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以强烈的新闻敏感和专业精神编著的一部认识社会、体现社会担当的好作品。对政府部门和媒体各自的使命、责任都有所论述，尤其是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对我们取得共识很有帮助。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和很有意义。从本书中，读者可以体会到传媒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感受到我们传媒的成熟和可以信赖。

汶川地震震惊中国、震惊世界，而政府的救灾行动和媒体的开放性报道又震撼了中国、激荡了世界。地震是坏事件，可称为负面事件。但由于政府处置得力，媒体反应快速，因而全民族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其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不可估量。成功的报道实践，颠覆了过时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一“负面报道”。

现在，我们从本书中，看到的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报道，还有抗冰雪灾害报道以及其他社会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同样令人深思、回味。透过这些报道，我们看到了传媒人在负面事件采编中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引导舆论的功力。学界和业界精英对事件的叙述和点评，也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传媒传播的价值，阐述了突发性事件公开报道的作用和操作方面的艺术，其中不乏新的理念和见解。

序一／1

传承与弘扬“知行合一”精神，做新时代的担当者与创新者

序二／3

汶川地震颠覆了“负面报道”

上编 思辨锐言

新闻媒体处于正在净化的过程／2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纵论当前中国新闻报道

应建立突发性新闻应急报道机制／7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于宁畅谈当前中国新闻报道

中国媒体，在世界变迁中前行／11

——《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谈该报近期重大新闻报道

中西媒体若开战，达赖肯定会乐坏／16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刘水明谈当前国际新闻报道

用文化引领新闻，完成中国新闻界的历史使命／22

——访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杨春南

新闻的时代价值／28

——访《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

灾难报道：媒体应普洒人性之光／34

——访《羊城晚报》副总编辑刘海陵

把握好中国融入世界的契机／37

——访《晶报》总编辑陈寅

中国媒体正走向理性化国际化／42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郭光华教授访谈录

传播观念的实质性变化刚刚开始／46

——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访谈录

中编 评析新语

我国灾害表达的嬗变与转型／50

——以“5·12”汶川大地震报道为切入点的分析与思考

大事件推动新闻报道大突破／59

——广州地区报纸“5·12”汶川大地震报道综述

“5·12”震灾报道与信息公开／65

2008：新闻人的专业品质升华／70

真假之辩与利益之争／72

阜阳EV71事件：悲剧过后再反思／75

新闻采访要多些人文关怀／77

灾难洗礼，中国社会进步新起点／79

奥运圣火传递报道突出“娱乐”是媒体的迷失／81

下编 新闻史记

陕西“周老虎”、湖南“吴老虎”事件报道及评论／84

抗冰雪灾害事件报道及评论／104

山东胶济铁路事故报道及评论／129

安徽阜阳手足口病事件报道及评论／135

“3·14”西藏事件报道及评论／144

2008北京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受阻事件报道及评论／162

“5·12”汶川大地震事件报道及评论／176

跋／219

新闻铭刻的年轮

徒步建政权

汶川的临时居民安置点，一个是姜维城的半山腰，一个是几个学校的校园，县委班子成员疲于奔命，刚求救未果回到县城的吴开明则开始组织疏散组的工作。

县委书记王斌最担心有余震，几万人疏散难度很大。“那一晚上，人不停地跑，姜维城我也是一直冲上去的。等到人员疏散差不多的时候，当天晚上我们又成立了13个工作组，到全县13个乡，保持社会稳定，维持基层政权稳定运行。党员干部们徒步出发，很多人在路上都堵住了，只能想尽办法往目标乡镇走。”王斌说。

他对机关干部说：“在关键时刻，干部有责任站出来，这是对自己职责的忠诚。我说同志们，大家在灾难前有没有信心？如果第一时间不站在老百姓面前，他们会怎么想我们？”

那天阿坝州副州长肖有才正在汶川开州安全工作会议。地震发生后，肖有才第一时间把全州开会的人员带了过来。王斌请他当总指挥，自己当指挥长，县长廖敏当副指挥长。而当时的汶川县长廖敏在地震发生前正在卧龙，生死未卜。“我相信他不会死，要求赴卧龙的工作组必须赶去向他报到。”“给他们交代工作时，没有人讨价还价，让我很感动。”

在检察院工作的雍强回忆，在山上，劫后余生的人们刚经历了生死瞬间，亲人、房子在不在都不知道，明知有余震危险，但人们还是不断在县城搜寻人员和把必需物资送上山，去姜维城那个安置点，雍强上下了八九次，“平时爬一次都很难，当时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夜里下起大雨，县里安置群众搭帐篷。吴开明回忆，汶川第一个帐篷是给看守所犯人搭起来的，“犯人也有人权”。

