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作者自叙与挖掘苏联历史真相结合在一起，看似不相干，而深意自在其中，无论是回忆、揭秘，都让人感受到了在历史大动荡下，普通人的无奈和渺小。

　　《那些人那些事》是蓝英年近年最具社会影响的文章结集。

　　本书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百家小集”书系——口袋中的百家讲坛，思想界的小集大雅。云集学人，结集最新思想随笔，与知识分子面对面。

　　由蓝英年所著的《那些人那些事》前半部是个人自叙，作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国时期北大教授蓝公武的公子，蓝英年回忆了少年时代对梁漱溟、张东荪等人的印象，与史学家漆侠、翻译家蒋路和诗人流沙河的交往，对他们的人生际遇和所处的历史环境做了深入梳理，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细节和历史判断。

本书后半部是对苏联历史真相的揭秘。作为苏俄文学翻译名家，蓝英年曾凭《日瓦戈医生》等译著广为人知，而自八十年代末起不断挖掘苏联历史文化真相，又使读者了解了作为史学家和思想家的他。由蓝英年钩沉的历史案例，不少有着国人似曾相识的面貌，触发共鸣。

辑一 记忆

在梁漱溟家过夜

掉了皮的纪念册

长忆吴牛喘月时

话说张东荪

怀念蒋路

流沙河

且与鬼狐为伍

道旁甜李

在苏联办年货

辑二 悦读

世事关心天地间

——读资中筠的《斗室中的天下

暴风骤雨的年代

——读袁鹰的《风云侧记》

话剧《彼得大帝》彩排记

诠释西蒙诺夫抒情诗《等着我吧》

与果戈理对话

果戈理没结婚

姑娘为何变成老马

可当史书读

——《人·岁月·生活》序

共产国际的收支

“向帕夫利克看齐！”

俄国人眼里的康生

济南《老照片》的编辑问我要老照片，我说没有，“文革”期间都烧毁了。编辑还是让我找找，万一有“漏网”的呢？我只好翻箱倒柜找起来，但仍一无所获。却意外地找到一九四三年我的一本纪念册，封皮已没有，同普通的小记事本一样。翻了一下，早已忘却的往事涌上心头，把我带回少年时代。

一九四一年先君蓝公武从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后，全家便从北平城内北沟沿庚二十八号搬到西郊成府街红葫芦二号。宪兵队的拷打并未使父亲屈服，他依然宣传抗日，并誓不与当汉奸的朋友往来。全家靠典当度日，把北洋余孽、大汉奸王揖唐以老朋友身份送来的米面倒在街上。父亲的抗日爱国行动受到华北知识界的敬佩。

父亲要看报，但没钱订报，只好看朋友们的报。我上午到成府街一家店铺取报，拿回家给他看，他看完后下午我再送给订户。我送了半年多报。走到红葫芦胡同口，便看到永远坐在小酒店门前的掌柜郭大胖子，他有个弟弟叫郭二胖子，替燕园住户搬家。郭氏兄弟虽算不得燕大的名人，但燕大师生没有不知道他们的。

拐过小酒店便到槐树街了。顾名思义，街道两旁都是槐树。夏天每棵树上都挂着几条“吊死鬼”。我一边捉“吊死鬼”一边往前走。先到陆志韦先生家。陆先生是著名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担任过燕大代理校长。我按铃，开门的多半是陆太太，但她并不接报，慈祥地把我让到屋里，陆先生走过来接报。他同我没什么可谈的，摸摸头或给我几颗小孩弹的玻璃球。这些玻璃球可能是他孩子们弹过的。陆先生有四子一女，年龄都比我大得多，从来没同我玩过。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但不知怎么写。只会写老三陆卓元的名字，因为他在我的纪念册上画过一幅水彩画，画的是燕大东大地的一角，上面写着：“文泰(我那时的名字)小弟留念。卓元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陆先生除慈祥外没给我留下其他印象，但我却记住了陆太太脚上穿的一双绣花红鞋。一九五二年我在王府井大街上遇见陆先生和陆太太，陆先生仍非常客气，客气到谦卑的地步，一再握着我的手上下摇摆。我低头看陆太太的鞋，仍是绣花红鞋，不过已经很旧了。陆先生告诉我他在语言所工作，并给我留下地址，但我没去看望他们。我当时是进步的大学生，岂肯同司徒雷登的同事交往。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实在幼稚，还有几分内疚，此后再没见过这对慈祥的老夫妻了。

