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9卷美国国会调查报告及大量史料，本书深入分析1941年珍珠港遇袭事件，试图厘清其预警延误和决策失误原因：

一、固有的认知偏见：对新事物和新信息的忽略，无视情报专家意见；

二、组织间政治斗争：机构、军种间暗自竞争，情报交流和共享不畅；

三、搜集与分析脱节：未能将众多碎片化情报，整合为有效决策信息；

四、噪声情报的干扰：“信号”被“噪声”淹没，对分析判断产生误导；

五、预警响应的成本：对每个模糊预警都做出行动回应，成本过于高昂；

六、突袭者欺骗策略：虚假警报隐瞒其真实意图，或避免信号被发出；

……

作者认为，面对突发性和灾难性事件时，决策者不能全然指望战略预警，唯有接受并适应不确定性，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才能及时预警、正确决策。

本书被西方业界奉为“最全面研究情报失误导致被突袭的最佳著作”，具有极高学术研究价值，堪称情报学经典之作。

罗伯塔?沃尔斯泰特（Roberta Wohlstetter，1912—2007），美国军事情报史学家、历史学家，为数不多的女情报专家，被誉为“情报第一夫人”。曾任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顾问，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战略研究所、国防科学委员会和国家情报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长期任职于兰德公司，曾在芝加哥大学、霍华德大学等多校任教。致力于战略政策分析，涵盖情报与预警、核威慑、导弹防御、暴力极端主义等主题，著述颇丰。曾获“班克罗夫特奖”“国防特种武器局终身成就奖”等殊荣。

序 言

引 言

关于军衔的说明

前 言

第 1 章 | 檀香山得到的信号

第一节 接收和发出临战前最后信号

第二节 珍珠港的情报机构

第三节 迟到的信号

第 2 章 | 檀香山的噪声

第一节 1940年6月17日的警戒

第二节 1941年7月25日的警戒

第三节 1941年10月16日的警戒

第四节 小结

第 3 章 | “魔术”

第一节 陆军和海军“魔术”

第二节 安全

第三节 外交讯息

第四节 谍报讯息

第五节 “东风雨”

第六节 最后时刻的“魔术”

第 4 章 | 国内的信号和噪声

第一节 外交拉锯：11月20日至26日

第二节 警告战场的决定

第三节 最后时刻的外交和最后时刻的信号

第四节 小结

第 5 章 | 华盛顿的情报

第一节 陆军情报部门

第二节 海军情报部门

第三节 预测和现实

第 6 章 | 信号背后的实际情况

第一节 日本的政策计划和长期预测

第二节 日本的短期计划

第 7 章 | 突 袭

第一节 回顾

第二节 看法

第三节 前景

附 录

缩略语与专有词语

参考文献

英汉对照表

第 1 章 檀香山得到的信号

在和平被打破前的最后几小时，预警信号的侦测和通信最主要依靠技术设施的速度和效率，还有单个观察人员的反应时间。12月6日晚间和7日早间，在檀香山，接收和发出袭击即将发生的临战前最后信号的情况如何？信号是什么？哪些人得到了信号？

第一节 接收和发出临战前最后信号

一、陆军近岸空中巡逻

陆军负责近岸空中巡逻和雷达网设施，而海军负责近岸舰艇巡逻和远程侦察。之所以这样区分侦察职责，还要回溯到查尔斯·赫伦中将执掌夏威夷指挥权的时期，并在1941年4月11日的《联合海岸前沿防御计划》中得到确认。之所以出台这一计划，目的就是明确陆军和海军在联合防御珍珠港中的职责。赫伦中将这样解释计划的缘由：

……海军十分嫉妒陆军可以实施水上飞行，我们当然得这么做，因为我们得在岛屿间起降穿梭。

现在，就我们所掌握的飞机数量而言，只能够实施一项具有军事价值的侦察任务，那就是搜索潜艇，而海军对我们监视近岸水域搜索潜艇十分紧张。所以，为了避免海军必然的、对任务控制权的争夺，我们提出可以由他们来负责远程侦察。这当然符合逻辑，因为只有他们拥有向外海机动并停留在海上的飞机；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我们可以进行水上飞行，我们把自己的职责规定为近岸侦察，虽然没有明确定义这一职责，但显然包括训练人员发现靠近海岸的敌人潜艇。若非如此，这一职责也就没有军事意义了。（此处注释见原书）

赫伦认为近岸空中巡逻的离岸距离可以达到40英里（此处注释见原书），而袭击发生时担任夏威夷陆军航空兵（Army Air Corps）司令的马丁少将则认为这一距离应当是4至5英里。两位军官都将搜寻范围限制在侦查水面或水下的“看似可疑的物体”。（此处注释见原书）对马丁而言，近岸巡逻一直都是另一项任务的一部分，即“训练的……附带的”，而且“并不是对本地区的有序组织的侦察”。（此处注释见原书）近岸空中巡逻从未发现任何潜艇，但通信路径是首先要到达夏威夷航空司令部（Hawaiian Air Force Headquarters），然后到达陆军，接着才到达海军。由于此条路径从未被使用，因此很难估计当危机爆发时能发挥多大作用，但似乎信息发送到海军足足需要半小时。无论这样的巡逻是否能够发现敌人空袭的信息，充其量也只能为航空司令部提供数分钟的预警时间。在12月7日早晨，空中巡逻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为空中就没有陆军的飞机。

