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胡可老亲笔所撰的一部自传。胡可老的人生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通过他的自传，我们可以了解老一辈戏剧家的非凡人生和他所处时代的戏剧发展，意义和价值自不待言。文风朴实、真诚、坦率，充满情感，一如胡可老为人。我想，读者一定会喜爱的。

老戏剧家胡可曾有过将以前一些回忆文章连缀成自传的打算，及到动起手来，才发现那些回忆文章翻来覆去多有重复，必须认真筛选，而不少未曾写过的经历则必须予以补写，因此做起来并不轻松。经过一番努力，胡可完成了这部自述集。

胡可说，我这一生主要做的是戏剧工作，谈自己几部剧作的文章，也就是我的主要经历了。他还长期在文艺单位任职，并在“文革”开始后改行担任行政职务。胡可认为，“文革”中的一段经历是自己人生中的痛苦，于是着重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事后曾征求几位熟悉情况同志的意见，虽有不同议论，但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写得真实、客观、实事求是。于是胡可将它收入集中。此外，胡可还说，十几年前某出版社曾约他以“名人之侣”的身价写写其夫人、著名艺术家胡朋，后因工作繁忙而爽约。及至胡朋去世，悲痛之余翻找出写了一半的旧稿，补写了后来的部分。此次集中收入了这篇记述两人家庭生活的文章，作为其他回忆文章的补充。

前言

童年记忆

红蓝箍

——游击队生活纪事

在圣洁的大集体里

敌后“政治攻势”杂忆

母亲戎冠秀

我的演员经历

我的创作经历

往事《战斗里成长》

从“钢铁第一营”到话剧《英雄的阵地》

《战线南移》题材的来历

在真理标准的阳光下

——对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反右运动的回顾

《槐树庄》创作始末

“借调”两年间

——我在“文革”中的经历

院长经历

和胡朋相伴一生(上)

和胡朋相伴一生(下)

胡可年表

童年记忆

我于1921年旧历正月廿一出生在山东青州一个满族家庭。1921年是我国辛亥革命以后的第十年，那时不事农耕的八旗子弟早已断绝了皇粮，大都沦为城市贫民了。我家情况特殊，父亲年轻时被清朝政府选派到日本学军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回国成了军官。我出生时他已升为团长，在胶济铁路沿线驻防。胶济铁路原由德国人经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中国是战胜国之一，这条铁路却没有归还中国，而转到了日本人手中。此事激起了国人的愤怒，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导火线之一。

我大约四五岁时开始记事。最初的记忆是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随父母住在坊子车站附近的一座院落里，每天都能看到父亲戎装回家，军帽一摘，头上冒着热气的形象。熟悉的声音是不远处军营中传来的军号声和时远时近的火车轧轧声。有时可见远处有军队整队走过，号兵一边走一边吹着号的情景还依稀记得。我们住的是一所西式平房，记忆中屋顶上有一只公鸡形状的风向标，房子里有一个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可以听那里边传出来的军乐和“洋人大笑”。室外是一片草地，还记得坐在草地上看那栅栏外落日余晖的情景。后来，父亲和他的队伍开拔去南方打仗了，我们兄妹便随生病的母亲一起回到老家青州。

青州城的北面还有一个满族人聚居的城垣，是以前八旗兵的营区，老百姓习惯地称它为“北城”，而把古老的青州城称作“南城”。我家祖上有人做过官，在“南城”典了丁姓武状元的宅第居住，于是这个状元府就成了“胡公馆”。这个老家住着我的孀居多年的大伯母、我的堂兄堂姐等人。我们回到老家不久，我的患瘰疬症的母亲因听到父亲战败下落不明的传言，心情抑郁而去世。我对母亲印象不深，留在记忆中的只有照片上她的容貌，并且知道她的名字叫赵婉。

