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琳国等编著的《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魏晋南北朝）》是“历史·创造者”系列（图文版）中的“魏晋南北朝卷”，作者以抒情的笔触描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诸王朝的兴衰和更替，并通过这个历史过程反映了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与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概貌，说明了少数民族的内迁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谓“五胡乱华”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失了，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本书所探讨的对象虽是历史陈迹，它所投射的意义却可能是现代的。

《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魏晋南北朝）》由陈琳国等编著。

《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魏晋南北朝）》简介：

280年西晋灭吴，完成中国统一，仅36年后，前赵灭晋，晋王室携百姓南渡长江，中国再次陷入大分裂时代。此后北方内迁中原的诸族：匈奴、鲜卑、羯、氐等纷纷建立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又称五胡乱华。大分裂伴随着大融合，在这一时期，北方诸族与中原人混同一地，彼此影响。至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南迁都城到洛阳，从上到下全面向汉文明靠拢，民族大融合达到顶峰。北方可汗的后代渐渐湮没在中原的茫茫人海中，北方胡族也在中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中国也即将迎来下一个大一统时期。

序一

序二

卷 首 大厦将倾

一个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对峙与征战才统一起来的皇朝，一个“赋役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初步繁荣的社会，竟然如沙上之塔，顷刻间崩溃了，瓦解了，重新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于是，人们惊诧，人们扼腕，人们悲叹！但难道真的是所谓“五胡乱华”吗？究竟乱华的罪魁祸首是谁？

病入膏肓

嗣位风波

“叔世”现象

祸起萧墙

废黜太子

赵王篡位

诸王混战

流民起义

风雨飘摇

第一章 “五胡”先锋

——刘渊 刘曜：从离石到长安

大漠之子从历史的深处走来，从大漠南北浩瀚戈壁和如茵的绿洲走向中原。他们放下缰索，扶起犁杖；放下弓箭，进入课堂。他们在中原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错居杂处，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之中称王称帝。虽然有人提出“徙戎”，有人惊呼“妖孽”，但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进步。

并州匈奴

冒顿单于

附塞和亲

南北分裂

刘渊入洛

以“汉”为号

刘聪上台

攻占洛阳

奢侈昏暴

明争暗斗

刘曜夺权

羊后传奇

由盛而衰

前赵败亡

第二章 中原驰骋

——石勒 石虎：从附庸到自立

在内迁的少数民族中，羯族原来是役属于匈奴的。他们人数较少，地位较低，备受歧视，生存条件更加恶劣；但是，他们的反抗精神比其他民族却毫不逊色。当屠各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起兵时，石勒——这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羯族奴隶，也高举起造反大旗，走上了由奴隶到皇帝的历程。

十八骑士

逐鹿中原

经营冀州

兼并王、刘

乱世明君

祖逖北伐

虎视眈眈

跋扈丞相

黑暗岁月

肘腋之变

内乱迭起

第三章 辽东之剑

——慕容廆 慕容儁：从边裔到内地

东胡是中原政权的近邻，由东胡分化出来的东部鲜卑虽然内迁较晚，而汉化却较早。他们在与汉族的接触中“渐慕诸夏之风”，从游牧走向农耕。所以，当中原板荡，士民流移时，许多冀、豫、青、并的流亡士庶选择了辽东慕容鲜卑，绝非偶然。正是在这些流亡辽东的汉族人士的帮助下，慕容鲜卑终于从边裔进入内地了。

东部鲜卑

创业辽东

志在天下

玉玺之梦

前燕贤相

为渊驱鱼

潞川惨败

第四章 英雄蒲家

——蒲洪 苻坚：从全盛到覆没

氐、羌两族历史悠久。《诗经 商颂》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汉朝在雍、凉、益州一些氐、羌族分布的地区设置郡县，是氐、羌族走上定居农业生活的开始，也是他们走上汉化道路的开始。也许因为氐族汉化的时间最早，汉化的程度最高，才涌现出前秦苻坚这样的杰出人物，才有苻坚与王猛的合作。

挺进中原

“艸付应王”

