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楼拜编著的《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一个出身微贱的农家女爱玛，受到爱情小说的影响，迷恋巴黎的上流社会。为了寻觅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爱玛苦心周旋于丈夫包法利和情人罗道夫、莱翁之间。最终因为不堪重负的风流债而破产，情人们却相继抛她而去，将爱玛逼上死路。作者用很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爱玛情感堕落的过程，并试图找寻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福楼拜编著的《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乡下姑娘爱玛美丽而多才多艺，嫁给小镇医生包法利，平淡的婚姻生活让爱玛大失所望。她执着富有诗意的爱情，幻想有朝一日成为上流社会的人物。她结识了才华出众的青年莱翁和英俊的贵族罗道夫。但罗道夫只是逢场作戏，在厌倦了爱玛的肉体之后，移情别恋。爱玛想痛改前非，包法利医生带她去看戏解闷。在剧场里她与莱翁邂逅，两人旧情复燃。爱玛为了打扮自已。开始大量典当与举债，最后债务纠缠，莱翁冷漠不予援手，包法利夫人在绝望中死去。《包法利夫人》以完美的细节描写和对人性的深度开掘，赢得了广泛的赞誉，直接影响到20世纪的乔伊斯、普鲁斯特等大作家。

我们在自习室，校长忽然领着一个没穿校服的新生走了进来，后面跟着一个校工，搬着一张大桌子。打瞌睡的同学都惊醒了，一个个站起来，一副用功受了打扰的样子。校长打个手势，让我们坐下，然后转身向负责照管我们自习的宿舍主管说：“罗热先生，我把这名新生交给你。让他先上二年级，倘若成绩品行都不错，再按他的年纪，把他升入高年级。”

新生站在墙角上，几乎叫门给遮住了。他是一个乡下佬，年纪在十五岁左右，个头比我们都高，剃了个平头，像乡村教堂唱诗班的孩子。他看来老实巴交，显得局促不安。他肩膀不宽，但身上穿的黑纽绿呢外衣，却显得太小，袖笼处绷得紧紧的，袖口可以看见皮肤通红的手，那一定是常年裸露叫太阳晒的。他穿着浅黄色长裤，背带吊得太高，露出套着蓝色袜子的小腿。脚上踏一双钉钉的不大上油的皮鞋。

我们背起书来，他尖起耳朵听，不敢支手，也不敢跷腿。那模样就像在教堂听布道。两点钟上课铃响了，舍监叫了他，他才和我们一起排队去教室。

我们有个习惯，进教室时要把帽子扔在地上，好腾出手来做事。一进门，我们就把帽子抡出去，而且得让帽子从凳子底下穿过，碰到墙上，腾起一股灰尘。当时就兴这种作派。

新生不知是没注意到我们的规矩，还是不敢学我们的榜样，总之祷告做完之后他的帽子还放在膝头上。他的帽子是个四不像，说不出像皮帽军帽圆帽尖帽还是睡帽，反正是一种劣等货，难看得要死，就像白痴那张木无表情的傻脸。帽子是椭圆形的，里面有一圈硬撑，前面有三道滚边，上面是丝绒与兔皮交叠的菱形图案，中间隔着红线；再上去便是口袋形的帽筒；顶上是一块多角的硬壳纸，绣着复杂的图案，还缀着一根饰带，吊着一个金线织的小十字架作流苏。帽子是新的，帽檐闪闪发亮。

“站起来。”老师叫他。

他站起来，帽子掉到地上，引得全班哈哈大笑。

他弯下身子捡起帽子。旁边一个同学用胳膊一捅，帽子又掉了下去，他又把它捡起来。

“收好你的战盔吧。”老师打趣地说。

全班哄的一声又笑了起来。弄得新生手足无措，不知该把帽子拿在手上，还是扔在地上，或是戴在头上。最后他坐下来，帽子还是放在膝头上。

“站起来。”老师又说，“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新生嘟嘟哝哝地说了一个名字，听不清楚。

“再说一遍。”

