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1935年，14年间中共产生了8位领导人，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早期领导人为何频繁更替？

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标志！

刘启春、郑伟明、杨路编著的这本《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以时间为序，立足于权威的史料和事实，对中共早期领导人，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其生平简介、革命活动以及历史功过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希冀通过对我党早期领导人的介绍并以此为视角，来论证历史为什么最后选择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而带领全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中共先后产生了八位主要或实际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和毛泽东。处于初创期的中共，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中央领导集体不稳，领导人更替频繁。

纵观中共早期领导人群体，履历和当选情况不一。从出身看，多数来自普通家庭，很少受家庭背景影响；从学历看，除向忠发以外，其他人都至少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和张闻天等人都还有过留学经历；从产生过程看，有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有共产国际推荐或扶持的领导人，有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导人以及过渡时期的过渡型领导人。

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频繁更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共不断克服自身弱点与不足，逐步走向完善的历程，展示了中共在自身建设方面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史。刘启春、郑伟明、杨路编著的这本《历史的选择(中共早期领导人纪实)》以时间为序，立足于权威的史料和事实，对中共早期领导人，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其生平简介、革命活动以及历史功过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导言 从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看中共的发展

第一章 前清秀才的现代反叛

 建党初期的领导人陈独秀

 一、从清末秀才到革命者：确立革命信仰

1.家学渊源：造就过人学识

2.祖父、母亲和兄长：影响至深的三个人

3.留学日本：寻求革命真理

 二、当选中央局书记缘由：显著名声与建党功绩

1.辛亥革命：全程参加者

2.新文化运动：发起者和主将

3.五四运动：精神领袖与总司令

4.马克思主义：积极传播者

5.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

 三、被免职原因：为大革命失败负责

1.离职过程：从辞职到被开除党籍

2.理论指导失误：右倾机会主义

3.被共产国际抛弃：倔强的替罪羊

4.党处在幼年时期：不成熟的党与不成熟的领袖

5.个人性格：叛逆与服从的纠结

第二章 革命理论家的政治革命

 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瞿秋白

 一、“历史的误会”：从《多余的话》说起

1.“不得不走”

2.“不得不留”

3.“不得不死”

 二、当选主要负责人：革命理论家

1.由驻俄记者到马列主义宣传家：系统介绍共产国际的第一人

2.由国际代表助手到中共领袖：五大后的中央常委

 三、去职原因：由代言人到代人受过

1.错误：“左”倾盲动主义

2.性格：柔弱畏葸

第三章 工人领袖的地位提升

 革命转折中的领导人向忠发和李立三

 一、向忠发：一个“没有节操”的总书记

1.著名工运领导人：从纠察队长到总书记

2.组织路线：“领导机关工人化”的产物

3.客观机遇：党内宗派矛盾

4.去职：叛变革命

 二、李立三：“秘书长越权”与“左”倾冒险主义

1.长于工运：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总指挥

2.武装斗争：南昌起义首倡者和领导人

3.错误路线：“左”倾冒险主义

4.个性：大胆、急躁，敢说敢干

第四章 共产国际的“舶来品”

 “左”倾盛行时期的领导人王明和博古

 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之集大成者

1.留学苏联：攀上米夫

2.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合法的上台

3.组织习性：宗派主义

4.延安争权：最终失势

5.家庭：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二、博古：“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执行者

1.临危受命：24岁的总书记

2.军事失败：聘用李德的恶果

第五章 长征路上的“左”倾分化

 平稳过渡时期的领导人张闻天

 一、负总责：长征途中领导人的调整

1.红色教授：理论水平高

2.中央书记处成员：地位比较高

3.从“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走上正确路线的轨道

4.领导才干与民主作风：容易得到各方面的认可

 二、离职过程：平稳过渡

1.有职有权阶段

2.主持中央工作阶段

3.形式上当政治局会议主席

4.延安整风中权力移交

第六章 名至实归的中共领袖

 遵义会议之后的领导人毛泽东

 一、确立领导地位：从遵义会议到七大

1.遵义会议：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2.六届六中全会：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3.党的七大：领导地位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二、全党领袖：革命实践中产生

1.革命早：党的创建者之一

2.起点高：老练的革命家

3.领导魅力：在实践中锻炼成长

结语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一、中国革命逻辑所向：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二、领袖个人禀赋所向：个人特质契合了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

