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满
艾伟
白天，隔壁赵老板家的姨娘会来大屋坐一会儿。喜妹不喜欢她来，她一坐下，就会讲主人家的事。
“我们家女主人昨晚和赵老板吵了一宿，”隔壁姨娘神情诡异，“晓得哦，赵老板又换了个小姑娘，才十六岁，都有了。”
喜妹的心沉了一下，目光不由得看大屋墙上的照片。照片里的年轻人微笑着，俊美的脸光亮亮的，好像上面涂了一层金子。
隔壁姨娘顺着喜妹的目光看过去，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你家太太——啧啧，什么年代了，叫太太，亏你叫得出口——你家太太快五十了吧？”
喜妹老派，一直叫东家为先生和太太。这是娘教她的，娘以前也是做姨娘的。先生开始不适应，说叫老白就可以，但喜妹坚持这样叫。太太倒是坦然接受了这叫法。
喜妹一脸茫然，难过地转向窗外，好像照片上的孩子这会儿正在窗外明亮的天空上看着她。二十年前，她来到大屋做姨娘，孩子是她一手拉扯大的，她在他身上花的心血比亲生儿子国庆还多。
“你们家先生是好人，不像我们家赵老板，花花肠子，只是可惜了，白白留下这万贯家产，以后给谁呢？”隔壁姨娘说。
这话喜妹不爱听，先生家的不幸轮不到隔壁姨娘来说三道四。
隔壁姨娘并没察觉到喜妹的不悦，她看着墙上孩子的照片：“含着金汤匙生出来的人，可惜没福消受。”
说完，站起身夸张地掸了掸袖子，走了。袖子上并没有灰尘，好像这屋子里有晦气，怕沾染上她似的。
太太心情不好，先生带着太太去泰国塞班岛散心了。喜妹一个人守着大屋。伺候人惯了，突然闲下来，心里面空落落的。她每天打扫大屋三遍，打发时间。有一天打扫孩子的房间，她偷偷翻看一本相册，看到相册里一张孩子吃奶的照片，当即瘫倒在地。照片里那个喂奶的人只是个局部，孩子不会知道，他叼着的是她的奶子。当年她抛下自己的儿子，把奶水都给了这个孩子。她看着他长大，长得那么漂亮，可突然就不在了。喜妹一直清晰记得孩子吸她奶头的感觉，心里面格外疼爱这孩子。她替先生难过，中年丧子，谁能受得起这打击？
敲门声把她吓了一跳。她赶紧擦掉眼泪，来到大门前，透过猫眼，她看到一个瘦高个儿站在门口，由于猫眼变形，他身上的西服看上去像一件长衫，显得吊儿郎当。
她紧张地打开门，国庆鞋也不脱，大步进了屋，然后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你怎么来了？叫你不能来大屋的。”每次，儿子进城，她总是让儿子住在小旅馆，然后做贼似的去看他。
“白老板又不在，你怕什么？”
“谁告诉你的？”
“你以为我是傻的？”
国庆从口袋里掏出皱巴巴的劣质纸烟，摸了摸口袋，没找着打火机。
“这屋里不能抽烟。”
国庆没来过大屋，但他仿佛熟识这里的一切，他径直走进厨房，打开煤气灶，灶火很猛，儿子侧着头，点着了烟。在灶火的映照下，她看到儿子苍白的脸上有一条若隐若现的伤痕。
“又打架了？”
国庆皱了一下眉头，沉闷地吸烟，不说一句话，也不瞧一眼母亲。
“输了多少？”
国庆伸出一个指头。
“一万？”
“十万。”
“什么？你不是说会改好的吗？你怎么又去赌！”
这次喜妹再也控制不住了，她拿起拖把，打儿子。
“你个败家子，我打死你。”
国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任母亲打，好像他早已习惯了棍子。
最终是喜妹崩溃了，她无力地把拖把丢在一边，气得浑身发抖。
“他们在等我，”国庆指了指远处，“你不给我钱，他们会弄死我。”
“我哪里有那么多钱？你当我在挖金矿？让他们弄死你，我也好省省心。”
国庆沉默不语，嘴上的烟火亮了一下，烟头上长长的烟灰落在地上。国庆看了看大屋，指了指墙上的照片：“他和我同岁？”
喜妹低头不语。
“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妈的。”
国庆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狠踩了一脚。
喜妹容不得屋子弄脏：“你别乱扔，这不是乡下。”她拿起拖把擦了一把，然后去卫生问放好。出来时，儿子已经不在了。
她的心突然揪紧了。这不像国庆的做派。平常要是没从她这儿抠出钱来是不肯走的。这反常倒让她不安了。十万块，她不吃不喝得做五年。他哪里去弄这么多钱？
她的脑子里出现儿子走投无路的情形。她不敢想象他们怎么对待他。
第二天，喜妹收拾孩子的房间，发现放在抽屉里的一只金表没有了。她站在那儿，有半天缓不过气来。 一个月后，先生和太太从塞班岛回来了。太太晒黑了一些，气色也好多了。
喜妹见到主人，不由得紧张。那只丢失的金表让她觉得自己像一个小偷，做姨娘的最重要一条就是要手脚干净，要是主人发现了，她怎么说得清？一辈子的清白都没了。
