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二十余年历史人物写作完整呈现。“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非常道》之后重磅作品。

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而《安身与立命》可以说是一本乱世生存指南。

看乱世如何激发蓬勃的生命力。在混乱又自由的年代，平时卑微平庸的生活在自由和风险中，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命运也回报人生壮丽优美的风景。

重新打捞和认识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带领读者以全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和近代中国人。

余世存“立人三部曲”包括《盗火与革命》《安身与立命》《世道与人心》，是余世存二十余年来近代人物写作的完整呈现，组成了近现代中国的纪传体叙述。书中传主百名，涉及人物数百位，跨越历史近两百年，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重要人物。写作对象从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转向边缘的“怪力乱神”和被误解、被忽视的人们，作者坚信在这个时代，前人的人生能够为我们提供人格的坐标和导航。

《安身与立命(立人三部曲)》侧重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第一章选取了一组企业家，他们或致力于个人财富的积累，或致力于经世济民，价值取向的差异背后，也有着智慧、勇敢和耐苦的共同特质。他们的人生展现了企业家精神在近代中国的萌芽与展开。第二章从个人经济生活的角度描写了一组政治家与文化名家，谋国不成、谋家有成的康有为，“跑着去领工资”的鲁迅，体制外辛苦谋生的郁达夫，都让我们从全新的角度接近了历史人物。第三章的传主是一群“非主流”，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后人足够的重视，作者却从他们身上发现了“小传统”的生活哲学。

自序　应是鸿蒙借君手

经世与济民

梁启超：财改首席设计师

范旭东：定义现代企业家

卢作孚：没有钱的大亨

周作民：在灰色中闪光

胡笔江：活在当下

资耀华：吉人自有天相

虞洽卿：闻人难识

张嘉璈：蹇难而辉煌

吴鼎昌：通达之才

康心如：有为者亦若是

李嘉诚：挟传统与新时代博弈

李国鼎：传统转型的推手

生计与排场

王国维：谋道不谋贫

章太炎：职业圣人

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蔡元培：有天下而不与

鲁　迅：一要生存，二要温饱

胡　适：中产以上

郁达夫：到体制外去

张恨水：为文字而生的作家

任芝铭：乱世财物，更要看轻

安身与立命

陈撄宁：再入轮回做众生

袁树珊：江湖术士

张其锽：劫数难逃

孙禄堂：精武臻道

余云岫：医界鲁迅

李宗吾：厚黑教主

胡兰成：张牵张招

苏曼殊：玩命情种

周善培：朋友财孰多

章士钊：才与不才之间

聂云台：当人生成为作品

梁启超：财改首席设计师

在很多人心中，梁启超是一位思想家、学者、改良主义者，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也是一个有见解的金融专家。他靠自己的勤奋、学识挣得了财富。这笔财富之大，使当代人不免感慨，有人在天津梁启超故居前惊呼，他的财富积累速度是一种“革命”速度：“梁启超出身农家子弟，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但是其天津的豪宅还是让人一惊——民国社会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地增长，社会分化极为严重，不是要改良的节奏。”

这样看待历史的角度确实别致。如果梁启超能够同情地理解这种革命的观念，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梁自身的认识盲区无须多言，他从改良的立场上参与清末民初的政治，既有认识上的自负，又有书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牺牲。财富的积累于他只是小道。但这绝不表明他对财富、金融没有自己的思考，事实上，他不仅是理财高手，有论者认为，梁氏是“中国现代财政金融改革的首席设计师”。

现在来看，在清末民初的推手中间，革命家们如孙中山、黄兴等多属后起之秀，对一国的经济运行缺乏了解，保守派们则对现代国家的财政金融缺乏理解，即使变法的改革家们如康有为、谭嗣同，也多注重思想、观念的变革，对经济多陌生……这些人中，只有梁启超有资质充任中国现代经济观念的阐述者。事实上，1906年“五大臣宪政考察”的报告，即请梁启超等人代拟，在交差的同时，梁启超还交了一份《中国财政改革私案》，只是未被大臣们重视，被扔到了一边。