 三、领袖个人建树所向：开创了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历史的选择

1.离职过程：从辞职到被开除党籍

陈独秀的职位危机应该是从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间召开的党的五大开始的。

五大是在国民大革命濒于失败的前夕召开的。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疯狂地屠杀上海民众。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的3天里，遭杀害者300多人，被拘捕者1000多人，流亡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等都在此次政变后不久英勇牺牲。之后，蒋介石的爪牙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广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人相继被害。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与此同时，4月6日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28日，李大钊等20人英勇就义。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

在南北反革命势力的夹击下，中国共产党牺牲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和精英分子，损失之惨重为建党以来所未有，党的领导人也失去了在上海的立足之地，不得不将中央机关迁往武汉。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党的领袖们自然十分揪心。一方面，共产国际也由于陈独秀对国际路线常有龃龉，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日渐恶劣，也就产生了撤换陈独秀的想法，希望能找到一个既能忠实执行莫斯科路线又与“国民党接近的人做领袖”；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党内一大批同志开始认识到中央领导层存在着右倾问题，开始要求改变右倾错误的指导。瞿秋白是党内较早认清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并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对陈独秀的主张和路线提出了质疑。在一次有罗易、维经斯基和张国焘参加的会谈中，瞿秋白就指出中共中央存在严重的危机，说中央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招致了“四一二”的严重打击；广东党组织早就主张土地革命，中央却不赞成，导致了中央的领导威信下降。这番话的矛头就是指向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瞿秋白等人适应了共产国际“中途换人”需要。两种力量的结合造成了陈独秀的下台。

这样，在五大上，陈独秀的地位就成了与会者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据郑超麟回忆：“外国人鲍罗廷、罗易，中国人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是大会的操纵者。他们此时有个问题难得解决，就是：要陈独秀，不要陈独秀？陈独秀代表的倾向已经失败了；他反对北伐，但是北伐胜利了；他长久拒绝把中央从上海移到广东来更密切地同国民党合作，北伐军到武汉，他又不肯把中央移到武汉，现在他不得不来了，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服从鲍罗廷的主张了。但从过去经验和他的倔强性格看来，他不会服服帖帖执行‘国际的’路线的。必须撤换他。”而在五大上对陈独秀发起挑战的正是瞿秋白。2月时，瞿秋白写了批评陈独秀、彭述之右倾错误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副标题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塞维克主义》，准备提交五大讨论。这本小册子从理论到实际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维经斯基为代表的右倾妥协错误，指出“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表面上是揭露和批判“彭述之主义”，并没有直接点陈独秀的名，实际上却是针对陈独秀的错误。瞿秋白把这本小册子还拿到五大会场上散发，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支持，共有38位代表签名要求发言，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纷纷揭露和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据陆定一回忆：“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不让代表们讨论瞿秋白的意见。后来瞿秋白也在大会上发言，他还是维护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没有点他的名，只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会上发言，几乎没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他没有讲多久，就垂头丧气地从讲台上下来了。”鉴于大家的批评，陈独秀也检讨了自己在反对孙中山北上、反对北伐、退出国民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五大上。尽管陈独秀仍当选为总书记，与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九人组成政治局，与李维汉、张国焘三人组成政治局常委；也尽管陈独秀在党内，除了李大钊外，几乎无人能和他相俦并尊，党的中央委员会内，多是他的学生、翻译、秘书，而且又多是晚辈，党内同志多对他以“老先生”相称，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五大以后，他的话再也不是那么灵了，冲撞“老先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他的领导危机自此开始呈现，正如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所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独秀虽然仍旧被选，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行了。”P44-47

导言从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看中共的发展 

从1921年党的一大到1935年遵义会议，是党的幼年时期。这一时期，是党的初创、中国革命初步展开的时期。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党的建设未能全面、深入的展开，其特点就是不成熟。体现在组织上，就是党内尚未形成健全的领导人产生机制，中央领导集体不稳定，领导人更替频繁，先后产生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以及毛泽东等八位领导人。毛泽东在名义上是延安时期产生的领袖，但他在党内实际起领袖作用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实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也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他的产生过程也经历了党的幼年时期，因此，我们也把他算作党的早期所产生的领袖之一。