这天晚餐，喜妹烧了不少太太爱吃的菜，先生和太太吃得很香。看得出来，太太的悲伤减轻了些。太太吃的时候，不时看着喜妹，眼睛亮晶晶的，还带着笑意。喜妹却不敢正眼瞧太太。
晚饭后，喜妹刚收拾停当，太太就把她拉进房间。先生出门去了，屋子里只有她俩。喜妹的心怦怦跳，难道太太发现金表丢了吗？如果太太摊牌，她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太太没问表的事，竟问起喜妹老家的情况。太太很少问喜妹家事，喜妹担心太太是绕着弯子，最终会说到金表上。
太太说出自己的用意时，喜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过喜妹是聪明人，很快明白了。喜妹长长地舒了口气。喜妹马上想到了小满，同太太说了小满的情况。太太点点头。
“明天，我们去看看。”
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站在村头的香樟树下奇怪地打量着她们，脸上挂着仿佛是看透一切的笑容。喜妹对太太说，每年春天，她都要发作，很可怜。
喜妹没把太太带到家里，直接去了小满家。P19-21
序
洪治纲
大约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短篇小说创作就不太注重它的“轻骑兵”功能了，而是越来越迷恋于日常生活的微观书写。尽管也有极少数作家偶尔触及战争硝烟或底层苦难，在“宏大叙事”面前虚晃几枪，但从整体上看，杂乱琐碎而又意趣横生的日常生活，已成为作家们最为主要的叙事目标。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从奈保尔、雷蒙德·卡佛到爱丽丝·门罗，他们的短篇也都是书写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标准的“平民叙事”，但他们同样将各种复杂的人生况味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常生活看起来一成不变，似乎处处布满了经验和常识的鹅卵石，大同小异，无须细察，便了然于心。实则不然。从油盐柴米到吃喝拉撒，在看似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蕴含了人类所有的信仰、观念、禁忌、情感和思维方式。按学者们的阐释，“要理解日常生活，我们就要明白，日常活动的形塑不仅受个人社会地位的影响，而且受人们身处其中的文化情境的影响”“文化性的力量不仅控制，而且塑造人类身体。一个人童年时成长于其中，成年时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背景深刻地塑造他们运用其身体的方法——即如何行走、说话、跑步、投掷、举物和其他日复一日的生活琐事。这些事情并非完全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由此人生活其中的社会背景塑造和影响。”这也就是说，人是一种文化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每一种看似微不足道的言行，其实都折射了人类自身文化的牵制与规约。
人类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通常是借助心理认同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规训的目的。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应当就是伦理文化。所谓“伦理”。主要是指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时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人类文化最为重要的表征。小到家庭内部、两性婚姻，大到行业行为、社会关系、国家关系，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国家中，都拥有一系列自身独特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这些规范和准则，通常是以观念性的形态，让人们在心理上自觉地认同或接受，否则，人的个体行为就很难受到群体的认可。因此，伦理的核心问题，在本质上就是“关系”问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每个人在面对各种关系时，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各种伦理的潜在制约。
