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著的《卢丹的恶魔》记录了欧洲历史上一件巨大的冤假错案。事情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结束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公元十七世纪中叶。当时法国小城卢丹的教区长名叫于尔班·格兰第，此人博闻强识，仪表堂堂，只可惜他同时也是一枚情种，暗中欠下许多风流债。这些丑闻令他在卢丹与很多人结仇，敌人们决心要报复他。
不久，当地修道院的一群修女被“魔鬼附身”，并声称全是因为格兰第神父与魔鬼签下了契约，使群魔来到中间与她们荒淫无度，才令她们被污鬼附身。经过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的审判，格兰第被判有罪，不仅身体受到非人的酷刑，最终还被火刑烧死。
阿道司·赫胥黎梳理了近300年来针对这一真实事件留下的相关文字资料，进行了严肃缜密的推论，推翻了修女们被魔鬼附身的说法，同时点出了十七世纪法国在政治、民生、宗教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因赫胥黎在写作这本书时，语气上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行文奇特，读起来相当有趣，尤其是用大篇幅对修女们的淫乱行为、驱魔人的驱魔仪式、普通民众的野蛮无情进行的记录。

正文

《卢丹的恶魔(法国神父附魔案)(精)》是英国文豪、《美丽新世界》《知觉之门》作者阿道司·赫胥黎晚年井喷式写就的大案纪实作品。他梳理了近300年来针对“法国神父附魔案”留下的相关文字资料，详实、精密、准确地记录下了这件足以被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的真实事件。
法国历史上的巨大污点：究竟是俊俏的风流神父与17名修女之间因荒淫无度，引来魔鬼附身，还是被权力精英阶级嫉妒，故而栽赃陷害？身临其境地看一个人如何一步步失去自己作为人的所有权利，并在酷刑后被活活烧死。赫胥黎用400页文字带领我们走入那个狂野荒蛮的时代，并分析了“卢丹冤案”对此后300余年来欧洲社会、文化、宗教、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
市面上罕见的、详细纪录了人类历史上容易被学界忽略的一段时代——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之后、大革命的曙光来临之前，那个荒蛮与文明、蒙昧与进步并行于世的怪异时代——的精妙著作，堪称法国版《叫魂》，比孔飞力早了近40年！

“用真实的史料曝光了法国教会内部在处理‘
卢丹附魔案’时的腐败和勾心斗角，对愚昧的群众
也做了最独到的点评，是赫胥黎最好的作品。”
——《卫报》
“像是一本奇怪的历史小说，但它的描述却基
于坚定的事实和艰苦的研究……赫胥黎敏锐锋利的
写作技巧、他重现那个消失时代气味和味道的能力
无可匹敌。这无疑是他写作生涯的*峰。故事听起来
像小说，但它不是。”
——《纽约时报》
“《卢丹的恶魔》让就连不喜欢历史（尤其是
法国历史）的读者都兴奋万分！作者的博学和活力
同样让人着迷。”
——《泰晤士报》
“通过这次臭名昭著的附魔冤案，赫胥黎将宗
教的神秘主义和现实生活联系在了一起，呈现出了
与众不同却令人信服的历史画面。”
——《华盛顿邮报》

