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作者，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鼎力推荐！

从雷履泰、胡雪岩到马云，从日升昌、宁波帮到腾讯、阿里巴巴……全面记录中国民间金融跌宕成长的第一本书！

让人民用自己的钱用得更便利！

吴晓波自媒体“吴晓波频道”大力推荐并深入报道本书！

王千马编著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历史风云，通过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来挖掘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

从雷履泰、盛宣怀、胡雪岩到马化腾、马云，从日升昌、宁波帮、到招商银行、平安集团、腾讯、阿里巴巴……中国民间金融不仅让人民使用资金更为便利和快捷，更刺激了商品经济以及市场在中国的发展。如果想读懂中国经济的变革，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民间金融的生长。

王千马编著的《盘活：中国民间金融百年风云》着眼于中国民间金融自山西票号诞生后的百余年历史风云，梳理了山西票号、安徽典当、宁波钱庄、广东十三行、民国时期的“南三北四”，直到今天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发展脉络，从中挖掘出中国民间金融在这百年来的传奇以及智慧，赞颂它们在牟利的同时，坚守信誉、积极服务民众、扶持实体经济、力促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并联手对抗外来的金融霸权的壮举。

但是，民间的“非理性”因子，以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让中国民间金融逐渐由主体走向了边缘。随着中国经济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如何给民间金融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空间，让民间金融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如何重新厘定民间金融于当今中国之意义，本书给予了自己客观和理性的思考。

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让人民的钱“轻盈”起来

钱轻VS权重

自由市场启示录

儒商伦理下的“历史三峡”

平等、自由、开放：以互联网精神的名义

第一部分 民间崛起（1823-1905）

  第一章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继失天下

钱轻成就票号

“两权分离”法则

票号的治理

失落的“民间帝国”

“自救”失良机

  第二章 “部分开放”下的“广东特区”

王权特许下的“贸易特区”

“口岸金融”崛起

买办：香山制造

从“不能露脸的小角色”，到大商人

盛世说危言

  第三章 宁波帮，帮中国

向东是大海

西风东渐下的金融创新

从宁波到宁波路

他们才是资本家

抢占制高点

第二部分 夹缝突围（1905-1949）

  第四章 晚清金融的自我救赎

狼来了

钱庄VS银行：先合作后附庸

中国要有自己的保险和银行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上）

盛宣怀长袖善舞办“通商”（下）

国家出手：从“户部”到“大清”

  第五章 民营银行突进：江浙商人的银行大梦

以日为师

信成与四明——民营银行“试水”

“拨伊铜钿”办“兴业”

革命的“资金通道”

  第六章 “南三北四”普惠前传

天子之津渡

“北四”合力

“大”时代下的“小”追求

民国亦见“普惠金融”

寻找失去的“黄金时代”

  第七章 “统制”下的独立气节

宋汉章们的说“不”史

信交狂热、废两改元及看得见的手

当“统制”成为习惯

民族大义：银行家仅剩的尊严

第三部分 浴火重生（1949—未来）

 第八章 “计划”困境求生

潮商：世界“弄潮”

上海没落与香港崛起

“国家资本主义”悄然成型

春去春又回

温州模式，及“地下”妖娆

 第九章 市场倒逼“存量”改革

重启股市，建立资本市场

“招商”再造

“五道口”金融圈&“92派”企业家

从民生再到“民营”

 第十章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浪潮

驷“马”难追

钱包革命：从银票到支付“宝贝们”

掘“金”大数据

“央妈”去哪里：重新定义权重与钱轻

后记 从鲸鱼，却到鲇鱼；从藏富于民，再到融富于民

参考资料

 图书（以第一作者拼音首字母为序）

 报纸

 期刊

 网络

 其他文献

绪论 人民能用好自己的钱

1855年是个不太平凡的一年，却没有人愿意怀念它。

这一年，2月云南大理地震；5月永昌府瘟疫大行，而旱灾、水灾、雹灾更是绵延全国，安徽春荒之后人食人。与此同时，清政府还得忙着对付天平天国起义，“十一月甲子，胡林翼奏，罗泽南、李续宾迎击石达开、韦俊于羊楼峒，败之；请购洋炮击贼。”“十二月辛卯，上诣大高殿祈雪。丙申，江西贼陷临江、瑞州，敕曾国籓拨兵剿之。”