这种情形，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尤显突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崇德型文化”。它主要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之上，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这也意味着，我们的作家在书写日常生活时，几乎无法绕开由中国传统文化所浇铸起来的各种伦理问题。或者说，在日常生活的书写过程中，无论作家具备怎样卓越的洞察能力和叙事技能，都必须学会处理各种伦理与情感、人性乃至命运的纠缠。这种纠缠，就小说创作而言，不仅仅是故事的社会背景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作家渗透在作品中的内在价值立场和审美意味。——很多时候，读者正是将那些渗透在作品中的文化伦理作为主要依据，才能对作品进行更为有效的价值分析和审美评判。
事实也是如此。在大量优秀的短篇小说中，作家们在书写日常生活的各种生存细节时，特别是在揭示人物内在的人性景观时，总是让其置身于各种文化伦理的观照之下。譬如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麦克尤恩的《蝴蝶》《立体几何》，汪曾祺的《大淖纪事》《受戒》，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等。可以说，没有伦理的渗透或观照，这些短篇的意味就会丧失很多，甚至会严重影响读者对作品在审美价值上的辨析。换言之，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其实都会不自觉地进入作者所铺设好的文化伦理之中，在某种伦理氛围中审察人物的精神面貌，并确立自身评判的价值立场。譬如《项链》，如果没有诚信、责任之类的伦理作为支撑，我们看到玛蒂尔德的行为，或许只是觉得她为了一场虚荣的晚会而输了整个青春美貌。但是，如果我们从信守承诺、欠债必还的社会伦理上辨析，这位女人的内心中显然还有一些令人敬畏的品质，包括勇气、担当和诚实。她输掉了青春，但赢得了敬畏，无论那条项链真假与否。
我之所以绕上这么一圈，从日常生活说到文化，又从文化谈到伦理，并论及伦理与小说的关系，是因为我在阅读2016年的短篇小说时，对此感受尤为突出。在我所遴选的一些自认为较有意味的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书写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形态，它们虽然故事情境各不相同，人物性格也各有特点，但是，它们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传统文化的层面上，与各种伦理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并且让作品的内蕴迅速超越了单纯的人性指向或命运变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伦理关系就像石头上的一层包浆，其着色与厚薄，往往决定了这块石头的把玩价值。很多作家，都是通过对社会伦理或家庭伦理(包括婚姻伦理)的巧妙铺设，使作品的内涵变得颇为丰实。它使我们看到，在短篇小说创作中，伦理关系的铺设，并不仅仅是一种叙事的策略，还是一种叙事的智慧和技能。
在2016年的短篇小说中，不少作家都是从社会伦理入手，借助各种饶有意味的，中突方式，呈现了不同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内心之困或命运之变。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每个人的具体言行，既映现了社会伦理和风俗人情的基本形态，也折射出个体欲求与社会伦理的经常性冲突。对于任何一个普通的个体来说，完全膺服于各种社会伦理的言行几乎是不存在的，从人际交往到职业需要，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正是这些或隐或显的冲突，凸现了人性的不同面貌，也规定了人物的不同命运。像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弋舟的《出警》、苏童的《万用表》、王手的《阿玛尼》、杨怡芬的《有凤来仪》、高君的《来一瓶啤酒》、黄梵的《枪支也有愿望》等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