几万人的安置，库存不过几百顶帐篷，杯水车薪。雨中，大家自发保护老人和孩子。雍强等年轻人把带上山的毛毯和被子让给老幼和妇女，只剩最后一根烟了，几个小伙子每人抽一口。

“灾难让大家成为一家人，凡有吃的东西，大家就分着吃。”县委书记王斌备感欣慰。

几乎所有官员都跟王斌一样，不知道自己小孩在哪儿，“我小孩在威州中学读书，直到第二天工作组才把消息带上来，说小孩没事，一块石头才落地”。

第二天一早，13个艰难跋涉越过不断塌方的泥石流路段的工作组出发了，没有任何现代通信方式，只能让老乡带纸条传消息。工作组一路遇险不断，伤了的就地安置下来，其他的继续往前走。

“能到的都到了，只有草坡乡和耿达乡只到了外围，从乡里逃出来的老百姓和工作组已会合，损失惨重，具体情况还不知道。”王斌说。

人性复杂

德国人“老伯”被困的桥下，是银杏乡的桃关村，距汶川县城50公里。杨建全带着3名一起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也在附近脱险。道路被吞没，通信全中断，到处残垣断壁。他们开始了与当地人共患难的生活。

桃关村有个工业园区，区域内一共有8家工厂。两位二十出头的女教师杨风莉和唐国华，地震时冲进教室，拉着孩子往外跑，师生14人，一个都没少。才出教室不远，山上来的巨石已把教室砸得粉碎。

在这极端灾难面前，大家刚忙完救人的时候，另一场景象出现了。工厂附近一家超市的女老板逃生，小超市迅速被洗劫一空。

老伯的向导高伟回忆，厂里的职工在自救，而隔三差五闹事。职工来自各地，为分配不公，打架闹事常有。有个陕西的货车司机，钱被偷了，车被砸了，很多职工纠集起来，要抢东西吃，被巡逻队挡住，厂里的老总都没办法联系到。指挥部把粮食都集中在一起，吃东西也只能悄悄吃，生怕被抢。

德国人伯格丹有一次吃方便面时，一把就被人抢走了，虽然没水但啤酒很多，不震的时候就冲回去拿两瓶啤酒解渴。有些女孩跑过来给他一块饼干，他就拿回来放到车上，这5天食物就基本是这样来的。

地震发生第二天起就面临食品短缺。“有的人实在饿了，就在废墟里找吃的。”高伟说。断水、断粮、断路，为了争夺有限的供给，桃关开始出现“丛林法则”，抢粮食的团伙开始出现。

地震当天，两个商店被抢，其中几个工厂食堂的东西也被抢劫一空。第二天传出消息，有一伙人准备抢村里的食堂。

关键时刻武警杨建全把所有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指挥部。在地震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杨建全和桃关村村支书将水和粮食集中起来，统一分配a老伯等“外来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到关照。

之后临时指挥部开始募集民兵，第一天有4个人报名，第二天经过动员有20多人。抢粮的人和保粮的人全是住在附近的工厂职工和村民。

由于事发突然，很多人衣不蔽体，厂里把厂服给大家穿，导致大家服装差不多。为分清阵营，巡逻队用暗号判断来人，比如13日晚上的暗号是“国泰民安”，巡逻队问来人：国泰，来人要答：民安，否则就是另外一拨来抢粮食的。

这些由杨建全组织起来的巡逻队员拿着铁棒、菜刀、木棍，袖子上系着一根红丝带，头戴红色头盔。要抢东西的那拨人气势汹汹，老是说没吃饱，他们说自己没分到配给粮，结果同厂的工人说，明明给你们分了。当地有个警务室，但警察已在地震中失踪。

村里4口锅，按单位轮流做饭，闹事的十多个人，别人做了饭，他们也要吃，把饭勺都抢掉了，让别人吃不成。

杨建全让4个武警把领头的“老黑”控制起来，他很凶，说老子饿了就要吃饭，杨建全说必须按秩序，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吃。

其他闹事者也蠢蠢欲动，局面一触即发。杨把“老黑”捆了起来，掏出麻醉枪指着他，“老黑”说：你有种就把我打死。杨对着他鼻子打了一枪，“老黑”一下老实了，武警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去。

杨建全让宣传股长王洪志给他做思想工作，一是拉近感情交朋友，跟他讲这个时候跟大家作对不好，“我们都是死过一回的人，要讲良心”。

后来“老黑”的老婆也来了，又跟他老婆讲道理，让她劝老公不要在这里闹事。然后杨建全又把闹事者和可能闹事的人集中起来，给他们训话：“我们组织了两百多民兵，昼夜巡逻。”其实民兵只有二十多人。