然而，危机正是危险中所蕴含的机会，对很多人而言，它是危险，而对这一年刚刚成立平遥同兴公镖局来说，它更像是个机会。

自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以来，白银成了明清两朝的合法货币，并成为本位币。交章纳税要靠白银，商业中的交易也要靠白银。《水浒传》里描述的好汉们大碗喝酒大碗吃肉的同时，顺手就摸出几两碎银的场景，只有等到明朝才能真正成为现实。在明朝之前，铜币才是真正的“硬通货”，才是真正的“金”。然而，到明朝中后期，因为适度地放开了海禁，葡萄牙商人和荷兰商人相继到来，为中国带来大量的白银。加上此时正值世界地理大发现，欧洲人征服美洲后，在墨西哥发现巨型银矿，同时期，日本本土也发现银矿，由于此时中国的丝绸、茶叶等大量出口，中日、中欧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因此又为中国输入了大量白银。这让中国的市场上，充斥了来自西班牙的“本洋”、墨西哥的“鹰洋”，还有日本的“龙洋”。中国这个事实上的金银“贫国”，居然因为贸易成了“白银帝国”，这也让张首辅的改革成为了可能。

同时，也正因为洋钱的大量流入，民间产生了兑换银钱和铜钱的需求，早在1567年也就是明朝的隆庆元年，钱庄便在宁波应运而生。

除了需要兑换之外，白银还不是一个适合随身携带的货币，如果是大宗白银的交易，支付起来更是不方便。尤其是在战连祸接的中国，“露白”简直给自己招灾。这就需要有人帮助打点。于是，同兴公的机会来了。

作为镖局，同兴公要想成功，除了要善于抓机会之外，更要有“拳脚功夫”。拳上能打，脚下能走的镖局，才能顺利地帮助别人押金运银。无疑，同兴公有个很好的“领头人”，它的创办者王正清是个武术奇才，他的经历犹如成龙的电影似的，出身肯定贫寒，身体也肯定弱小，不是为仇家所迫，就是为生计，最后流落他乡，遍寻师傅而不着，最后却因其它机缘练成了一身的功夫。王正清大致就是这样的人，他先在北京以苦力轧面为业。期间，以粗壮轧面杆为枪，将武技训练巧妙运用于其中，可连送数百下。京人服其膂力，送绰号“面王”。日后，拜武术大师刘留为师，学武3年，进步很快。之后再拜刘留师兄贾殿魁为师。内外兼修，让王正清武艺大涨，更重要的是，他的师傅贾殿魁，曾在皇宫传授过道光皇帝武艺，这让他居然成了皇帝的同门师兄弟。出师之后，他先被江西道台朱文聘为教习，缉盗无数，声名大振。不过，在47岁的时候，他告别江湖，返回老家平遥，次年开办“同兴公”镖局。与祁县戴龙邦、文水李毓秀一起，并称“华北三杰”。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王树茂也尽得其真传且有青出于蓝之势。正是父子同心，同兴公成了镖局中的知名品牌。

它做得最响亮的一桩生意，就是为皇家押运现银。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前往西安，路经平遥，盘点现银93万两，这么大的数目，又适逢乱世，该交给谁呢？同兴公居然将这趟生意接了下来。随后，王家镖队一路上风尘仆仆，历经波折，日夜兼程，只半月余将银两送抵西安，分毫无差。慈禧太后当然很高兴，着赏王树茂一块题有“奉旨议叙”的匾额，至今还挂在旧址的门上。

这成了同兴公最大的风光，就连平遥当时著名的票号——日升昌也对其鼎礼有加。在王正清过七十大寿时，日升昌的第三代掌柜侯殿选就以侄子的身份送给他的一块寿礼——一块铜制寿屏，上面刻有“南极星辉”四个字。