再往前走一段路便到郭绍虞先生家了。郭先生是燕大中文系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第一流学者。但那时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一无所知，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我几十年后才翻阅过。我记得郭先生夏天衣服穿得很少，仿佛赤膊。郭先生同样慈祥，接过报也不同我说什么，有时摸摸头。郭伯母倒同我说话。他们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女孩子们都比我大，我称她们为姐姐，小儿子郭泽宏与我同年，我们能玩到一起。但他同我与其他小伙伴的玩法不同，不到河边捉蜻蜓或到圆明园摘酸枣，而是在屋里画画。大概郭伯母不让他到外面玩。那时街上贴着日本人的宣传画《第五次强化治安》，“皇军”的刺刀指着两个小人：“共匪和奸商”。我们便画一个中国人，刺刀指向“日本和满洲”。姐姐们有时过来看看，夸我画得比泽宏好，泽宏便不高兴了。我的纪念册上有两位姐姐写的话：“文泰弟：愿你永远保持着天真孩子的心，并有着永远的可爱。以宁，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以宁是三姐。“文泰小弟：愿你天真活泼的性格永远存在世上，愿你努力读书将来为国争光。之翰志于故都，一九四三年二月十四日黄昏。”之翰应是二姐。从笔迹上看，两位姐姐已经是高中生了。她们现在何处？早已事业有成，儿孙满堂了吧。还记得我这送报的小弟弟吗？一九七七年，我陪同一位先生到上海访问郭先生。郭先生接待了我们，仍那样慈祥，但比我送报的时候苍老多了。我坐在那儿，希望他能认出我来，但他没认出来。我终于忍不住问道：“郭先生，您不认识我了？”他不好意思地说：“年纪大了，开会时认识的年轻朋友记不清了。”“郭先生，我是您住槐树街时给您送报的小孩啊！”“噢，你是……”他想起送报的小孩，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蓝公武先生的孩子？”说着拉住我的手。我有很多话想对郭先生说，问问郭伯母、姐姐们和泽宏的情况。但访问者问个没完，我是陪他来的，不能喧宾夺主。访谈的时间过长，郭先生显得疲倦了，我们便匆匆离去。郭先生没挽留我，只分手时握了握手。以后再没见到郭先生。偶尔在朋友家见到郭先生写的条幅，我便后悔不迭。我若求郭先生一幅字，他肯定会写的。

P7-9

我一向爱逛书店，翻翻这本翻翻那本，一本本翻过去。遇到喜欢的，站着多翻一会儿，但也不一定买。逛书店是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但有一阵书上架了，要看哪本书得请售货员从书架上取，很不方便，乐趣减去了一半。好在这种售书方式很快就取消了，又恢复了原有方式。但不久新的变化也随之出现：书架上十六开本的大书、硬皮书(精装版)越来越多。什么外国文学名著、中国当代优秀小说、中国名人传(不管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以及中国通俗历史小说如《七侠五义》、《施公案》、《狄公案》等。这种书像一块砖头，拿起来费劲，而且只能放在桌子上正襟危坐地阅读，像我们古人那样。难道书商培养我们端坐桌前，振作精神，像古人那样聚精会神地读书吗？不大可能。在信息化的今天，谁还会有这种糊涂的想法？书商关注的是经济效益：十六开本的特大精装书总比三十二开的平装书价钱贵吧。但谁又会买这种拿不动、翻不开的铁衣铁帽硬皮书呢？我的侄女婿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十几年前我在他家住过，发现他两个书架都摆满了书。我知道他是个整天忙于事务，从不读书的人。我多次劝他读点书，做个有文化知识的人。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读书了，我对他说的话没白说。可是他的回答让我惊愕不已：“叔叔，这是人家送的礼品书，现在时兴送礼品书，表示风雅。”原来印得这么大这么厚的书是送人的礼品，一种赚钱的新手段，谈什么风雅！

我喜欢睡觉前，或疲倦的时候，或在医院等待叫号的时候随便翻书。上面提到的那种大书根本无法读。我读的都是篇幅不长的、大小三十二开本的书，因为这种书大多是内容多样，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体的作品，引人入胜。家里也没有一本十六开本以及十六开本以上的硬皮书，因为哪个书架也叉不进去。

向继东兄准备出一套小开本的“百家小集”，邀我加盟。我对这种阅读方便的小开本书喜不自胜，欣然从命。从旧作中选出二十余篇，一半以上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但由于种种原因未曾收入集子；也有过去收入集子，且还有些情趣的文章一并编入这本小册子。我想‘‘百家小集’’定会受到读者欢迎。书不贵，随身带，随时看，磨损了或丢了也不值几个钱。

感谢曾昭华女士帮我细心审阅文稿，改正错字或不顺的句子。她是我的老学生，一直在报社担任编辑，有丰富的看稿经验，错字、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对《那些人，那些事》也付出了心血。

二○一三年十二月于北京

作者笔下的“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和事，虽然是远离我们半个多世纪的故人和往事，但那些人毕竟是经历了政治风云、煊赫一时的文人学者、社会名流；那些事也曾是撼天动地、惊世骇俗的事件。作者回忆这些往事，既是为了怀念故人，探求真理，也是警示后人善待历史。

——韶光

蓝英年是理性而智慧的。他精当运用史料，平常道来，逼人去体味“历史”二字的真谛和沉重。我们曾经奉为“经典”的《联共布党史》，原来那是精心编造的谎言，庄严的文字背后埋葬着多少惊心动魄的带血的故事呵！面对历史和将要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除了感叹和扼腕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胡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