都有爱欲。

他惧怕屈服于这种美丽，因此，总是试图用令人作呕的声音来应对之。唯有辛辣的斥责之词，才足以消解他对该美丽生命的心头之恨。

越是面对这种美丽的诱惑，他描绘自己陷入恐惧的心境就越是惶恐不安。

陷入女人世界的怀抱而难以自拔，这于他意味着，费尽千辛万苦获得的自我和哲学之宁静丧失殆尽。

但是，每一个自罚者都沉湎于过度夸大，伦理和道德病态者从来就没有处理好罪恶感与忏悔行动的关系。

有的人无谓地自我折磨！

奥古斯丁在生命之暮年还写出了许多疯狂的自我诅咒的话语，因为，他充满痛苦地回想起孩童之时怎样在邻家的园子里偷食苹果。

索伦·克尔凯郭尔成为深刻的悔过心理学家，因为他曾经惊恐万分地把订婚戒指退还给姑娘，心里感觉有负于她，痛苦不已。

的确，一旦以自我玷污来忏悔，就终生与重负相伴，自愧难当。

本性自残者，最为无助，而牺牲无助者则是最易为之事。

着魔于伦理和道德的人，时刻准备牺牲其所有，甚至他自己，只要他能够经受得了自我和自我要求的考验。

只要抓住伦理和道德病态者的自责意识，你就可以不负责任地曲解他，无需担负任何责任。

总有人随时准备犯罪——朋友、爱人，他们祭献宰牲，亲吻伸来之手，尽享宰杀之欢，对自己的重大罪恶毫无知觉，祝福自己，振振有词：“谁甘为羔羊，必为狼吃。”

但是，他认识到（但愿不是太晚），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个善良的、强大而勇敢的食肉动物，比做圣人更为重要。

因为，人就如同一只鸟，可以时而翱翔天空，但却不能永远停留在上，并终生巢居以太。

如果他仍然强行追求在以太中的存在，那么，他只会越来越多地遭遇尘埃，翅膀会越来越乏力，升空会越来越少，飞越的高度会越来越低。

这时，灵魂因为可怕的誓言而自缚手脚。他发誓，从未屈服于有形之物充满诱惑的火把之舞。

然而，远方芳香的呼吸，歌样的笑声，一缕金发，柔情的一瞥，会顷刻将誓言击得粉碎。

夜间飞舞的蝴蝶快乐追求，在交配繁殖的夜间信念坚定，成群结队，飞向光明，那里，一切生命死而重生。对此，他心向往之。

“对谁都不说，只对智者，

大众都被讥笑：我赞美生者，他向往火刑。”

有一座矗立于磐石之上的坚固要塞，从未有人攻占过。一位统帅注目于前，要做最后一位勇敢者。他把最亲爱的人，他的孩子，派往要塞，并发誓说：“明天我来接你，或者我们同归于尽。”

他把赖以生存的守护神像丢向敌群，然后，跳将过去，誓要将他救出。

他烧掉身后的船只，勇敢地跳过高墙，从此，再无归途。

奥托·魏宁格，哲学系学生，二十三岁，犹太人，以一个不可逾越的道德体系给了自己和世界一个承诺，以一部骄人的著作否定并创造了自己。所否定的是先天的自我，帕斯卡尔之所谓“可恨的自我”。诞生于光明的则是他绝对的自我，康德之所谓“理性而独立的人格”。

他毋宁死，也不愿从已经达到的高度再坠落到那禁锢我们所有人的社会。

成功来临了。

没有什么比成功更能摧残灵魂。

欧洲的成功令这位可怜的犹太大学生惊讶不已，荣誉、旅游、金钱、权力、高贵的女人。“女人世界”从来没有向一位圣人发起过诱惑力如此巨大的攻击。这位小伙子自视为生命后妈的孩子，而此时生命已踏入他的城堡地牢，对他说：“亲爱的。”