更早的1896年，仅仅二十三岁的梁启超就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论金银涨落》：“金银价值涨落，为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贾，群焉屏营忧执惊骇汗喘以趋避之；五洲之士大夫，群焉比较验测营目抵掌以议论之；五洲之政府，群焉变革迁就左右轻重以维持之。然而，金币国病于金币，银币国苦于银币，金银两币国，厌两币。”

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更多的西方知识，他一边读书一边做汉语世界的播火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一书中，从最远古的经济思想家开始，亚里士多德、哥白尼、洛克、休谟、霍布斯，一直到重商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给中国人介绍财经常识。他自己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现代金融意识，包括对国家信用与民问信用的分析，提出官民可以造币的建议。他呼吁建立中央银行，鼓励发行外债和公债；强调货币本位制，坚持从银两本位、银圆本位、金本位到汇兑本位的路径。由于他对世界经济大势的了解，一度产生了“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的想法。

1906年，慈禧太后下诏颁布大清预备仿行立宪。1908年8月，朝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这一“改革”举措，使身在海外的梁启超看到了希望，他为此发表了《发行公债整理官钞推行国币说帖》，建议“必须将货币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三者同时并举，以植大基，而责全功”。1908年是户部银行改制为大清银行的年份，清政府首次尝试发行内债，名为“昭信股票”的债券定额为库平银一万万两，期限二十年还清。恭忠亲王先认购两万两，以为天下做劝购广告。但是用尽手段，总共只募集了四百万两。而按照梁启超计算的结果，中国的货币流通应需要三十万亿，其中两万亿是金属货币，其余可以发行纸币。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经济之扭曲，辛亥革命的发生看似偶然，却仍有这种历史的必然。

革命后的1913年，做内阁司法部长的梁启超见政府“外债交涉既受辱之孔多，税课考成，又燃眉之难救。时时凛破产之忧，处处同仰屋之戚”，就上书袁世凯总统，重提自己数年来坚持的三策并举改革主张，以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1914年3月8日，袁世凯政府设立币制局，任命梁启超为总裁。他要求实施银币普及，其胞弟梁启勋则参与了袁世凯银圆的金银铜比例测算。在梁启超的努力下，袁世凯银圆，即“袁大头”持续铸造超过了十亿枚，有效地驱逐了当时流通的各种私币、鹰洋，事实上统一了货币，奠定了日后国民政府废两改元等金融改革的基础。与此同时，梁启超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吴鼎昌着手编写造币厂史，并精心审定，亲笔题写书名。这部十一章五万余字的造币厂史，成为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P13-16

应是鸿蒙借君手

收录在这部书里的文字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集中写作的时间也长达十年，因此文字的不整齐不统一是明显的。青春期的夸饰，谋稻梁时的铺陈，人生阶段的心态转移，都影响了我的文字。好在这是记人论人的文字，读者既能看到我“飞扬跋扈”的一面，也能看到我克制自己、白描叙事的一面；既能看到我“服务的”英雄主义一面，也能看到我“专断独裁”的一面。

其实，我提请读者参与的是读书中人物。自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的人物“盖棺定论”，这也是2000年以来我有十年时间连续颂扬“当代汉语贡献奖得主”的一大因缘，我希望在散乱的史书、意识形态评判之外，为当代社会贡献我个人“论世知人”的人生坐标。在写作中，我尽可能把眼前所见的材料熔铸到笔下，抛开我个人的主观不说，单是这些材料，便足以“开卷有益”。

虽然这些文字部分曾以《中国男》和《大民小国》之名结集，但重新整理才发现，我写近现代史上的人物已有一百多篇(限于传主出生时间等原因，本书删掉不少当代人)，其中有不少文字为我珍爱，尚未跟读者见面。这次能以合集的形式出版，实在是一大幸事。自十年前《非常道》等书不约而同掀起了“民国热”，直到今天，关于现代史的当代著述还少有可观可流布之作。作为一个误撞入历史写作领域的人，我对读者的歉疚难以言说。