苻坚政变

关陇清晏

安定内外

统一中原

骄态初露

一意孤行

东晋备战

淝水惨败

千古遗恨

第五章 河西风云

——凉州人物争霸录

浩浩荡荡的黄河水，润泽着河西走廊两岸；绵延千里的祁连山麓，气候宜人，绿草茵茵，有利于凉州农牧业经济的发展。中原动乱，大批汉族人士逃亡而来，僻远的凉州竟成人文荟萃之地。在前凉张轨祖孙数代人的惨淡经营下，凉州政治上自保，经济上自立，文教事业有所发展。然而，凉州终究不是世外桃源，这里的变化也令人惊心动魄。

西域归师

艰难时世

兄弟阋墙

拒受封爵

文治武功

穷兵黩武

誓师卢水

君臣权术

小国明主

归于统一

第六章 北国雄鹰

——拓跋珪 元宏：从统一到融合

前秦灭代时，代王拓跋什翼犍因没有文化不懂礼义，被前秦王苻坚送往太学念书。只过了十数年，拓跋鲜卑便卷土重来了。这个汉化最晚、汉化程度最低的民族，不仅完成北方的统一大业，成为中原的新主人；而且，集十六国时期以来汉化之大成，实行汉化政策最坚决、最彻底，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的融合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英雄年少

入主中原

远见卓识

赫赫武功

统一北方

国史冤狱

太后临朝

改革伟业

迁都洛阳

功垂青史

卷 尾 六镇烽火

北魏孝文帝改革虽声震遐迩，而太和年间的繁荣景象却犹如昙花一现。孝文帝去世仅仅过了二十多年，六镇烽火飙起，全国一片混乱，北魏的统治便陷入危机了。于是，有人不免对孝文帝改革产生怀疑。这场改革究竟是耶，非耶；功也，过也，历史将如何评说？

六镇起义

帝后争权

昙花一现

高欢崛起

北魏分裂

后 记

并州匈奴

东汉中平五年（188年）二三月，正是北国天气转暖，冰雪消融的季节。然而，南匈奴单于庭所在地西河郡离石县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却是田园荒芜．满目凄凉。

为镇压如火如荼的黄巾起义。去年朝廷征发并州南匈奴族众开赴前线。南匈奴单于羌渠派左贤王率部赴幽州，许多青壮年都被征兵走了，幸免者躲的躲、藏的藏，家家户户大都剩下老弱妇幼。人们惟恐朝廷无休止的征兵．无心生计，一股反抗的激流在暗中涌动。这时，南匈奴中的屠各种人率先起来造反，聚众进攻西河郡，攻杀郡太守邢纪。接着，又进而攻杀并州刺史张懿。他们与南匈奴的左部胡联合起来，造反的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参加者多达10多万人。

在南匈奴中，屠各种是具有高贵的血统和显赫的身份，拥有世代相袭的特权。其虚连题氏是世袭单于位的家族。屠各种人的造反，一方面既是利用群情激愤，以反抗东汉朝廷的统治；更主要是，他们把矛头对准羌渠单于．认为单于派左贤王出征，包藏着不让合法的继承人左贤王继承单于位的企图。所以，他们和左部部众联合起来，攻人南匈奴单于庭，杀死了单于羌渠。

羌渠死后，左贤王在外，果然是羌渠之子、右贤王於扶罗宣布继承单于位。屠各、左部岂能接受父死子继之制，岂能接受仇人之子上台，于是，屠各、左部再叛，赶走了於扶罗，匆忙中推举须卜骨都侯为单于。须卜虽为屠各名族，可并无担任单于的资格，为什么被立为单于？或者是因当时虚连题氏没有成年的继承人，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措施。可以相信的是，须卜氏虽为单于，似乎没有威信。於扶罗出走后，声称到洛阳告状，请求朝廷主持公道，讨伐屠各与左部的叛逆行径。然而，他命运多舛，尚未到达洛阳，适逢东汉皇朝因灵帝崩而陷入混乱，无人过问南匈奴的事了。

於扶罗带领骑兵数千，漂泊在外．．与黄巾余党合兵骚扰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企图回到并州，虽然曾经打到太原，迫近河西，当时须h骨都侯已死，南匈奴也没有再立新单于，但南匈奴屠各和左部就是不承认不接受他这个单于，他的兵力又攻不进去，无奈之下，他又回到河东。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从长安东逃，一路上险象环生，凉州兵在后面紧追不舍。於扶罗也曾派其右贤王去卑领兵数千骑护卫，但劳而无功，汉献帝终于被曹操迎走了。