我的父亲参加的那场战争，是1925年发生在直奉军阀间战争的继续。当时我的父亲已升为旅长，是战败的一方，却因为和对方统帅孙传芳在日本士官学校曾是同学，而被孙留用了。不久，我们兄妹四人便被接到了南京。在那里，父亲娶了我的继母。半年后，北伐军逼近长江，我的父亲脱离开在九江的临时差使，悄悄赶回南京，带了我们全家登车北上，到北京投奔在北京做官的四叔。时为1926年年底，我那年虚岁六岁。

我的父亲名叫胡玉振，字声先。刚到中年，已蓄有两撇小胡子。性情平和，在北京“赋闲”的日子里，除了和我的四叔有些来往，便是看报关心南方的战事，并写信通过旧日的熟人谋职。平时和我的继母聊聊天、下下棋，偶尔和继母带上我和妹妹去听听京戏，逛逛公园。虽也看书写字，家中却不见什么藏书。我七岁时开始跟随两个哥哥去上学，学校是位于灯市口的育英中学附属的育英小学，是座教会学校，遇有复活节等宗教节日，全校都到附近的教堂参加活动。我九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已在山东济宁谋到一个湖田局局长的差使，没想到在上任以前竞在济南突发脑溢血去世，我们兄妹和母腹中的弟弟便都成了孤儿。父亲的死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使我们完全失去依靠。弟弟降生后，原来父亲的马弁吴大哥和刘姓女佣也相继离去。

我的父亲兄弟四人。大伯父早丧。二伯父胡景振早先做过盐务方面的幕僚，后侨居济南。四叔胡富振，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做过主事，长期居住在北京。父亲去世后，我们开始寄住四叔家，我也转到了新开路的第五小学。这年冬天，四叔把我们全家送回到老家青州。我开始在较贫困的生活境遇中继续我的童年。

我的老家除了有二十几亩土地出租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日常开支全靠变卖些旧物维持。我们一家六口回到青州以后，老家的生活更为困窘，被外人称作“胡公馆”的这个老家，实际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贫民。主持家务的是我们的孀居多年的大伯母和她的儿子——我们的堂兄，他们极力维护门第的尊严，维持我们的学业，让我大哥去济南考入第一师范，让我二哥和我进入当地第四师范附属小学插班。

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月。我们是1929年冬天回到老家的，次年便发生了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的“中原大战”，几次大兵过境，人心惶惶。1931年“九一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更使全国震动。当老师把这个消息向同学们讲述时，同学们都跟着老师哭了起来。民族的危亡，屈辱的外交，在我心中深深打上了烙印。

从高小到初中，课外阅读了不少书籍，从《水浒》、《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到鲁迅、张天翼等左翼作家的小说，这些小说培养了我对文学浓厚的兴趣。第四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长刘松塘是个话剧爱好者，他组织师生演出了田汉的话剧《南归》、《颤栗》，菊池宽的《父归》，熊佛西的《醉了》等剧。我被选中扮演了《南归》中的弟弟一角，《醉了》中的张七一角，成为我此生同戏剧结缘的开始。

1933年夏天我从小学毕业，考入设在青州的省立第十中学。此时，对于文学的兴趣已成为癖好，我曾和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叫作“土城社”的小团体，于课外聚在一起高谈阔论，传阑喜爱的书刊和我们自己的习作。由于作文中触犯了时忌和编演讽刺老师的闹剧等原因，以致读完第二学期就被校方“勒令退学”了。

我的大哥胡刚在济南第一师范住校。我被学校开除以后，为了继续学业，便和我的二哥胡旭一起去了济南。我二哥考入济南乡村师范插班，我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由于父亲死后有点股票之类的遗产，还可以解决我们的学杂费用。就这样，我们兄弟三人就可以时常聚在一起，并探讨我们今后的生活道路。