徐则臣的《狗叫了一天》书写的是都市底层人群无奈而又无望的生活。他们贴小广告，卖水果，养着土狗，既直面平庸和无奈，又向往天空与诗意。遗憾的是，生活的艰辛，还是让他们陷入了某种伤害的怪圈，并导致张大川夫妇的傻儿子意外身亡，而米萝等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道德包袱。在这篇小说中，冲突来自于一条看家的土狗，它影响了米萝等人昼伏夜出的生活，但最终却造成了小川的身亡。它让我们看到，“和狗一样歪歪扭扭的”的行健和米萝，将永远无法摆脱社会伦理的精神折磨。
弋舟的《出警》同样也在一种社会化的伦理语境中，通过片儿警的独特视角，呈现了两位空巢老人对抗“孤单”的凄凉与无奈。两位老人一实一虚，一位是底层的老奎，一位是退休校长，他们身份、修养截然不同，但遭受的人生困境却毫无二致：孤单。这是一种被世界遗忘的孤单，无人说话的凄清。所幸的是，底层的老奎碰上了片儿警老郭，尽管老郭得了绝症之后，老奎还没少折腾派出所，但他最终还是在老郭的相助下住进了养老院。“人活着就是在苦熬”，小说最后发出了这样的喟叹。它直指现代社会在伦理关怀上的缺位，也在思索人生面对孤单的艰难和酸楚。
苏童的《万用表》以颇为轻松的语调，讲述了一位质朴、木讷的乡村青年小康进城之后的人生变异。表面上看，小康的变化与大鬼的教唆脱不了干系，各种欲望言辞的熏陶和引诱，都在不动声色地蚕食着小康脆弱的道德伦理，尤其是大鬼下海经商后的“成功”，更是让小康从内心认同了大鬼的价值取向。但从本质上说，小康的人生变异，已暗含了城乡差距所引发的人性扭曲。正是这种扭曲的人性，毁灭了他的家庭和人生。作者的巧妙之处在于，他始终将小康内心的挣扎和扭曲隐藏在叙事的背后，让大鬼以城市小混混的角色，不断地捶打小康，并最终将对方击得一败涂地。
王手的《阿玛尼》则将社会伦理与国家法律置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饶有意味地讲述了一位底层母亲在特殊年代里艰难挣扎的生活经历。寡妇金龙妈为了养活病残的儿子金龙，照顾刚出狱的儿子银龙，不得不在破小的家中设了一个小小的赌桌，靠“抽头薪”维持生活。
……
须一瓜的《灰鲸》和刘玉栋的《南山一夜》都涉及家庭伦理问题，但它们更多地指向婚姻内部的困顿与疲乏。其中，《灰鲸》是一篇耐人寻味的小说。它将一对中年夫妻的平庸生活与珍稀的大灰鲸命运交织在一起，在一种隐喻式的叙事策略中，展示了当下普通人无序而又无奈的生存境况。这是一对极为平常的夫妻，在毫无波澜的日常生活里，过着最为平常的生活。没有期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生活总是在最庸常的轨道上滑行。但是平淡也是一种重负，所有的乏味、慵懒、烦躁和疲惫，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看不见的网，让人随时感到窒息。丈夫偶尔还能在灰鲸研究中获得乐趣，包括与少年的交流，而妻子只能在这种乏味的网里苦苦挣扎。灰鲸的生活是波澜壮阔的，充满无数的悬念和悲壮，所以它变得越来越稀少；只有平庸的生命温床，才能滋生巨大的生存群体，像这对庸常的夫妻。只是悲壮也罢，平庸也罢，都有看不见的网在把守着自己的命运，或许这就是生活。刘玉栋的《南山一夜》讲述了一个“无用”男人的内心之困。物欲时代对艺术的拒绝，掏空了邱东来的生存价值。妻子离婚，儿子随前妻成长，邱东来好不容易带着儿子来乡村度假，向渐渐长大的儿子展示父亲的价值，儿子却又被夜蛇吓得住院。一切都看似平常，然而在平常的遭遇背后，邱东来的灰色人生尽显无遗。
张惠雯的《十年》是一篇心理分析式的小说。它通过一种忏悔式的心理叙事，探讨了婚姻伦理中的两性问题，并展示了主人公“痛失我爱”的心路历程，有反思，有自责，有惶恐，有赎罪，当然也有祝福。所有这些心理意愿都不太明朗，但在他的长途跋涉和随后的两次见面中，都若隐若现地流淌出来。或许，作为自尊而又自卑的孤儿，他在年轻时并不懂得真爱；或许，受传统伦理观念约束的他，无法排遣内心的耻辱感；或许，全球化生活的历练，终于让他醒悟了生命的真谛。张惠雯的魅力在于，她让一个男人通过十年刻骨铭心的思念，揭示了贞洁伦理对男人自尊的伤害，也呈现了人间之爱的微妙、复杂与宽广。