P188-190

汶川地震颠覆了“负面报道”

范以锦

接到《中国传媒：激荡与拐点》书稿，“激荡”二字牵扯我的大脑连线汶川地震，重现一幕幕抗震救灾的动人场景。汶川地震震惊中国、震惊世界，而政府的救灾行动和媒体的开放性报道又震撼了中国、激荡了世界。地震是坏事件，可称为负面事件。但由于政府处置得力，媒体反应快速，因而全民族的力量都凝聚起来，其产生的正面影响力不可估量。成功的报道实践，颠覆了过时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一“负面报道”。

现在，我们从《中国传媒：激荡与拐点》一书中，看到的不仅是汶川地震的报道，还有抗冰雪灾害报道以及其他社会事件的报道，这些报道同样令人深思、回味。透过这些报道，我们看到了传媒人在负面事件采编中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正确引导舆论的功力。学界和业界精英对事件的叙述和点评，也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传媒传播的价值，阐述了突发性事件公开报道的作用和操作方面的艺术，其中不乏新的理念和见解。

今年的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较多，但涉及范围最大、影响最深远，也最值得传媒总结研究的当属汶川地震引发的救灾行动和开放的报道——多年来少见的突发事件现场的记者云集，少见的连续的大规模的报道。而贯穿在整个报道中，所展现的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也令人感动。政府部门对媒体的采访和信息的提供完全是开放的，社会方方面面对媒体的采访也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正是有了开放的传媒环境和各路记者的联合作战、全方位展开，才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快速的连续的电视现场滚动报道，从未有过的报纸视觉版面和详尽的灾难及抗灾报道，从未有过的传统媒体与网络等新媒体连续不断的互动、形成多层面多品种的立体式的报道，内容和内涵都很丰富。

这次地震报道从未有过的透明和开放，适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不久。是《条例》作用使然，还是吸取了其他重大事件未及时公开带来一系列麻烦的教训，还是考虑到网络等新媒体的强大力量？应该说都有关，要从综合因素来考虑，但最重要的还是观念的更新。这次地震报道的大开放，可以说是思想观念的大解放，新闻执政理念的大提升。《条例》的制定和公布，当然为自然灾害报道的更加开放提供了法律依据。但规则、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考虑到每个细节。多年来的经验表明，规则出台的同时，还有人会去研究对策，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即使无心歪曲，但理解程度不同，贯彻执行的力度也会不同。就拿“信息公开”来说，是能公开的都尽量公开，用足政策，还是找个“合理”的说法，非常有限地公开呢？还有，靠谁来公开，是让少数媒体公开，还是让尽量多的媒体去公开？这些涉及的具体操作手法是无法定量的，制度、规则有可能在冠冕堂皇的合理解释中打了折扣。所以，我们在贯彻《条例》时，不仅要注意条例本身，还要用新观念来解读和用新观念善待担负传播功能的媒体。用什么样的观念来对待，其贯彻执行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要更新观念，就必须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有些事件，我们国家处置非常及时非常得力，真理在我们一边。可惜的是，我们未及时让媒体介入公布，延误时机，带来麻烦，留下遗憾。

这次汶川地震的报道，随着观念的更新，媒体强大传播功能的发挥，人们透过媒体看到了中国人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凝聚力，不仅感动了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外国媒体对政府的处置能力和媒体的良好表现赞誉有加，就连惯于用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某些西方媒体也无可指摘。灾难本身是负面的，通过媒体负责任的报道产生了巨大的正面影响力。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次媒体的报道颠覆了一个过时的、模糊不清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负面报道”。究竟何为“负面报道”？有些学者在研究“负面报道”的概念时，限定在“天灾人祸”这类“坏消息”层面。局限于此，也就罢了，无可非议。但如今已被一些人延伸开去，放大到舆论监督，扩大到只要是影响自己的政绩和形象、令自己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报道，皆可斥之为“负面报道”。而且延伸开去的说法，越来越无边际，越来越流行。更新对灾害信息公开报道的观念，必须弄清“负面事件”、“负面报道”与“负面影响”的不同概念和层次。灾害这种坏事属负面事件，它是客观存在的。怎么报道是主观意志的东西，可能是好主意：从积极方面去引导舆论；也可能是坏主意：从负面去炒作。但有的人将负面事件这一客观事物，都说成是主观意志的“负面报道”，更与报道效果“负面影响”联系在一起。只要是“负面事件”，就被认定是“负面报道”、“负面影响”，三者完全等同起来，列入有限报道之列，甚至列为禁区。因此，《条例》要真正成为媒体和政府部门的行为准则，必须更新观念，从“负面报道”的阴影中走出来。