只是它的风光来得快，也去得快，1855年创立，1913年就宣告结业，之间不到一个甲子。它的没落，一方面源于自身押镖的成本很高，基本上是走一里路收一两银子，对客户来说挺不划算。另一方面，就是铁路兴起——1876年英国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运输铁路——淞沪铁路，其后唐胥铁路、京张铁路相继开通——这让“拳脚功夫”中的脚相形见绌，自此镖局从陆路押运货物的生意急转直下；还有就是洋枪洋炮的出现，在黑火药面前，“拳脚功夫”的拳再厉害也没法对抗，这让镖车和十八般兵器没了用武之地。但这些对镖局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打击，它的致命一击，恰恰就是来自以日升昌为首的票号的兴起。早在1823年，平遥人雷履泰征得财东——达蒲李家其时的家长李大全的同意，将自己所在的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日升昌。这一年，也成了中国票号的元年。票号的出现，意味着生意人不必再把成箱的银子打包运输，只要拿一张银票，就能在各地提取现银。

同兴公和日升昌共享了一段赚钱的好“时机”，但最终还是让位给了能让银子变“轻”，也就是说用得更方便，更顺手，更安全，更重要的是还减小了交易成本的日升昌。这不像是友善地传承，更像是无奈地退让。

在今天的平遥古城，南大街是同兴公的旧址，西大街则是日升昌的旧址。这两条街在古城的深处交汇而过，这让古城成了道径交互的花园。

站在十字路口，你似乎能亲眼看到，历史在这里轻巧地转了个弯。

P1-3

从鲸鱼，却到鲇鱼；从藏富于民，再到融富于民

毋庸置疑，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民间金融犹如鲸鱼般存在。它们体量巨大，却又不失灵活，胃口良好，却又不擅长攻击……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它们游弋多年，从不知疲倦。尤其是到明清之际，随着晋商、徽商、潮商、宁波帮以及广东十三行的兴起，它们更会兴奋地跃出海面，尽情地展现自己优美的身姿。然而，事易时移，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民间金融，显然已经不是这样一种形象。都说鲸鱼不是鱼，它们变成了鱼，却已是鲇鱼。

做不成鲸鱼，无疑是一种无奈。这源于政治气候，水文环境的改变，还有外界那些或在明处或在暗处的捕手。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权重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尤其是明清在专制统治上集大成，更是让国进民退成为了屡屡上演的现实。随着国家在金融业上的一统天下，中国民间金融从往日的主体地位，越发地边缘化。尽管新中国的成立，让封建专制成为了历史，不过，意识形态上的桎梏，让国家包办一切的计划，依旧高高在上，直到1978年之后才重启的改革开放。只是，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尽管30多年的发展，让市场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但垄断依旧是它头上难以摆脱的阴影。有例为证，在这几年间，挤入世界五百强的都是中石化、中石油、国家电网这样的“巨无霸”，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成了中国最赚钱的企业，在201 4年，它甚至力压苹果位居世界五百强最赚钱企业的第四位。其他的国有银行也不甘示弱，在2014年的世界五百强的银行业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是第一，中国建设银行则取得第三的位置，而新晋的的中国农业银行，也一举成为老五（见《财富》发布的2013、2014年世界五百强排行榜）。这无疑印证了这些年的戏谑，中国的银行赚钱都赚到手软。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很多中小企业都在“喊渴”，却无从解渴。

