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誉翔编著的《逆旅》一书，以书中一个章节為名，有生命行旅於天地间的寓意，是父亲也是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悲凉的况味。以真实的人生而言，作者与父亲其实交集不多，等於只有血缘关系。民国三十八年，身為流亡学生的父亲（郝福禎），侥倖在澎湖事件中逃脱，易名至台湾入左营海军担任军医，娶本省籍少女水月為妻，在水月娘家省籍排斥之下，抑鬱的水月与初生婴儿先后病歿，后与作者的母亲结婚生下三女，三年不到旋即与诊所护士情事纠葛而告比离，女儿全归妻子养育，他一人漂泊迁移，从未安定下来。

　　多年来，在母亲的怨懟与父女的疏离之下，父亲形同作者生命中的局外人，却在即将回大陆娶大陆妹的飞机前，阳光灿亮，人来人往的餐厅裡，面对荒唐往事与三个女儿，七十岁满头花白的老人低头大声哭了起来：「当年怎麼想得到，一离开就是几十年，回不去了。」

《逆旅》有生命行旅于天地间的寓意，是父亲也是作者自己的一生，充满了悲凉的况味。曾为流亡学生的郝福祯被国民党强迫抓入军队，后易名至台湾入左营海军担任军医，娶少女水月为妻。然而，在水月娘家省籍排斥下，初生的婴儿和抑郁的水月先后病殁。此后，郝福祯与作者的母亲结婚并生下三女，但又与诊所护士发生感情纠葛而离婚，女儿全归妻子养育，他一人漂泊迁移，一生往返大陆与台湾，寻找着自己的归宿。

在生命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是在路上相遇的旅人。

《逆旅》由郝誉翔编著。

写在前面的话

取名1

取名2

诞生，一九六九

岛与岛

摇篮曲

冬之旅

 晚安

 冰冻的眼泪

 洪水

 回首

 鬼火

 春之梦

 白头

 逆旅

 幻日

饿

情人们

午后电话

青春电梯

晚祷

后记：纯真年

诞生，一九六九

一九六九年，我诞生于台北的铁路医院。

这个诞生地听起来就像铁路餐厅一样的滑稽，让我联想到车站拥挤的人潮，冒着黑烟的火车，铁轨的油渍，躲在角落的空便当盒发出臭酸味，还有黏着白痰、鼻涕、尿液、果汁、汽水的地板，这些画面全和我的婴儿床混在一块儿，以至于我从来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地方去求证、凭吊，甚至根本不相信有什么铁路医院的存在。也因为这个缘故，以下的叙述都将根据我母亲的回忆而来。当然，不可否认，其中也掺杂了我的回忆。当她告诉我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十岁以后，除了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之类，我们似乎再也没有交谈过任何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事物。这些陈年往事便成为我母亲的回忆再加上我回忆的综合体，那就像是一个混合了巧克力粉的发酵面团，可以扭曲变形到什么程度呢？恐怕连我也无能估计。

根据我母亲和我的共同回忆，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的半夜，她起床小便，迷迷糊糊坐到马桶上，一使力，子宫竟然一阵阵地收缩，她这才从梦中惊醒过来，猛然想起肚子里面原来还有一个我。她的下腹部开始不寻常地急促阵痛，那痛的力量净把她往下扯，她双手使劲扶住洗手台，坐在马桶边缘憋了老半天，才终于憋出一句凄厉叫喊。还在睡梦中的父亲听见了，马上从床上弹起来，牵出他的伟士牌摩托车，一边却不禁回想着刚刚出现在他梦境里的陌生女孩。一直等到二十年后，父亲才告诉我，早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在梦中见过我了。他竟是这世界上第一个认识我的人。

当父亲在发动摩托车的时候，母亲捧着肚子，迫不及待一下就跳上车的后座。这动作让她想起中学时代体育课的跳箱，她没有跳过去，双腿又得大开，就坐在箱顶的海绵垫上，砰的好大一声，同学们站在一旁观看，哗地像潮水发出一阵哄堂爆笑。她坐在箱顶上，低头发现一摊指甲大小的血迹，从短裤底部缓缓渗透开来。而现在母亲坐在摩托车的后座，车子跳跃过路面的坑洞，椅垫不断撞击她的阴道口，但这回她可不敢再低头往下看了，怕看到我的头已经钻出，一见着她，就要张嘴号啕大哭起来。