1605年，讽刺作家、未来的主教约瑟夫·霍尔①初次踏上了佛兰德斯②的土地。他写道：“我们一路看见，不知有多少教堂遭焚毁，只剩下残灰余烬以告知路人，虔诚与仇恨曾并行于世。天啊，战争③的步履何等残酷！……令我惊讶的是在教堂纷纷倒下之时，耶稣会④学院却遍地兴起。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学院，或在修建中，或在运营中。是何原因？莫非对宗教的虔诚不如现世政治要紧？一如我们形容狐狸的那样，耶稣会里都是些愈挫愈强的人。本来世上并无人像他们那样自轻自贱，也无人像他们那样遭人仇恨，更无人像他们那样被我们抵制，但不料这些邪恶的种子最终还是生根发芽了。”
耶稣会的壮大，理由其实很简单，也很充分：民众需要他们。
霍尔和他那一代人再清楚不过了，耶稣会的神父们视“现世政治”为首要宗旨。他们之所以建起学校，目的只是在于加强罗马天主教会的力量以对付其敌人，即那些“自由派”以及新教徒。耶稣会希望通过教育创造出一个有知识的教友阶层，并使这一阶层愿意全心保障教廷的利益。按照切瑞蒂①的说法(这一说法曾让义愤填膺的米什莱②歇斯底里)便是：“我们将婴儿的四肢包裹在摇篮中，是为了塑造他们健全的形体；如此说来，人从幼时开始，就有必要约束他的意志，以保证其一生顺从、幸福并且健康。”只是，耶稣会想要控制民众的动机虽然足够强烈，但他们布道的手段却未免太过柔弱了。耶稣会培养出的优秀学生，虽然其意志受到了种种束缚，但最终还是逃离了学校，成为了自由的思想者，甚至有些人像让·拉巴底③一样，转身成为了新教徒。可见，从“现世政治”的角度考虑，耶稣会的这套体系，从未像其始创者期望的那般高效运转。
民众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只对好学校感兴趣，因为男孩们可以在其中学到所有该学的知识——一位绅士照理是要掌握这些知识的。与其他绝大多数教育机构相比，恰恰是耶稣会满足了民众的这一需求。
伏尔泰曾写道：“在耶稣会的屋檐之下，历经七个寒暑，我究竟观察到了什么？我观察到的是一种追求自控、勤奋、有序的人生观。神父们用尽一整天的时间，要么致力于传授知识给我们，要么严格按照入会的誓言自我苦修。成千上万像我一样受其教育的人，都能为我作证。”伏尔泰的回忆证明了耶稣会的教育方法确有其卓越之处，可伏尔泰的一生却恰恰印证了耶稣会政治目的的破产。要知道，耶稣会的教育方法，原本就是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设立的。
在伏尔泰求学的时代，耶稣会学院是很常见的教育机构。更早一个世纪，耶稣会学院的种种优点看起来似乎是积极的，并带有变革的意味。当时，社会上绝大多数的教员对一切都是外行，却唯独善用桦木条鞭打学生。相对而言，耶稣会学院里的训练方法就人性化多了。学院的教师也都经过精心挑选，并且接受了系统的培训。神父们则教授非常优雅的拉丁文，最新的光学、地理学、数学知识，以及“戏剧”(学院期末的“戏剧演出”相当有名)、礼仪、虔敬(对教廷的虔敬，至少在亨利四世改宗①之后的法国是这样)和对皇权的服从。因此，法国上层阶级中的模范家庭对耶稣会学院颇为青睐：那些心软的母亲们，一想到自己的心肝宝贝要受到老式棍棒教育的折磨，就不寒而栗；那些博学的神父舅舅们，则关心自己的外甥是否能得到纯正教义的熏陶，从而培养出西塞罗②式的风格；最后，还要归因于那些父亲们，他们身为爱国的官吏，自然赞成君主制，同时作为精明的布尔乔亚，他们又指望“耶稣连队”①的人脉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找到一份工作——或是在法庭上拥有一席之地，或是得到一个清闲且报酬丰厚的神职岗位。举个例子，鲁昂市的高乃依先生，一位皇家律师，和他的妻子玛莎·勒·佩桑，相信他们的儿子皮埃尔②定有远大的前途，于是决定送儿子到耶稣会学院去求学。还有雷恩市议会的参赞，约阿希姆·笛卡尔先生，1604年，他带着幼子勒内③——一个聪明的八岁小家伙——到拉弗莱什市新开的耶稣会学院就读，该学院由皇家捐赠建立。大约在同一时期的桑特市，博学的加农·格兰第先生有一个侄子名叫于尔班，于尔班的父亲也是一名律师，虽不如高乃依和笛卡尔那般显贵，却也很有名望，受人尊重。当时，于尔班十四岁，极其聪明，理应接受最高明的教育。想在桑特市附近获得最好的教育，唯一的选择就是位于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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