兴平二年（195年）．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继立。於扶罗终于没有再继续推行父死子继，而又回到兄终弟及的南匈奴左部“国人”们的谅解。史称，“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游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呼厨泉的这支弱旅，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流寇日子。建安元年（196年），右贤王去卑与白波帅韩暹侍卫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但劳而无功。建安七年（202年），呼厨泉与袁尚部下高斡等攻取平阳，曹操派锺繇包围平阳，呼厨泉最终投降了曹操。

当曹操和袁绍逐鹿中原的时候＋并州成r匈奴的大本营，各地匈奴人大量涌人，连避难的汉族吏民也逃到他们的部落中寻求保护，匈奴的实力猛增。曹操消灭袁绍，占领并州，任命粱习为并州刺史。梁习上任后，强制把大批胡汉人口迁往邺城，以削弱并州的胡汉割据势力。此后，匈奴的势力受到抑制，他们和汉族编户一样，种地服役㈦。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呼厨泉朝觐汉献帝时，被曹操留在邺城当作人质…。随后，曹操把并州的匈奴分成左、右、前、后、中五部，各部以“贵者”即屠各种人为部帅，选任汉人担任各种司马，加以监督。於扶罗之子刘豹就是在这时出任左部帅的。按照匈奴的习俗，各部众以部帅名号为名号，所以五部匈奴的又常被称为“五部屠各”。曹操还派右贤王去卑回平阳（今山西临汾）监护五部匈奴，但实际上，平阳和并州匈奴各部相距甚远，所以，去卑“监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职务而已。曹魏末年，又改部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南）；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今山西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今山西蒲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今山西忻州）；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今山西文水东北）。在曹魏统治的40多年间，刘豹的势力不断扩大，五部实际上并成一部，破坏了原来五部的格局…。曹魏末年，朝廷又分其为三部，并让刘豹送其子刘渊到京城洛阳为“质子”。刘渊从此走向历史的前台。

冒顿单于

我们既然说匈奴是“五胡”先锋，那么下面我们就以匈奴讲起。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几乎和华夏族一样古老。匈奴曾经以“荤粥”、“猃狁”及戎、狄等泛称出现在先秦的文献中。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

淳维，是已知的匈奴的始祖名。匈奴自认为是夏后氏的后裔，这并非无稽之谈。根据王国维先生在《鬼方·昆夷－严狁考》中的论证，匈奴原来被称为“严狁”、“昆夷”，是居住在中原地区的部落，后来才离开中原，游牧于河套、阴山一带。所以，匈奴以夏后氏为先祖是有一定根据的。

在匈奴历史上，头曼单于是第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而更受匈奴后人崇敬的英雄却是他的儿子冒顿。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部落联盟日益强大起来，他们活跃于“河南地”，即黄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然而，作为匈奴部落联盟酋长的头曼，却把这一大片肥沃富饶的土地丢给强盛的秦国了。头曼丧失了“河南地”之后，只得带领他的游牧部落北迁。冒顿就是在匈奴发展史的这个紧要关头脱颖而出的。P34－36

这套丛书的组织、撰写和出版至今，已经悠悠20年过去。对于一个普通的学者来说，20年差不多是其学术生命的一半。本丛书的作者或从青年进入中年，或已自工作岗位上退休多日，回看这套书，眼前已不仅是由一个个历史人物编织成的历史画卷，还有各自20年学术生涯的风雨如磐。

当年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希望专业的历史学者用比较通俗的形式，给读者奉献一套比较生动可读的历史读物，既不失学术性和思想性，也充满趣味性，使社会大众更喜欢历史，更理解历史。这些想法的详细表述仍可参见原书总序，兹不赘述。

由于各种原因，这套丛书在当年并没有引起巨大的反响，这让我想起我多年前在《光明日报》上一篇小文中的话

我们指出了史学价值或功能之实现，不仅依赖于史学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改造，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但这并不是说，史学只能消极地等待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而是说．要想成功地实现史学的价值，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

当时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商品大潮涌起，传统基础学科不为人所重，历史读物无人问津，业内对“史学危机”议论频频。我当时以为，除了历史学者自身的问题外，当时的社会氛围也不可能形成对历史作品的关注。