其实，如果不是我这么急着要来到世上，而爸不是把摩托车骑得这般飞快的话，他们将会发觉那天晚上月亮格外耀眼，像只发光的琉璃盘，一股今年人秋之后最优雅的凉风正从海面缓缓吹送，仿佛某处点燃了鸦片夹杂麝香的魅惑气息似的，许多情人们受不了这股浪漫的召唤，公然站到路旁的椰子树底下，深深拥吻。而爸的摩托车疾驶过去，刷的一声把那时流行的迷你裙掀开，一朵一朵有如白玉花蕊沿街陆续绽放。爸的摩托车疾驶过夜市，海产摊上的酒客正在津津有味地讨论八月二十四日金龙少棒勇夺世界冠军的那一战，余宏开和陈鸿钦在第二局下半连续击出安打，而投手陈智源如何连连三振，粉碎美西队反攻的最后机会。旁边正在啃当归鸭腿的欧吉桑，抬头看到疾驶而过的摩托车，飞快的速度让他想起二月二十四日那天远航从小港机场起飞的春节加班机，载着他的女儿和女婿，然而十八分钟以后，却坠毁于台南的二甲溪沟。欧吉桑悄悄流下两行热泪，滴在黑色的当归汤里。

爸的摩托车疾驶而过，划开凉爽的夜，我的头皮被颠簸的路面震得隐隐发麻，造成我日后偏头痛的宿疾。可是真正令我失望的是，这个世界的人们似乎没有因为我的降临而感到丝毫惊喜，只有母亲一双汗涔涔的手不断地伸过来，想要把我的头再塞回到她的子宫里面去。

一九六九年，与我一同诞生的人现在年纪都还不够老，尚来不及成为伟人，值得一提的只有美国当红的歌手巴比·布朗、芝麻街美语的大鸟、阁楼杂志、巨型喷气式飞机波音747、孙中山纪念馆，他们都和我同年来到这个世界上。因此，当我在一九九九年走人孙巾山纪念馆，看见梁柱掉落斑驳的红漆，老旧的壁钟已经停摆，檐下悬着经年的鸟巢，蜘蛛网随风荡漾，这让我触目惊心——原来我也有这样陈旧的岁数了？然而，在一九六九年死去的人恐怕更多，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越南总统胡志明、历史学家吴晗、自由斗士殷海光、五四先驱罗家伦，在我还来不及见他们一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书里一堆沉默的文字和图片。

然而，我的诞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截至目前，最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我的家人，而且可能仅有他们知道而已。一九六九年，我的父亲四十岁，我的母亲三十岁，一个属龙，一个属虎，当他们聚在一起，便注定了龙虎斗的命运。不过，根据母亲的说法，我的诞生才是真正开启他们斗争的端倪。因为在我三岁以前，睡觉时都要握着大人的手才肯安心合眼，而每次母亲等到哄我入眠以后，再回去床上，父亲早就睡死了。母亲认为，这一点正是造成他们日后渐行渐远的根源。P15-18

“这世代”的愿景：两岸青年文学的通航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期出生、大致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成名的资深中文作家，两岸互有所知的名单可以列出很长一串。近十多年来，台湾地区在大陆较有读者缘的作家几乎都是“五零后”，比如龙应台、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这几年又加入了“七零后”的骆以军；大陆在台湾地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则以“五零后”和六十年代初期出生的“六零后”居多。

大量已经跻身文坛主力阵营的“六零后”、“七零后”以及“八零后”的作家们，他们的创作其实构成了最为活跃的文学现场。而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最不该被遮蔽的部分，两岸尚欠缺彼此了解一“这世代”，在这里就是特指两岸文学在互相知情的程度极其有限的状况下尚属碎金闪耀阶段的这一部分；“这世代”书系，便是意在实现两岸优秀青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互访和交流。

两岸出版传播体制方式的差异，也许是使得双方作品难以大批量互相引进出版的首要原因。台湾作家大都在某一出版机构下签约，由于不同的作家签约于不同的出版商团，在遴选之后，将他们的著作集中在同一书系的工作，就显得极为繁琐和困难。也正是因为如此，仍有相当优秀的作家暂时无法让大陆读者更多地了解到。大陆作家在发表和出版方面受出版商制约的状况也已出现。

不管怎么说，美好的愿望是共同的，美好的事业总会有美好的真心来推动。

感谢人民教育出版社魏运华副总编辑，重庆出版集团陈建军副总经理，感谢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第一编辑室张好好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大众图书编辑室张华娟主任，以及所有使书系梦想成真的朋友，基于对这一书系的人文意义的充分认知，他们选择了“这世代”并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将这九位两岸作家的著作组成的“这世代”书系作为重点选题联合出版，并将五位大陆作家的书引荐给台湾著名出版机构——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感谢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将五位大陆作家的著作以“这世代·火文学”的名义，同时在宝岛台湾盛装推出。

本书系特邀台湾著名报人、作家吴婉茹女士共同主编，在她的联络协调下，原有台湾作家备选名单中的四人终于与大陆五人一起加盟到“这世代”书系的第一辑，没有她一丝不苟的主持引荐和大力促成，就没有书系架构的完整。