旧海棠是近年来较为活跃且风格独异的作家。她非常善于将那些沉重而尖锐的生存镜像推到叙事的背后，让故事主体呈现出某些诗意、温馨甚至欢快的主调。《天黑以后》便是如此。它将一个个破碎不堪的婚姻隐藏在叙事的深处，而故事却围绕着一场孩子的生日派对，让家长们尽情地表演着恩爱、优雅、幸福和欢乐。小说的巧妙之处在于，作者将家庭伦理置于破败的婚姻之中，让那些男人看似在努力为孩子们的成长营构一种温情的表象，却不知道这些表演性的行为，是真正的爱，还是更大的伤害？
朱辉的《要你好看》和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都是讲述有违家庭伦理的婚外情之事。在《要你好看》中，快捷酒店，快捷情欲，他和她，彼此并不了解，只有欲望本能的相互满足。然而，当他试图进入她的生活时，他才发现，成功的男人总是很忙，只有他很空闲，闲得可以随叫随到。因此，他最后的“复仇”武行动，与其说是为自己挽回做男人的尊严，还不如说是被她那位不在场的丈夫彻底击败内心的自尊。这是一个男人的隐痛，也是一个失败者的又一个人生败笔。周李立的《爱情的头发》从一种精神分析的视角，借助一些微妙的、甚至是略带下意识的情节，撕开了许小言难以言说的内心痛楚。表面上看，身为年轻的护士，拥有现代观念的她，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结局，在与已婚的方卓的情感纠葛中，体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执着和从容。然而，这些外在的强悍和执着，终究抵不过内心的虚妄和迷惘，以至于她最后走向崩溃。是对爱情的失望，还是对承诺的期许？是受伦理的折磨，还是对情感的淡漠？似乎都有。“爱情让她饱满，也让她羞耻，她不说，说不出口，而她正好善于让身体承担后果，她现在对自己下手了。”
安庆的《手指》将社会伦理、家庭伦理与人性交织在一起，让一位纯朴的乡村老父亲在社会伦理与家族伦理的冲突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胆小怯懦的父亲，先是被侄儿利用，帮侄儿骗取工厂的工资和福利，随后又被当了支书的侄儿为维护个人利益而取消了低保，由此陷入隐恐与愤懑的泥淖而无法自拔，直到最后自残了那根按了手印的手指。父辈们视社会伦理和家族伦理如同生命，但侄儿的心中只有个人的利益，却没有伦理的约束。这是社会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民族有两大精神，一是伦理情谊，一是人生向上。所谓“人生向上”，是指中国人以是非观念取代利害观念，“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而“伦理情谊”则是指伦理关系，“因情而有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皆义也。所以伦理关系，亦即是相互间之义务关系。每个中国人必须各自认识其义务而履行之，却从来不许谈权利”。中国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非个人本位，非社会本位，乃是伦理本位。”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结构形态非常不同，西洋国家以“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铸就了“团队精神”，强调的是权利和契约的边界，也更容易关注社会伦理；而我们的国家是以“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形成了“圈子文化”，注重的是家庭伦理和人们之间的情谊。唯因如此，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洪治纲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主编经过近一年来的追踪、翻阅、遴选和甄别，从数以万计作品中挑选出23部作品。从整体上看，每部作品都是以各种共识性的社会伦理作为人物言行的冲突背景，呈现了人物内心极为丰富的精神质地，以及作品特有的审美意蕴。在中国的小说创作中，伦理问题，既是小说叙事的一个基本参照，又是确立作品价值立场的重要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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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短篇小说年选》是短篇小说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