时至今日，情况已然大变，社会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变得浓厚了许多，央视《百家讲坛》讲秦汉，讲唐宋，讲明清，一时间吸引了许多普通观众的眼球。一些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撰写的通俗读物（如《明朝那些事儿》等），也顿受市场欢迎。这固然有传播方式已突破了传统的纸媒、变得多样化的缘故，与学者放下身段，采用类似“说书”的方式有关，也与受众的水平和眼界提高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目前国内旅游业大盛，效益不知已比20年前翻了几番，但游客无论去国内旅游还是到国外观光，除了自然风光外，最多的就是历史遗迹，大家耳濡目染，慢慢地就对历史多了几分兴趣。过去人们到北京旅游，“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意思是那时旅游只有看故宫、天坛、雍和宫这些“寺庙”，晚上又没有什么夜生活，十分枯燥。待人们对历史有了几分兴趣，有了几分知识，再去看就没那么枯燥了，就是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这样看来，我在20多年前的想法还是无误的。普通受众中的内行越来越多，这是历史学者乐于看到的。

2006年前后，由于社会上对通俗讲史与写史现象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一些媒体希望我谈谈自己的看法，多次婉拒之后，终于将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在刊物上。我在该文中指出，通俗讲史与写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与专业的讲史和写史具有不尽相同的取向，表达的是不同的历史观，所以这个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的目标是真正认识这个时代，我们不能总是用本专业的某些优长，去评价别人的短处。我们需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说得中肯一点，这才是我们史学家的本事。否则我们研究历史会变得寻章摘句，而不是对历史有宏观的思考和把握。这不是一个达到很高水准的表现。

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对这种现象应该很平淡，不应该让社会感觉到我们很焦躁不安。我们不能自己放弃了这个普及历史知识的责任，却在不断地指责他人；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古今中外通俗讲史的情况认真做点研究。

又是6年过去，我自己没有对通俗讲史的传统做出任何研究，也没有再写什么通俗的历史读物，但我并没有停止相关的探索。我发现，一些影视工作者开始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但是，由于没有有能力的专业人士介入，他们只好亲自操刀处理这些极为复杂的题材。他们往往查阅了许多论著，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学者，但由于不具备专业素养，使他们无法分辨孰优孰劣，无法超脱旧观念的窠臼。比如，电视片《圆明园》以郎世宁及其作品为主线，展现圆明园这个“万园之园”的盛衰，播出后颇受好评，但是，它仍然讲述了一个大清王朝在乾隆时期达到极盛，而到晚清则以“火烧圆明园”为标志，在列强挤压下走向末路的传统故事。可以说，只要读过中学的历史．对这一历史叙事都会耳熟能详。影片给观众留下的，只是新技术手段造就的瑰丽画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思想。

我们这套书出版后，《博览群书》的李焱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讨论，后来以《历史学术如何走向大众》为题在该刊上登出。在讨论中，作者王和曾提到他当时看到一则报道，是陈凯歌的《荆轲剌秦王》上映后，一些影视专家批评该电影过于沉闷，陈凯歌辩解说，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表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王和认为，陈凯歌未必知道秦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我相信王和的判断是对的，陈凯歌力图表现的，至多也只是他自己理解的秦的精神，并不是根据史实总结出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这些影视工作者，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们，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尽管并不尽如人意．我们必须审视自身，为什么多年来的历史教育只朝向一个归宿，即培养历史学家？为什么少有能够用学术语言以外的语言（如文学语言、影视语言，甚至音乐语言）传递最新的历史内容与思想的人才？经过严格学科训练的高学位毕业生为什么只能挤向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这条独木桥々20年前我呼吁全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助于史学价值的实现：20年后全社会文化素质的确提高了，就要求我们这些人不断拿出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上的精品，否则又怎能抱怨荧屏上清宫戏的泛滥或者对历史的戏说？

我并不奢望创作于20年前的这套书正是这样一套精品。在上述《博览群书》的讨论中，我在介绍了各书内容之后，多少还是表达了一些遗憾。这毕竟是多人合作的结果，各自的文风和对主旨的理解多少会有差异，因此不可能要求整齐划一。但是，这毕竟反映了我们当时所做的努力。这次再版，本应做一些大的调整，向我们希冀的目标更近一步，但大多只做了微调。正如，作者黄燕生说，当他重看自己的书稿时，觉得现在已经写不出当年那样的文字了。更多的作者，或因退休多年，或因身居领导岗位，或因教学科研任务比以前更为繁重，都只是稍做文字上的修订。我期望，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套书并未落伍。

