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萨·德·盖罗斯著的《满大人》写于1880年，曾在报纸上连载，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正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眼中暗淡无光的时期。

本书讽刺的虽然是渴望改变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故事却在现实的里斯本和虚幻的中国之间展开，从中不难看出东方主义话语的表述，也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

埃萨·德·盖罗斯著的《满大人》讲述了特奥多罗是一名公务员，野心勃勃却无法实现。一天他发现家中有本旧书上说中国有位富有的“满大人”，只要他摇动书边的铃铛，就能杀死他，获得他的万贯家财。恰巧此时魔鬼现身劝他摇铃。他摇了铃铛并获得财产，从此过上挥金如土的日子。可死者的影子总是缠住他不放，于是他决定去中国找寻这位“满大人”的家人，分给他们部分财产。他游历了中国，却未如愿，回到里斯本。临终他留下遗言“只有靠我们的双手挣来的面包吃起来才舒服。”

埃萨·德·盖罗斯笔下的中国形象（代前言）

序

正文

我叫特奥多罗，政府部门里的抄写员。

此时我住在孔塞桑巷106号，是堂娜奥古斯塔家的房客。光彩照人的堂娜奥古斯塔是马尔克斯少校的遗孀。我有两个伴儿：一个是卡布里塔，瘦高个子，脸色蜡黄，中心区政府职员，另一个是精力充沛、身体强壮的科塞罗中尉，他弹得一手好吉他。

我的生活平静安逸。每天我都戴着亮绸的套袖坐在办公桌前，在办公纸上飘飘洒洒写着简单的东西：“尊贵的或尊敬的先生：我荣幸地通知阁下……我荣幸地向阁下呈递……尊贵的或尊敬的先生……”

星期天休息：我坐在餐厅的长沙发上，嘴里叼着烟斗，赞美着堂娜奥古斯塔，她一到弥撒日就用蛋清给科塞罗中尉洗头皮屑。尤其是在夏日里，这个时候真是惬意美妙：从半关的窗户透进来炽热的气息，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阳台上斑鸠在啁啾。苍蝇单调的飞舞声音在麻纱上嗡嗡作响，这麻纱原是马尔克斯太太的结婚面纱，现在用来遮盖餐柜里装着樱桃的盘子。裹在大单子里的中尉，像个披着披风的偶像一般，在堂娜奥古斯塔十指轻柔的揉搓下慢慢地打起了瞌睡。她翘着圆鼓鼓白皙的小拇指，拿着小梳子给他梳理稀疏光亮的头发……这时我就会动情地对赏心悦目的她说道：

——啊，堂娜奥古斯塔，您真是一位天使啊!

一说这话她就笑。她管我叫“倒霉蛋儿”!我也不生气，冲着她微笑。确实，在家里人们就这么叫我，因为我瘦，总先抬右脚进门，见到老鼠就哆嗦，床头柜上摆本痛苦圣母书，这书是我妈的，而且我还驼背。真不幸我驼背——因为在大学里面对教授，我深深地弯着脊柱，像只受惊的喜鹊直往后退；在机关里面对上司，我低垂着头。此外，对一个学士来说，这种态度恰如其分。在一个有组织的国家里，这种态度维持着规矩。对于我来说，它保证了我星期天的安宁，能让我有白色衣衫穿和每月两万雷阿尔的收入。

不过不能否认的是，这段时间里我心气很高，对这一点马尔克斯太太和欢快的科塞罗都明察秋毫。不是说当人杰做统帅的欲望搅得我心神不定，不是说自己高高在上，底下臣民一片，也不是说疯狂的内心深处曾经渴望坐在公司马车上在拜沙行驶，信使骑着马一溜儿小跑跟在后面；而是说，我特别希望能够在中央旅馆里吃晚餐，端着香槟，握着伯爵夫人那纤柔小手，而且，每周至少两次无声地销魂后躺在美女的酥胸上。噢!看那些兴高采烈去圣卡尔洛斯剧院的年轻人，穿着价钱不菲的外套，打着参加晚会的白领带!噢!看那些挤在座位上的安达卢西亚女人，潇潇洒洒地向斗牛鼓着掌，这让我叹息了不知有多少次!因为实情就是每月两万雷阿尔，还有自己怯懦的举止，让我与这些人间欢乐永远无缘，这就像有一支箭深深射在心口上，而且还在不断颤动!

P4-6

埃萨·德·盖罗斯笔下的中国形象（代前言）

埃萨·德·盖罗斯（1845-1900）是葡萄牙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他被视为葡萄牙历史上最卓越的小说家，其地位相当于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在法国的地位。事实上，这位以批判和嘲讽葡萄牙资产阶级生活见长的作家深受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其代表作《巴济里奥表兄》几乎是福楼拜《包法利夫人》葡萄牙式的翻版。

作为葡萄牙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埃萨是一位目光犀利的观察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深入地描写了葡萄牙社会的某些典型人物，成为讽刺社会的芒刺和批评社会的投枪。在他的笔下，政治沦为政客们勾心斗角的舞台，他们浅薄无知，内心世界平庸；家庭受到道德沦丧的侵害，妇女被禁闭在家中，与社会脱节，沉湎于浪漫小说而想入非非，结果成为婚外情感游戏的牺牲品；教会腐败、堕落、虚伪，是进行丑恶勾当的隐蔽温床；上流社会的沙龙则是一群白痴聚会的场所，只为了满足享乐和怪异的念头。他刻画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代表着葡萄牙19世纪城市生活的典型形象，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他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赞同福楼拜的文学主张，因此他在作品中十分注重道德问题以及社会因素对人性的影响。