“这世代”书系第一辑九本书的作者是：台湾的郝誉翔、甘耀明、钟文音和纪大伟，大陆的毕飞宇、李洱、魏微、盛可以和徐则臣，均为当今两岸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这世代”标志性作家。

每位作家具有各自的创作个性，而两岸文学心灵的亲近则是不可阻碍的共通性。“这世代”书系的精神价值从筹划之时已经诞生，随着作品的传播，意义定将无限张大。

后记：纯真年代

最后，还是得说明一下，关于本书的真实。

从很久很久以前，父亲就反复告诉我山东流亡学生的故事。但那到底是多久以前呢？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老是瞪大眼睛听着，嘴吃惊地微张，一面喃喃地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吗？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吃惊归吃惊，心里却老怀疑是父亲思乡心切，难免要把记忆篡改渲染一番。所以对那时年幼的我而言，这段故事不过是湮没在岁月里的传奇野史，而且在那个戒严的年代里，被有意无意制造出来的传奇又何可胜数？！

直到有一天，父亲又对我们说起这段往事，说着说着，他就流下了眼泪。我屈指算算，已经事隔将近五十年了，但他心中的哀伤却如此巨大，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在那一刻，我才忽然在他的身上看见了历史，历史的包袱，历史的伤口，历史的深度。因此我决定要写下我所看见的东西，即使这仅存在于父亲那被渲染夸大的记忆里，即使这仅只是虚构。

但又有一天，我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同是山东人的东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力教授谈天，谈起了山东流亡学生，他说已经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论文可供参考。我听了真是吃惊，没想到这段我从小听惯的传奇故事，居然是真实的历史，而且有档案可查，甚至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环。于是我花了很多时间阅读王志信、陶英惠合编的《山东流亡学校史》以及陈芸娟的《山东流亡学生研究(1945—1962)》，开始一点点拼凑起这段陌生的历史。光是如何重组繁杂的年代、地名和人名，以及父亲的口述回忆，就耗费我甚多的想象力。然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我如何把它们转化成为小说？

在阅读资料的时候，我深为那愚昧、黑暗、残酷的年代感到震撼，以致我无法用小说的笔法去剥解它，甚至以为，那些赤裸裸而朴素的当事者之回忆告白，比起任何文学作品都要来得更强悍有力。这是我第一次感到文学的无用。但我却不甘心就此放弃，总想可以就我的笔，来为它们找一条不同的出路吧。所以我不直接书写历史，而希望借由比较跳跃的笔法，来安顿那些因此漂泊无所归依的灵魂。

或日是安顿我的历史。

直到今天，别人问起我的籍贯，我照旧会说山东，这当然是一种顽固、无可救药，而且最糟糕的是非常“不正确”的省籍情结。但我却无法漠视下列一长串的疑问：我是如何诞生在这个岛屿上的，假如一九四九年我的父亲没有搭南下广州的火车，假如国民党不是如此昏庸腐败，假如台湾人和外省人不曾互相排斥，假如假如……

我的父亲不会回答我的疑问，因为对他而言，事情就是如此如此地发生了，人生不可能重来一遍。一九四九年，近万名山东流亡学生在校长张敏之的率领下，从广州到澎湖渔翁岛。七月十三日。澎湖防卫司令官李振清、三十九师师长韩凤仪强行下令把学生收编军伍，其中甚至包括许多未成年的孩子，凡不从者当场以尖刀刺死。张敏之校长与分校长邹鉴援救学生不成，反被诬指为匪谍，双双于十二月十一日台北走马町遭枪决，前后因此丧命的学生逾百人以上。这是台湾地区的首宗白色恐怖案，也是牵连人数最多最广的“澎湖冤案”。

这段历史几乎未曾公布于世。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张校长夫人和子女以及当年的山东流亡学生，包括“中研院，，院士张玉法、“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于宗先等数十名六七十岁的白发老人，聚集在台北市灵粮堂，一齐追悼于五十年前冤死的亡魂。在这么长久的时光里，他们从不曾遗忘过去，仍然在等待平反日子的到来。

其实除了他们，还有更多更多的人在等待，例如守在电视机前的我的父亲，任市场炸臭豆腐的伯伯，在捏水饺的，在煮牛肉面的，在荣民之家角落里杀死自己室友又自杀的。他们不但被毕生的信仰所放逐，又被台湾这块岛屿所放逐，然后在本土论述越来越强势的今天，历史就预备这样子悄悄地把他们遗忘了。

所以我站在一个边缘又边缘的位置，以微薄之力写下这本书，但愿是一个起点，而不是句点。感谢张力教授提供给我许多宝贵的资料。当然，更要感谢我的父亲与母亲，都是因为他们，我才得以读见了人生这本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