我要感谢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华文书局落实本套丛书的出版。安徽出版界有我许多老朋友、老学生，现在都是那里的元老或中坚。我们的书花落此家，又为我们的旧谊增加了新的缘分。

这套书的再版也让我想到许多旧事为本书的初版做过许多工作的潘平和林栋已经多年未通音讯了，陈琳国、房德邻、沈长云诸学长也难得一见，葛承雍、王岗、黄燕生、彭卫均有职在身，诸务繁杂，林乾略年轻，正是工作繁重的时候，王和一贯自由散漫，倒是可以偶尔相聚，不过与当年经常在一起“吹水”是不能相比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感。在那个时代，做书似乎是一种理想的实现，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好友。上世纪80年代中，华夏出版社的《20世纪文库》便是其中的一例，拉我参与的于沛兄一直是多年好友，最近也相见甚稀，至于主其事的邓正来更是英年早逝，天人永隔了

也许本书再版问世时，是我们这些老友重聚的珍贵机会，这也许和书的出版同样重要吧。

写这样一本书，心中十分惶恐。

我对两宋历史发生兴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内地的宋史研究还很薄弱，历史系几个有志于此的同学凑到一起，自发地展开学习和讨论，并尝试着做一些题目。谁知毕业后各奔东西，有的越洋求学，有的干脆改了行。我勉强算是未离开专业，干的却是图书编目。其间虽也力图还复旧愿，写了些与宋史沾边的东西，说到底仍属历史文献的校勘与整理。倏忽十几年过去，我终于获准重搞宋史研究。回首一望，国内的研究早已是新人辈出、硕果累累的景况，当我重新检索曾经感兴趣的课题时，惊讶地看到众多领域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尽管这使我可以借助同行的拨引，弄清过去尚还模糊的许多问题，然而要我这样一个重操旧业的人再做新的掘进，则需要补很多的课。

就在这时，好友赵世瑜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由他主编的这套纵谈上下几千年的书系中承担两宋卷的编撰。这使我放下了手头所有写作计划，重新认识那既熟悉又陌生的320年历史。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容我苒思考其他事情，整日沉浸在宋代文臣生活的年代，与他们一同求索、一道感伤

本书从1992年初春动笔，年底方写出头两章，1993年夏秋完成第三、四章，第五章的写作延至1994年1月。

这本书从最初规划到最终脱稿，其间有不少变化。开始想写五章，加上卷首、结卷，其七部分，由于卷首一下没收住，成了第一章，次第展开，写至五章，已逾20万字，不得不仓促收笔，舍去相当重要的“改造儒学的大师”一章。这一章原想以朱熹的生平为线索，勾画自“庆历兴学”以来的教育（各式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状况，以及在野文臣的生活与心态，原本还有结卷，试图从纵的方面总结两宋的历史特点和对今日社会的影响。这两部分撰写难度较大，将其舍去，虽有意犹未尽之感，却有暂时解脱的轻松。

本书主要采用叙事笔法，是受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叙事史学具有古老的传统，因其独特的表现力而拥有众多读者。但在相当长时期中，这类著述被忽视了，似乎史家一生只能专注问题，撰写论据谨严的著作，有兴趣拜读并参与讨论的仅限若干同行，而大众永远满足于一般性介绍，或通俗故事，或奇闻趣话。难道严肃的史学著作就不能采用更加灵活的结构和较为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吗？难道通俗读物就不能展现出作者个人的史观及分析吗，实际上。无论古今，“述而不作”都难以做到。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每一代历史家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现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对以往时代的认识与反省，不同经验的人又会有不同的思索与观点，这种反省与思索正是现实的映照，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反省思索，历史著述才得以不断推陈出新，历史学才得以进步。从这个意义看，叙事史学这一传统还应继承下来，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和融八了许多最近的史学研究成果。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金铮先生《科举制与中国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分析，宋史研究大师邓广铭先生、陈乐素先生、漆侠先生、程应镠先生以及王曾瑜、王德毅、王瑞来、朱瑞熙、关履权、汪圣铎、李裕民、张希清、张其凡、周宝珠、贾大泉、贾玉英诸先生对两宋历史的考述，均成为笔者认识和把握宋代制度、风尚的主要依据。上述诸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有些已在注释中说明，有的未及标出，尚希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