汶川地震灾害发生之后，政府部门、媒体、受众，救援者和受灾群众，各类社会角色之间显现出少有的互相信任。政府信息的开放、透明与媒体的使命、责任，有机结合在一起。从《中国传媒：激荡与拐点》一书中，可以体会到传媒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感受到我们传媒的成熟和可以信赖。过去有些本来应该及时报道的突发事件为什么不让传媒报道？除了“负面报道”的观念作祟之外，还因太低估了我们传媒人的觉悟、水平和能力，同时也与有关部门未全面权衡利弊有关：怕记者报道不太准？怕记者到现场影响工作？觉得媒体老是来惹麻烦的。大量记者到突发现场采访报道，不可能没有问题，正如我们的政府官员有时也会说错话一样、但我们要看到利大还是弊大一就拿《中国传媒：激荡与拐点》一书中讲稻谷的一些事件来说吧，如果没有美体及时及时将灾区的悲痛、救援者的壮举、政府的关怀传播出去，怎能将全国人民乃至海外华人凝聚得如此紧密？怎能感动世人？

良好的舆论环境不仅要靠政府部门的支持，也要靠媒体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包括增强责任意识，敢于担当和善于担当。这涉及今后能否复制这次开放性的报道方式。其实，任何国家对不同的突发事件的开放程度都会有差异，就拿中国来说，群体事件肯定不可能像抗震救灾这样开放报道。突发性事件报道，包括自然灾害和社会事件两方面，也可简称为“天灾人祸”。天灾往往是难于抗拒的，无法追究个人的责任。除非明知灾害要到来，未认真做好防范工作，或灾害发生后救灾不得力。社会事件则不同，它会涉及人，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博弈。社会事件一般来说是人为的，但有敏感和不敏感两类，比如交通安全事故，它没有多少敏感，更谈不上政治敏感。群体事件涉及社会的稳定问题，因此比较敏感，很多人还称之为政治敏感。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处置方法，包括对新闻的开放度，新闻人应理解其中的缘由。

《中国传媒：激荡与拐点》一书，对政府部门和媒体各自的使命、责任都有所论述，尤其是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对我们取得共识很有帮助。在抗震救灾报道高潮刚过，政府部门和传媒学界、业界正在认真总结开放性报道的有益经验时，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很有意义。我们企盼这本书能引起传媒业界、学界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也期待能从中得到启迪，以推动我们观念的转变和强化社会责任感，使突发事件的开放性报道积极有序进行。

（作者为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新闻铭刻的年轮

喻季欣

纵然是站在2008年的时间中段，我们仍然可以断言：2008年大幕一拉开，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个个重大新闻，激荡中国，激荡世界。

这些新闻事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这个渐趋形成的新闻报道格局，深深铭刻着历史的年轮，迅速呈现出中国社会前行的拐点与新变。

这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新闻激荡世界，中国在这一激荡中以新的姿态融入世界。中国新闻激荡世界，世界在这一激荡中重新发现中国。

这种融入与发现，便是2008~辛国年轮特殊的符号。解读这一符号，它的含义可取很多，而最突出的便是：彰显信息公开，崇尚执政透明。

这一特殊符号的意义随着2008年的继续前行，将更加鲜明而突出。

当人类跨入新世纪，2001年7月13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在莫斯科郑重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属于北京”时，从这一刻起，中国就注定在2008年要成为世界的热点。然而，在那时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中国为世界聚焦时，却以如此异样而艰辛的开端闯入世界的目光。

多难兴邦，不只是一种现象的描绘，更是一种生活现实与文化传统的再现与激荡。中华民族以最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最鲜明的现代文明追求，展示一个大国崛起的挺拔身姿，接受世界锐利目光的重新发现。

多难兴邦，是中国进入2008年最为分明集中而又意味深长的序幕与大剧。它在承继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现实节点上风云激荡。多难而民族激昂，多难而全民上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瞬间进发，气壮山河。多难而家国悲壮，多难而奋然前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浩然正气，与日月争辉。一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从没有离开难中崛起，从没有离开难中兴邦的壮丽悲歌。

悲歌，是因有价值的东西毁灭而泣，是为生命与精神引吭而鸣。它激扬生命，它砥砺意志。崛起与兴邦，就是它最高声部的音符。

然而2008年的中国，多难兴邦，不再只是简单的历史再现与热情激荡。百年追求，百年多舛，多难绵延山河已新。30年改革，人心凝聚；30年开放，国力渐强。三十而立。2008年的多难兴邦，更透露着中国在改革开放长途上刷新纪录的坚毅步伐与决心：在彰显信息公开中坚定信念，在崇尚执政透明中创新和谐文明。

