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胡适一生的重大学术活动为经，以其相关的个人生活为纬，纵论作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中收人物”之一胡适的成就与失误。从胡适的求学生涯，到首倡文学改良、促成新文化运动；从撰写《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整理国故、探研禅学，重番《水经注》案……凡此种种，无不贯穿着胡适终生力倡的“科学治学方法”思想；无不表明胡适在文、史、哲诸多领域内实际发挥着总结既往开拓未来而成为开一代学术风气的新典范。

本书持论公允，材料广博准确，文字平实畅达，实为近年来胡适研究的鲜见佳作。

胡适一生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史学、文学和哲学几个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但未及写出定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曾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大文学院院长、辅仁大学教授及董事、中华民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位于台北南港)院长等职。胡适还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

英文提要

引言胡适的出现及其学术思想的背景

第1章 渊源有自：传统与现代文明孕育的弄潮儿

 1．1 传统的乡村教育

 1．2 上海求“新学”

 1．3 思想与志业的定型

 1．4 青年时期逐渐领悟的“科学方法”

第2章 筚路蓝缕：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

 2．1 文学革命首举义旗

 2．2 “中国哲学史”的震撼

 2．3 输入学理再造文明

 2．4 “重新评估一切价值”

第3章 有容乃大：整理国故与考证小说

 3．1 国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

 3．2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

 3．3 小说考证与“新红学”的诞生

第4章 海纳百川：“禅学案”与“传记热”

 4．1 禅学研究的毁与誉

 4．2 传记文学的身体力行

 4．3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晖

第5章 慎终追远：晚年的思想与学术

 5．1 五十年代的胡适

 5．2 “《水经注》案”与学术的研究迷途

 5．3 最后的辉煌

结语 但开风气不为师：现代学术的肇端及其内在的限制

胡适学术行年简表

后记

记述名人年少时期的传记作品通常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即从传主年少的一些活动中努力发掘未来成功的端倪，于是名人成功的背后往往都能推导出来其年轻时令人惊讶的早熟事例。这倒多少应验了R·G·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书中所阐述的重要理论，一切过去的历史都必须联系到当前才能加以理解，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历史研究不是单纯对过去的复述，而是对过去的复活。这同时就意味着，人不仅生活在一个各种“事实”的世界里，而且更生活在一个各种“思想”的世界里，一个人的思想理论改变了，他和过去世界的联系也随之改变——过去的一切似乎都耐人寻味起来。

有关胡适年少时期的材料就是用这种传统方式论述的，而且绝大多数还来自于胡适功成名就后亲撰和口述的《四十自述》和《胡适的自传》。

1891年12月17日，胡适降生于业已成为中国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大东门外。当他在襁褓中睁开双眼，因为为官的父亲的频频调防，就开始随母亲四处奔波，由上海而台南，而台东，到四岁那年才回到家乡安徽徽州府绩溪县上庄村。胡适早年的发蒙教育正是在这里开始的。谈到九年的家乡教育，胡适总是很亲切地怀念着父亲、母亲的恩惠，他曾颇不恰当地称他的父亲胡传是“东亚第一个民主国的一个牺牲者”，其实，更恰当的评价或许应该是，胡传是笃信宋儒，崇奉理学因而较有德性修养的正统派儒家官僚。浏览对其生平和思想的叙述，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明他不是生活在儒家的精神世界里，表明其识见超越了传统士大夫。更重要的，尽管胡传认定胡适天资聪颖，应该读书，这对作为胡家第一个真正走上读书致仕道路的幸运儿来说，颇有传递衣钵的意味，也确乎有心着力扶持，但在胡适回到家乡那年他就在厦门遽然辞世，因而除了在台东时曾教胡适识字外，对胡适的读书生活再也谈不上有什么直接的影响。

不过，父亲的人格力量倒是通过母亲传播到胡适幼小的心灵，使胡适终身难以忘却。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村家庭主妇，是那种视丈夫和儿子为生命的全部意义、体现着被颂为贞洁女性全部美德的传统女性。在胡传生前，冯顺弟虔诚地崇拜丈夫，视为一尊崇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丈夫死后，又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到儿子身上，含辛茹苦地遵循丈夫要胡适“努力读书上进”的遗嘱，代替丈夫督促胡适的教育。作为从哪一方面说都不是一个现代妇女的冯顺弟，自然不能对胡适施以直接的教育，儿子将来应当怎样，她并不清楚，但作为一个丈夫至上主义者，她却有明确的目标，希望胡适学他老子，走他老子的道路。于是她总是极虔诚地诉说着丈夫的崇高，叮咛胡适：“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而她本人则以谦恭、诚实、容忍等传统中国母亲的种种美德，克服家中经济异常困窘的状况，处处为儿子的教育设想。

P10-11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胡适与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题目，对于这项工作我是怀着某种担忧来承担的。因为胡适毕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屈指可数的巨人之一，尽管时下有不少学者认为胡适的学术研究甚为肤浅，即使是他最足自豪的思想史、文学史领域的成就，也大部分为后人所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是富有创造性和强烈挑战性的。就学术的“博大精深”来说，胡适也许算不上“精深”，但就“博大”来说，舍胡适一人，殆不作第二人想。因此，以我这样的年轻学人来说，要对这样一位思想学术大师作一番评述，或许是一项冒昧的工作。

胡适多姿多彩的学术活动，自然不是这本小书所能描述的。事实上即使是放弃了评传的写法，也还是难以较详尽地展示胡适在众多学术领域所进行的开拓工作，特别是胡适倾力最多的《红楼梦》研究与《水经注》研究等领域业已成为专家之学，或许通过专门的著作才能加以厘清。因此本书更多地去探讨胡适从事学术活动如何构成了他要想在思想文化方面替中国的变革奠定基础的一部分，探讨胡适的学术研究在顺应思想启蒙的潮流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也着力去检讨胡适学术研究的内在限制，尝试着解释胡适的学术成就何以停留在“开风气”的层次，却不能对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作更深入的研究。

如果通过这本书能够使人们理解胡适思想的全面性，看到胡适一个更全面的形象，则余愿已足。我想强调的是，一向被视为“全盘西化”鼻祖和文化虚无主义代表的胡适，在热情介绍西方价值于中国时，还深深地关怀着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的前途和命运：不仅现代中国的学术领域许多是由胡适开创的，而且其观点甚至在今天还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持久地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我从事胡适的研究已有六、七年，从参与编辑多卷本《胡适学术文集》到形成这部书稿，我得到许多师友慷慨的帮助，要在这里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一一致谢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师友却不能不提到。

我很高兴终于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向我的老师姜义华先生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从我开始从事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以来他为我所做的一切，他不仅以他的教诲与学识为我在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树立了富有热情和洞察力的榜样，而且没有他无私的帮助与热情的鼓励，我实在是难以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领域，更不用说这本书的写作。我也要感谢台湾胡适研究会的陈宏正先生，他为我提供了目前大陆难以见到的许多宝贵资料，使我能及时参考海外有关胡适研究的最新材料与研究成果，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这项研究。除此而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周振鹤先生及历史系的黄洋先生，帮助我解决了某些难题；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几位教师悉心帮助查阅资料，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也要对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及本书的责任编辑钱宏先生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是钱宏先生，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隆情高谊，至深铭感。

1992年5月4日于复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