二、陆军飞机警报部队

12月7日，飞机警报部队（Aircraft Warning Service, AWS）包括位于瓦胡岛沙夫特堡的一个新建信息中心，还有卡车搭载的几个移动雷达（SCR–270），分别位于科韦罗阿、卡胡库角（又称“奥帕纳”）、卡阿瓦、科科角山、沙夫特堡后方，可能还包括怀安纳。（此处注释见原书）（参见图1–1）这些雷达用发电机组供电，由于频繁使用，出现了故障，（此处注释见原书）而且它们只对高空和距离在30至130英里这个范围内的飞机才有效。雷达无法侦测到低空或距离在30英里以内的飞行。（此处注释见原书）12月7日后才发现，在莫洛凯岛（Molokai）以北存在着20度的盲区，并在那时才最终进行了校准。在瓦胡岛上，雷达操作员和信息中心之间是通过商用电话进行通信，而外围岛屿与瓦胡岛之间则通过无线电通信，但效果“不令人满意”。除了和惠勒机场之间外，从信息中心到各个作战中心（operating center）都没有通信线路。11月份进行的测试使得中心和战斗机之间建立了联系，但通信范围仅限于离岸5英里。尽管陆军防空哨所在有人执勤时可以向信息中心报告，但却没有系统的地面观察。

飞机警报部队已经通过训练的方式组建运行数月。移动雷达是在1941年8月就接收到位，（此处注释见原书）并且一直与一个临时信息中心联合运行。11月17日，当信息中心的永久设施完工时，标图桌也设置完成。设置后，负责的军官才发现标图桌绘制的半径是200英里，这样一来，作为标图中心部分的夏威夷地区就显得太小了。于是又花费一周重新绘制成半径更小的图，再花费一周把图描绘到桌上并让标图员进行练习。终于，到12月7日，按照威廉·泰勒海军中校（他是一位雷达专家，由海军在11 月中旬时借调给飞机警报部队）的证词，“标图员们训练良好，能够在不需要飞机控制员的情况下进行监视和检查”。（此处注释见原书）1941年11月，还举行了陆军和海军都参与的数次演练。但由于所有雷达中心并非每次都有人值守，没有一次演练是完整的。尽管如此，识别和截获工作一直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至少在夏威夷陆军信号部队（Army Signal Corps）负责人鲍威尔中校向史汀生部长的特别助理哈威·邦迪报告时是相当满意的。（此处注释见原书）甚至在更早的8月5日，沃尔特·肖特中将在写给赫斯本德·金梅尔海军上将的信中称飞机警报部队“马上就要成军”。无论肖特是否有意为之，他的信给金梅尔造成了一种印象，即到1941年秋天时飞机警报部队能够成型并作为截击机指挥部（Interceptor Command）下属的一部分发挥作用。

自然，那些运作飞机警报部队的人没有肖特将军或金梅尔将军那么乐观。他们不仅要面对装备获取顺序靠后的问题，而且要面对雷达机械技术问题（如无法识别的雷达信号、环岛山峰的干扰、停电等）。同时，他们还要面对由于人性弱点而引发的困难局面。由于信号部队只要仍处于训练状态，负责人鲍威尔中校就拥有“作战控制权”，因此飞机警报部队依然处于训练状态，而鲍威尔也不愿意让出控制权。负责训练驱逐机飞行员的夏威夷截击机指挥部作战官肯尼斯·伯奎斯特少校相信，所有人员已经做好了由航空兵在11月接手控制权的准备。这一证词显示了航空部队和信号部队之间关于控制权问题的大量争斗，而结果是信号部队获胜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信息中心和雷达机组12月7日并没有以正常的24小时全时状态运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没有一名联络官在场，甚至都没有任命过联络官，因此也就不存在快速正确识别并拦截飞机的可能性。申请任命联络官的请求显然没有得到重视，因为整个行动中都没有出现过一名被确认的指挥官。虽然海军曾借调出一名雷达专家，但却没有指定一名联络官；陆战队（Marine Corps）、陆军轰炸机指挥部（Bomber Command of the Army）、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中都有官员出现在演练中，但这些机构都没有指定联络官。即使这些官员都出现在演练中，演练也是“相当混乱的”，（此处注释见原书）因为任何时候在群岛周边行动的大量飞机都没有装配敌我识别系统（IFF），也因为根据美国舰队总司令发布的要求，所有飞机在联合演习时都保持无线电静默。正如陆军珍珠港委员会（Army Pearl Harbor Board）的弗兰克将军所说：“我深感震惊，因为就在陆军内部，在航空兵和信号部队之间，就存在飞机警报部队是按照合作方式而非确切指挥方式运行的情况。” （此处注释见原书）诚然，这一评价正好击中了珍珠港防御计划的核心混乱点：没有人知道，当敌人袭击时，谁对夏威夷群岛的防御拥有最终的指挥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