信息公开，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石。信息公开，是实现民众知情权的根本途径。它能让社会血脉贯通，人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2008年的多难兴邦，是一次全面实践信息公开的历史性收获。

执政透明，是诚信行政，是取信于民，是现代文明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执政透明，也体现着执政党的自信，执政理念的成熟，它是执政为民的最具体体现。它能让民众共时监督，让民意向背分明，使以人为本变为现实。2008年的多难兴邦，是执政透明的一次阳光普照。

新闻突发令人震动，社会前行的拐点与新变分明体现。这一切，都在新闻的记录中，都被新闻刻在历史的年轮上，都将继续为新闻实践和社会前进所检验。

一次次激荡是一次次碰撞与相融，也是一次次调整与新进。世界对中国的发现并非因2008年中国的多难兴邦而完成，中国对多难兴邦的认识与行动也并非就此而止步。世界会因生命苦难而更多文明理解，因多难同情而产生更多共鸣。意识形态与价值多元是世界共存与矛盾对立的基点，我们需要的是更深刻地理解多难兴邦，而不只是停留于多难兴邦。激荡还将继续，拐点将更明显，年轮是不尽的波圈。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才能让一个民族真正复兴，才能让一个大国更加挺拔。

2008年，刻在年轮上的还有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感受与变化。作为准新闻人，作为高等院校的新闻教学，2008年更让我们铭刻于心。本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动议并策划的。2008年3月，新学期一开始，我在新闻系新闻2005级班上的教学中开始布置学生专题收集有关资讯，分组整理，并派出学生对专家、学者进行采访。全班同学热情投入，尤其是吴狮、沈文金、谭竹茜、袁晓金、肖潘、谢璇、魏韦、王楠、李燕清、刘丹丹等同学力挑重担，得以及时完成资料搜集工作。新闻教学不能脱离新闻实践，更应该密切关注社会新闻，无论其教学与研究，离开生活现实就是无本之木。生活之树常青。本书是新闻教学实践与师生互动共行的一次耕作。本书也是在学校和新闻学院领导的大力关心、新闻系老师热情支持下完成的。学校党委书记蒋述卓教授高度重视，亲撰序言。范以锦院长满怀热忱，及时出面联系出版事宜并亲笔作序。学院董天策常务副院长和刘家林书记对本次活动给予了充分支持。新闻系张晋升副主任组织协调并撰稿，薛国林、林爱瑁、李洁、麦尚文、郑越、陈娟等老师大力协作，本书凝结着集体的智慧。

南方日报出版社周洪威副总编辑以独到眼光迅即确定出版本书，责任编辑刘志一主任不辞辛苦赶出本书，他们的工作让我感受到出版人的职业敏锐与辛勤工作。

我要深切感谢我的老领导、《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李仁臣先生和于宁先生。他们曾分别兼任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第一、第二任社长，我在分社工作期间，他们对我关心备至。为本书我派学生去北京采访时，两位领导在百忙中接受采访并亲自修订采访稿件。他们关注社会、提携后学的精神让我铭记。《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辑、《人民日报》国际部刘水明副主任都欣然接受采访，他们的灼见与支持令本书生色。这样的灼见与支持还来自新华社广东分社杨春南副社长、《南方周末》向熹执行总编辑、《羊城晚报》刘海陵副总编辑、《晶报》陈寅总编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郭光华教授、深圳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在此一并深致谢忱。

本书错误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

2008年6月16日

这是暨南大学新闻学院的老师以强烈的新闻敏感和专业精神编著的一部认识社会、体现社会担当的好作品。

——暨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蒋述卓

本书对政府部门和媒体各自的使命、责任都有所论述，尤其是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对我们取得共识很有帮助。这本书的出版非常及时和很有意义。

——广东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范以锦

当前，中国新闻媒体被网络信息的公开化推着前进，不管是不是主动，事实上，它确实正在发生着变化，并让人无法忽视。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李仁臣

我们的新闻有时候会打破和谐的，那么整个中国社会到底能承受多大的反差，如何把我们的和谐建设得更加稳固、坚实，能承受更多的风浪，这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

——《环球时报》总编辑 胡锡进

信息公开之初，也可能碰到一些信息公开带来的不稳定，但只要进一步公开，更多地公开，这些不和谐的声音都会消弭于无形。因为它不是信息公开带来的，而是长期不公开引发的。

——《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 向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