他又结结巴巴地说了一次，但被学生们的笑闹声盖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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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重译，成了中国翻译出版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亦成了一个引起众多议论的热门话题。种种意见，归纳起来，不外乎肯定与否定两种。笔者是“肯定”派，所持理由有四：一、翻译名著，并非某些人的专利，有志者皆可尝试，通过认真的艰苦的努力，求得读者的承认与接受；二、中国市场巨大，一本名著应该有数个译本，读者构成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其不同的需求和趣味应由不同的译本来满足，比如，从译笔上说，有人喜欢林纾，有人喜欢伍光建，有人喜欢傅雷，有人喜欢郑永慧，从用途上说，有人喜欢考证诠释详尽的“学术本”，有人喜欢装帧豪华的珍藏本，也有人只需要便于阅读的袖珍本，总之，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我们的翻译出版应该与之相适应；三、与其他方面一样，公平竞争是促进翻译水平提高的有效途径之一，优胜劣汰，也应是这种公平竞争的必然结果，这就像一场为时长久的招标，各种译本都是译者投出的标，公正的时间与读者将会决定谁是中标者。事实表明，完全不必担心劣胜优汰，谬种流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巴尔扎克较多的，至少有三人，可是留存至今的，只有傅雷一家，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也有几大家，可大多数读者接受的，是朱生豪；四、人类文化是在积累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学翻译也不例外，后面的译本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前面的译本，前人的开山辟路之功，理应得到充分的肯定。但是，由于大家翻译的是同一部作品，就像几个画家临摹同一个模特，有一些地方雷同是不可避免的，决不能视之为抄袭。有大学教授作过试验，让几个研究生闭卷翻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结果发现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竟与傅译雷同。当然只要做了真正的努力，切实的思考，译出的作品一定会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

基于以上理由，我也带着拙译，来参加“投标”。如果有幸“中标”，当然高兴；没有“中”，表明自己水平不够，尚须努力，亦表明译坛更有高手，同样是值得高兴的事。

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的小说大师，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与他同时代的法国作家邦维尔称他是“现代小说之父”。所谓的旧批评派称他是“处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汇点上”的作家。到二十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臼俱增，现代主义小说家把他奉为宗师与楷模，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一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的真正导师，认为他从心理刻画、描写角度、小说结构等方面，开创了本流派先河。

福楼拜1821年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自小爱好文学。他父亲希望他学法律，并在他十八岁时送他到巴黎攻读。但福楼拜与巴黎文艺界，尤其是与心仪已久的雨果接触之后，专攻文学的志向益发坚定。1843年他因疾病放弃了学法律。1845年他父亲逝世。他便搬到卢昂附近一所乡间别墅，陪伴母亲，埋头写作，并在那里终其一生。

福楼拜最初的作品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用的也是浪漫主义的传统形式，如哲理故事、历史故事、鬼怪故事等，影响都不大。1843年至1845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后来出版的《情感教育》的初稿。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不成熟，但为他后来的创作作了大量的准备，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857年，福楼拜发表了《包法利夫人》。这部费时五年的杰作一经问世便引起强烈反响，好评如潮。当时的大批评家圣勃夫从书中看出了“新文学的标志”；小说巨匠左拉则称它写出了“新的艺术法典”；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赞誉这部小说“完美无缺”，“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还有人把它与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的《幻灭》相提并论，称为世界十大文学名著之一。这些评价都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包法利夫人》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地位。

《包法利夫人》的创作，是受了生活中一件真事的启发，1848年，福楼拜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医院，有个叫德拉马尔的医生自杀了，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大家都认为这是他续弦妻子不淑造成的。那女人生性浪漫，追求奢侈，先后找了两个情夫，又先后被情夫抛弃，最后因债台高筑，感情失落而先丈夫自杀。福楼拜的朋友路易·布耶建议他将此事写成小说。福楼拜接受了。可是，小说写出来后，当有人问及是否真有其事时，福楼拜却否认道：“这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显然，他并不愿意人们将这部深入挖掘、精心提炼、大胆想象、在艺术上做了大量集中、浓缩工作的小说，视为一般的纪实性作品。

我以为和各地一样，(福楼拜这部引人注目的)小说在我们这个小角落一出现，人们就惊呼：这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是现实主义流派的杰作!

——乔治·桑

福楼拜还是巴尔扎克，是更纯粹、更集中、更激烈、更有感触的巴尔扎克，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

——亨利·雅姆

我们误解了(《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的道德警示。其实正好相反，在我们看来，小说是非常有益的，我们认为家庭每个成员阅读这部小说都有好处，尤其是对乡村草地上无数个包法利夫人……无论是对糊涂丈夫，轻浮情人，还是对自命不凡的布尔乔亚，对福楼拜描绘过的所有外省漫画式人物，这部小说都是一部有益的教材。

——亨利·雅姆

莫泊桑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

——法国学者布吕纳

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

——米兰·昆德拉

司汤达深刻，巴尔扎克伟大，但是福楼拜，完美。

——著名翻译家，法国文学研究家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