我们的二伯父在山东省民政厅做小职员，他的女儿、我的堂姐在帮他洗衣、做饭，照料他的生活。他每月薪金只有五十元，生活并不宽裕，却不忘月月购买航空彩票。我们去济南上学，名义上是依靠他的。每到星期日，我们兄弟三人便去他那里，帮助做些零活，我大哥代他写几封书信，吃饭时要恭听他那庸俗的“庭训”，如不要听信“乱党”的宣传之类。饭后他被同事约去打牌，我们便拿上他发给我们的每人五角钱零用费告辞。尽管如此，我到济南求学的这几年，却使我一定程度地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并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接触到当时的进步思潮。我到济南的第二年，我的继母在老家去世。我的继母叫王淑兰，性情温和懦弱，对我们很好，弟弟降生后便一心抚养我的幼弟。我们奔丧回家，抚慰了在老家的妹妹和幼弟，便又赶回济南。父母双亡，使我们更加无所牵挂。这是1935年的事。

P1-4

几年前，友人问起我有没有写自传的打算，使我想到自己的年龄，觉得为了对一生作个交代，似乎应该有一份自传才是。我过去只写过简历，也应报刊之邀就自己一生中某时某事写过些回忆文章，于是想把这些回忆文章连缀起来凑成一份自传。及至动起手来，才发现那些回忆文章翻来覆去多有重复，必须认真筛选；而不少未曾写过的经历，则必须予以补写，作起来并不轻松。

我这一生，主要做的是戏剧工作。开始做演员，后来兼写剧本，中年以后则以戏剧创作作为专业，谈自己几部剧作的文章，也就是我的主要经历了。为了创作的需要，我曾多次参加地方工作和随同作战部队行动，并通过日记记下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这类日记，曾挑选了若干篇编入我的散文集《走过硝烟》。其中记录了抗战艰苦年代反“扫荡”斗争的经历，到敌占区活动的经历，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跟随部队活动的经历。为避免重复，这本《自述》中均不再收入。

再就是一生任职的经历了。长期在文艺单位，当过戏剧队副队长，当过创作组副组长、组长，为了创作的需要，代职“入伍”时当过旅宣传科副科长，后来还当过三年军分区副政委；代职“下乡”时当过区干部，当过“四清”工作队队长。这些职务并没有改变我的创作人员身份。真正改行担任行政职务，始于“文革”。“文革”开始，文艺领导干部被打倒，有成绩的专业人员遭批斗，军区文化部部长刘佳被打倒去了干校，日常文化事务需有人顶班，军区把我这个侥幸未遭批斗的创作人员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事务。从此开始了我的“仕途”。那时我已不再留恋创作，便“干一行爱一行”，把生命消磨在文化事务当中，学会了上传下达，请示报告，编简报，作总结，下通知，这一切均已驾轻就熟。几年后，我被“借调”到国务院文化组，在“四人帮”亲信的控制下担任“创办”负责人和“艺筹”负责人达两年之久，经过识别，终于脱离险境回到部队。粉碎“四人帮”后；被任命为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直到免职和离休。

“文化大革命”中，我被“借调”到文化组去的两年间，是我这一生中一段痛苦的经历。这段经历是此书着重补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写出后曾征求几位熟悉情况同志的意见，有的同志认为文章的主旨在于辩诬，认为很需要也很重要；有的同志认为我意在检讨，认为历史已说明了一切，不主张过于自责；有的同志认为此文会影响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劝我不要发表。但一致的看法是认为写得真实、客观、实事求是。既然如此，作为我此生中一段重要经历，在这本《自述》里应是不可缺少的。

十几年前，一家出版社曾约我以“名人之侣”的身份写写我的老伴胡朋，此事答应下来以后却因工作繁忙而爽约。一年前胡朋去世，悲痛思念之余翻找出写了一半的旧稿，补写了后来的部分。我和胡朋共同生活了60年，作为一对文艺工作者夫妻，我把这篇记述我们家庭生活的哕嗦文章放在这本《自述》里，作为其他回忆文章的补充。

2006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