埃萨生前共创作了十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前期作品以现实主义叙述方式，侧重揭露教会的虚伪和对人性的窒息，讽刺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庸和空虚。在创作的后期，他有些厌倦了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为了避免落人一种僵死的、机械照相式的写实主义模式，他尝试在作品中引人虚幻成分，《满大人》就是这种尝试的结果。作品讽刺的虽然是渴望改变生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但故事却在现实的里斯本和虚幻的中国之间展开，从中不难看出东方主义话语的表述，也提供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的可能性。《满大人》写于1880年，曾在报纸上连载，此时鸦片战争已经结束，正是中国形象在欧洲人眼中暗淡无光的时期。

葡文书名O mandarim（《满大人》）一词是葡萄牙人用来称谓锡兰、交趾支那和中国等地的高级政府官员，在19世纪特别指满清官员；它的词源是动词“mandar”，意思是命令、指挥、派遣等。《满大人》讲述的是一位叫特奥多罗的政府部门抄写员，野心勃勃却无法实现，但中国却给了他实现野心的机会。一天晚上他在家中发现一本从旧货市场买来的旧书，书上说中国有一位非常富有的清朝官员，只要他摇动书边的一个铃铛，就可杀死那个官员，获得他的万贯家财。正当特奥多罗想人非非之际，一个魔鬼出现了，劝说他摇动铃铛。他这样做了，获得了财产。这个生活在下层的小人物即刻吃喝玩乐，挥金如土，所有的人都拜倒在他的脚下。然而，死者的影子总是缠住他不放，使他的良心不得安宁，于是他决心去中国寻找这位官员的后代，拿出一部分财产分给他们。在中国他经历了冒险，体验了中国人的仇恨，不得不重新回到里斯本。但是他依旧无法摆脱死者的影子，甚至他想重返以前平静的生活也为魔鬼所不容。最后他写下遗嘱，把财产留给魔鬼，并写下这样一句话：“只有靠我们的双手挣来的面包吃起来才舒服；你绝不要杀死满清官员。”这句话表明，这是一部道德训诫小说，旨在告诫人们莫取不义之财。

……

在19世纪中国形象失去光辉之际，埃萨却“不合时宜”地赞扬中国，为中国重新戴上灿烂的光环：他把中国的失败归于“中国没有采用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方式，这些方式如此奏效，即使邪恶的‘地球渣滓’日本人采用后也打败了强大的中央帝国。”许多西方人敬佩日本，因为日本引进了西方的政治体制，成功地进行了宪政改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跃成为强大的国家。他们常常把日本与中国比较，埃萨也不例外，但是他更同情中国，他所说的“欧洲的方式”是指政体改革，一个远在欧洲边陲、从未到过中国的“佛郎机人”，倒是比那些洋务派大臣显得更有洞见。在人们普遍蔑视中国时，他却对中国充满了信心：“中国肯定会像日本在这十五年所做的那样，但规模更大，因为中国有四亿人口，有无数的金钱，还有才智、毅力，以及讲究实际和方式的精神。用不了二十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在他看来，中国对贪婪、虚伪、粗暴和傲慢的白种人是充满蔑视的，只不过是对他们的“机械”感兴趣。他用讽刺的笔调写道，中国人轻视那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是因为他们外形粗俗，行为野蛮；他批评英国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轰开了长城的一角，运来了鸦片；他抨击欧洲人洗劫并焚烧了圆明园；他讽刺欧洲人的贪婪、粗暴，到中国只想挣钱发财，对知识和精神的事物毫无兴趣；来华的传教士也是傲慢无礼，蔑视中华法律，不尊重华夏礼仪，围剿佛教僧侣。总之，这些原因导致了中国人排斥欧洲。除了欧洲的技术，中国人坚信在知识、道德和社会方面中国都优胜于欧洲，欧洲应以中国为师。难得埃萨一片苦心，处处为中国开脱和辩护。埃萨赞美中国，是想从中国的角度来批评欧洲的虚伪和贪婪，就像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假借波斯人之口来批评法国社会一样，所以埃萨一开始就说，在欧洲人的足迹遍及世界之时，也可以做一个中国人了，意思是他可以效仿孟德斯鸠，去做一个“中国人”来批判欧洲。一个人看待异国的态度，无法脱离与他自身相关联的社会因素。19世纪末的葡萄牙，在欧洲的处境有些类似中国。没落的葡萄牙与欧洲几个强国在非洲的利益问题上发生争执，由于葡萄牙在非洲控制的地区并非有效的军事占领，所以这些国家提出，对非洲的权利要按照军事占领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而不是根据历史文件。葡萄牙虽然损失巨大，还是接受了地图上的新布局，但是英国认为葡萄牙占领地区包括了对英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区，并在1890年1月11日向葡萄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离该地区，而且派出军舰，停泊在里斯本港口。弱小的葡萄牙只好让步了。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国家尊严，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出现了反英运动的浪潮。埃萨当时在驻巴黎的领事馆任职，他写道：“我相信，当代的葡萄牙人在此之前从未有过如此觉醒和认真的时刻。”1892年他在为一位诗人的诗集写的序言中说：“在世界的眼中，葡萄牙已经不复存在……欧洲认为葡萄牙已经死了，留下一份分割的遗产，留下一席美味的大菜。只是贪吃者的胃口不适才救了我们。待有一天他们胃口大开，就会把我们一口吞掉。”

面对共同的欧洲，葡萄牙和中国有些同病相怜，都面临着被瓜分的威胁。埃萨在中国残破的镜子里，看到了葡萄牙苍白的面影；他顾影自怜，举起中国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

姚京明

二〇一四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