然而，这位可怜的小伙子拥有一颗温顺的心，平常连饮水都不敢奢望，现在却暗暗地喝着生命之酒。

凡是许诺的，他一定兑付。

他的神经性恐惧症悄悄地告诉他，他将会比布道所言更为软弱。他知道已然自缚于战斗程序，却无法与他的血统相抗衡。他被那种强迫性想象所绑架，即犯罪，而犯罪只有一种，那就是对自己不忠诚。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信誓旦旦。当大家满怀期待地把目光投向这位德语哲学年轻的继承人之时，他却自愧不是真正的王冠继承者，满脸羞愧地躲进最阴暗的角落，唯有悄悄地死去，比一只可恨的动物更凄惨。面对朋友、父母、老师，奥托。魏宁格说道：“我是一个罪犯。”在名声大振之时，他却蹑手蹑脚，惶惶如惊弓之鸟，躲入教堂或者维也纳森林之中，悲叹道：“我中了犯罪的咒符。”

这位心地善良的人意欲何为？这样一位柔弱青年，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却自责为罪孽最重之人。这怎么可能呢？

花朵的目光、动物的眼神，甚至水晶和石头，犯罪无时无处不在注视着他。大街上赏心悦目的色彩，橱窗里的仪器和衣料，画家的作品，女人充满诱惑的魔力，儿童的可爱，美的所有形式都使他感觉到自己在犯罪。

从狗的眼神中，他看到奴才那备受煎熬的灵魂，它一半已经得到文明开化，而另一半却还是狼心依旧，无法摆脱恶的本性。从马的眼神中，他看到一个精神错乱的生物，它的自然属性因为人类而受到演变和教化，变得迷乱不堪，人们鄙视对其加以利用，或者它已经面目全非而无从辨认。深海神奇的生命令歌德感慨不已，惊叹道：“多么鲜活而美丽，多么真实，多么简单，如此自成体系。”而魏宁格充满恐惧的病态目光，却从中看到贪婪的、水母般的、到处吸允、无处不在的谋杀狂欲。他认为肉欲无异于谋杀，情爱就是罪恶，我们称之为奇迹的东西，于他却是犯罪。闻所未闻、不可理喻、非理性，甚至生命本身，在他看来都一样：犯罪。

我们无力实现理想是一种羞辱。这种见解并非仅仅导致懊悔和抑郁，也导致狂妄自大和自负。

我们对所有自己无法满足的喜好和要求，会提得更高，这样就无人能够满足。以此，我们得以自我解救，免遭失败。

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太酸，这样的狐狸并非最聪明的狐狸，更聪明的人会说那是神圣而不可企及的。每一只狐狸都喜欢说：“我们自小都是罪人。”我们身上的精神特性高高在上，傲视世俗的一切，哪怕灵魂已经被尘土埋没。

有哪一个灵魂研究者敲开我们的骨头来区分自大与谦卑、神圣不可侵犯与可怜的罪人感？

奥托．魏宁格的自我意识太强，他的精神傲骨源自于道德理想的过高奢望，连上帝的使者和信徒也自愧不如。即使那容器由劣质的陶土制成，但所盛的却是圣油，否则，国王将来无圣油可涂。

这样，他在攀登途中迷失方向，为了不再返回，他撕碎了自己的形式。

难道不再盛行善事？

他再次飞到贝多芬伟大的胸怀。《英雄》把歌唱献给将光明带给大地的普罗米修斯，向他指出言语无法道出的真理：“看见上帝，死无憾。”……

我们怀念他，如同怀念歌德的欧福良，尚未出世就定为英雄，以初生牛犊的勇气登上山峰，飞翔失败而粉身碎骨。同时，我们也感受到控诉的声音，正如诗人在尼采棺材旁所吟诵的那样：

“你杀死体内紧邻的那个，渴望之后颤抖的机会和孤独痛苦之下的吼叫。迟到的他对你乞求：‘冰冷的山峰已无路可攀惊鸟之巢——唯一之选：在爱之圈中止步不前。’……如果严厉而痛苦的声音颂歌般在蓝色的夜间盘旋清澈的潮水——这样抱怨：‘她应该唱，不该说，这新的灵魂。’”

（特奥多尔·莱辛（1872—1933），德国籍犹太哲学家、政论家，著有《历史作为对无意义事物的意义给予》《犹太人的自我仇恨》等作品。曾任汉诺威工业大学哲学讲师，后因其犹太人身份以及反对兴登堡竞选魏玛共和国总统而遭德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迫害，并于逃亡捷克期间被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