不少人问我，这些纪传、评传写了什么？回到我身上，二十年来，或者说最近十年，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从激昂走向从容，有人说是从鲁迅走向了胡适，从愤青走向了文化主义，从西化走向了综合……我相信这些转变是真实的，但没有变的仍是理想、历史的善和正义。我相信我的文字一直都在吁请世道人心的创造和安顿，一直都在捍卫人类的正义和认同：当然，更为关键的，我在文字中交代了自己，二十年来，我都不像个“说书人”，我都不是没话找话的人，不是以写作刷存在感的人。

在选择人物时，我一度不免受制于时代和知识精英的喜好。在2005年至2010年的写作期间，我为之作传的多是现代史上的主流人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推手和弄潮儿，多为“早期伟大的中国国民党人和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陈丹青语)。写这些人，如林觉民、瞿秋白等，既“政治正确”又“知识正确”，极为顺手。他们的人生至今让当代人奉为楷模，他们的言行早已成为后人“闻而起兴”的典范。当然，我也发现了主流或台海两岸今天都不免忽略的人，如武训。我理解自己，不仅是以司马迁的纪传体在写笔下的人物，也是像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为六祖慧能写碑铭一样，为其证明正名。

这些年来，“民国热”成了文化出版界的一大板块，打开媒体，经常看到熟与不熟的作者谈论民国人物。读多了，我有一种厌倦，甚至羞于看到自己的名字成为媒体上的“点缀”。虽然，谈论民国人物，既是新闻出版媒体自身的需要，也有写作者的名利满足。写作者本来也有“吃人”一说，我自己不仅“吃”过老子，更几乎“吃”尽了民国人物。只是在网络时代，50后、60后与90后的作者具有一样的知识资源，如何不只是做“文抄公”，不做百度或维基百科的拼凑者，如何不做一种观念、时尚话语的表达者，或政治知识正确的诠释者，是我需要“突围”的。

因此，在历史札记、随笔之外，我的“历史散文”之路也有纵深演进。我反思过历史写作，何以大家谈历史人物时多有“先入之见”？有时看一个标题就明白作者想借古人说什么话，甚至明白作者是五毛、国粉、儒粉还是“柿油党”，是80年代的出土翻案史观、90年代的细节史观、知乎粉还是果壳粉。那么，研读历史人物，我们如何保证自己的客观公正，如何才能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内心情态？“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一“礼义”在当下不过是某种“时……

一卷终了，大家眼里的传主大多已然退场。那些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的前贤退场，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我近年多次想到退场和进场，并郑重把退场立为新正义论的一大原则。千年前的《沉思录》的最后感慨就是新正义原则的遥远回响：“人啊，你一直是这个伟大国家(世界)里的一个公民，五年(或三年)会对你有什么不同呢？因为与法相合的事情对一切都是公正的。如果没有暴君也没有不公正的法官把你从国家中打发走，把你打发走的只是送你进来的自然，那么这又有什么困苦可言呢？这正像一个执法官曾雇用一名演员，现在把他辞退让他离开舞台一样——‘可是我还没有演完五幕，而只演了三幕’——你说得对，但是在人生中三幕就是全剧，因为怎样才是一出完整的戏剧，这决定于那个先前曾是构成这出戏的原因，现在又是解散这出戏的原因的人，可是你却两方面的原因都不是。那么满意地退场吧，因为那解除你职责的人也是满意的。”

译者何怀宏也曾为此感慨：“当我们谈到《沉思录》的最后一段，即说从人生的舞台退场的一段，我们就感到忧郁，因为这就是人的命运，在劫难逃。即使你觉得你的戏还没有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了，这里的忧郁就像卓别林所演的《舞台生涯》中的那些老演员的心情，苦涩而又不无欣慰，黯然而又稍觉轻松。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高贵，因为我们可以体面、庄严地退场，因为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并给新来者腾出了地方。”

对我们来说，在这腾出来的历史舞台上，我们是否演绎好了自己的人生角色？我们是否立得住？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是否享有了生命的幸福和意义？

最后，要感谢我的太太余玲，是她想到我这从青春到中年的人生写作是一个整体。感谢何寅、董曦阳、杨海泉，使此书得以成型。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朋友张守礼、王俊秀，他们在我的生活中，赋予了“立人”鲜活生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