纵观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履历和当选情况不一。从出身看，多数为普通家庭出身，很少受家庭出身影响。从学历看，除向忠发外，其他人都至少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均有一次或多次留学经历，或留学苏联，或留学法国，张闻天还曾留学美国；从产生过程看，有在实践中自然形成的个人魅力型领袖，如陈独秀、毛泽东；有共产国际推荐或扶持的领导人，如瞿秋白、向忠发、王明；有特殊时期的特殊领导人，如李立三、博古；有过渡时期的过渡型领导人，如张闻天。从他们在任上当政的情况看，有的有名有实，如陈独秀、博古、毛泽东；有的开始有名有实、后期有名无实，如张闻天；有的有名无实，如向忠发；有的则有实无名，如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有时候是一人当政，如陈独秀、瞿秋白、博古；有的则经历了两人或多人当政，如向忠发时期经历了李立三、王明等人，张闻天与毛泽东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联合当政”。从任职时间来看，除毛泽东外，担任一把手时的平均年龄是33岁多一点，任职时间为一年至六年。从离职原因看，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都是因为其路线失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向忠发则是因为被捕叛变。这些领导人物并不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他们在党的发展史上都或深或浅地留下了烙印，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党的早期领导人群体中除了向忠发被捕变节外，其他各位都表现出信仰坚定、孜孜于革命理想。当时的中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社会更加黑暗，人民更加痛苦。军阀混战，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西方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党的早期领导人均是怀揣“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一腔热血和建立平等、自由的社会制度的雄心壮志而确立自己的信仰。他们在迷茫中鉴别，在鉴别中选择，在选择中确立信仰，而信仰一旦确立起来，就从无更改，无有懈怠，倾其毕生心血以求之。或漂洋过海，负笈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或遭遇挫折打击、历经坎坷，却泰然处之；或被捕坐牢、受尽折磨，甚或牺牲生命。但始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不坠青云之志”，愈磨弥坚。在这一点上，不管他们的人生终局如何，其一以贯之坚守信仰的人生态度实为后人学习之榜样。

党的早期领导人更替，深受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的干预是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前的显著特征之一。美国学者加维尔曾指出：“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一直有效地控制中国共产党……1935年前的中共党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如何将莫斯科的指示贯彻实施的历史。”〔美〕高沃龙：《对手与联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页。这一时期，中共在组织上没有完全的自主性，主要领导人的产生与更替由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指导、批准或决定。共产国际或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及其代表频繁地插手中共领导人的人选，为中国党确定组织路线，物色人选，安排职位，甚至强行指定，以不同方式选择自己“满意”的领导人，或撤换自己“不满意”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由于陈独秀的名望及其对党的创立所作出的贡献，他在一大上被一致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因而可以说，陈独秀的领袖地位是属于“自然形成”的。但从二大开始，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干预就无处不在，对领导人的选择更是重中之重。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条件明确规定：“党的纲领……都应该由共产国际批准，国际一切决议……都必须执行。”第二届中央领导人从当选开始，便明确共产国际与中共已是上下级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从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开始走上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的道路。遵义会议是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但实际上，后来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也有共产国际“发话”的因素。当然，季米特洛夫之所以这样“发话”，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主张日益为中共全党所赞同和接受，毛泽东所代表的路线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正确路线；而王明所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事实证明了是错误的，有害的，是无益于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打开，他的“失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的频繁更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自身错误、走向正确的历程。中国共产党是在不断总结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的过程中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和成熟起来的。在早期，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更替背后大多都伴随着错误的出现。陈独秀的离职是因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瞿秋白是因其“左”倾盲动主义而被替换；李立三是因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去职；王明、博古更是由于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内持续了四年之久，致使当时的革命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损失，红军损失了90%，白区党的力量损失了100%，而且丧失了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从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上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直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党在幼年时期主要领导人的数度更替，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自身建设方面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历程。党在初创之时，自身建设相对薄弱，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都还没有形成一套规范而成熟的、常态化的建设办法和机制，包括党的领导人的产生还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西方学者埃里克·霍弗在论述政党领袖作用时这样说道：“领袖的作用，在于强化信条的确实性和权力的庄严性与不屈不挠的精神。把受委屈者心中的积愤清楚地表达出来，说明其应有这种积愤，并点燃对于未来的希望，即使目前有所牺牲，也是值得的。领袖要创造一幅理想的远景，那是促使自我牺牲与团结一致所不可缺少的。领袖更要掀起对于团结的热情，一种从渺小而无意义的个人生存获得解脱的感觉。”即是说，党的领袖是党的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活动的中枢和核心，其首要的职责就是组织和领导本党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努力扩大政治影响，为实现夺取或保持政权的政治目标而奋斗。党的领导人还是政党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提出者和制定者。由于党在幼年时期各方面准备不足，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得不够好，因而，领导人的频繁更替也不奇怪。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党的领导人是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造就和涌现出来的最有理论修养、最有政治才干、最有群众基础与威信的优秀人物。历史发展的逻辑最终选择了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起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上均创造了巨大的建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十月革命的新道路，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还领导中国共产党真正实现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目标，实现了从革命到执政的转换。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这一“创造性的见解”，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导人在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因而，毛泽东就成为名至实归的中共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