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背离了银行业发展的初衷。如果说中国通商银行还是“毋任外人专我大利”的话，那么民国时期的银行，信成、四明、金城、盐业、大陆、浙江实业、浙江兴业、上海银行等金融机构，大多以扶持工商业为己任。它们将自己与中国的实体经济捆绑在了一起，追求水涨船高。然而，现在的大银行，大多丢掉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不仅忘记了自己身上的社会责任，以利为导向，唯利是图。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有个好“妈”——央行。这些年，它对各大银行的信贷利率基本上实行了一种“贷款利率下限管理、存款利率上限管理”的政策，这让中国的“存贷差”一直不能反映出市场上真正的需要和诉求。目前，中国存贷差是3％，发达国家平均是1％。不过，这种利率管制，却保证了银行可以靠着息差，就能赚得盆满钵满。无疑，这是天然的政策红利。相反的是，国外银行的主要利润来源却不是息差，而是其他新兴业务和“中间业务”。所以也不难想象，在央妈的呵护甚至可以说是溺爱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这些嫡子们活得如此风光。但是，这也造就了几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国的银行业大多创新能力不足，尽管体量巨大，但大而不强。二个就是它们没有兴趣再去“拯救”众生。毕竟，这有可能耽误它们赚钱，另外，高高在上惯了，很难让它们俯下身段。

所以，我们尤其希望中国民间金融能重新站立起来，当不成鲸鱼，但当一条鲇鱼，同样光荣。谁都知道鲇鱼用来干吗，当年的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然而长途运输，却往往造成沙丁鱼大量死亡，所以，有人就将鲇鱼放在沙丁鱼的鱼群中，让沙丁鱼备加警惕，在鱼槽里加速游动，最后到达运输地点，依旧能保持活力。后人将这叫作“鲇鱼效应”，也就是说，通过某个个体的“中途介入”，对群体起到竞争作用。如今，当中国企业的融资渠道被金融利益集团所垄断，而且利益被严重固化并牢不可破时，也许，从那些曾被证明是优秀的传统之中，来重新寻找突破口，是个必要的选择。

中国民间金融作为鲇鱼，它在新时代所背负的作用无疑有这样几条：

一条就是刺激。我们可以通过民营银行的建立，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来改变那些国有金融机构积多年来之陋习，提升服务，注重创新。

二条是协作。对那些国有金融机构来说，民间金融并不是自己的敌人或者说对立面。双方可以取长补短，互为己用。它们对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局势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今天，国家都承认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与民营经济息息相关的民间金融自然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对象。  三条是启示。在互联网金融成为时下热点的今天，中国的金融业如何顺应时势，改变自己的思维，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放大信用的同时，一定要遵循自由、平等、开放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在“体验经济”中获取人心。

四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普惠。这个普惠又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让中国中小实体都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像中国民营银行的设立，就可以专门解决中小企业的“饥渴”问题；另一层就是让普通民众手中的钱多了流动的渠道，而且可以“货比三家”。这样一来，一定会改变中国民众一直依赖于劳动性收入的整体状况，并相应地增长财产性收入。得承认的是，国家这些年来也一直在追求藏富于民，但是，民众的钱放在家里，或者掖在腰兜里，无疑是一种资源浪费，只有融通，才更值钱。所以，我们需要从藏富于民，再积极发展为融富于民，这样，人民的钱不仅变得更“轻”，而且还会变得更“重”——变轻是因为获取／使用的途径无限广阔，变重的则是价值。

对这样一条鲇鱼，我们无疑需要给它以生存的空间，并认可它现今的地位，就像我们一直相信人民在用钱上的智慧。历来都是权力在用钱上大手大脚，崽卖爷田不心疼，但人民却从来不会对自己的钱不负责任。当然，我们还是得承认，没有什么能一蹴而就。中国民间金融想要一口气吃成个胖子也不现实，不过，我们总得给它前行甚至是试错的机会。一方面，国家需要监管，并为其把握底线，但另外一方面，那只有形的手并不能伸得过长，同时还民间金融以“民间”的面目，让其真正地民权、民立、民有。

显然，对民间金融在中国的再次腾飞，很多有识之士都抱有期待之心。正像中国民间金融曾在过去的岁月里给中国带来了两次金融浪潮，那么，第三次还会远吗？在这些有识之士当中，无疑包括瀚华金控的张国祥董事长，在某种意义上，他对民间金融的赤诚，以及关注，催生出了这本书。而他率领的金控企业，也致力于普惠金融的开拓，并于2014年6月19日，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普惠金融第一股”（即国内首家也是全球首家以担保和小贷登陆国际资本市场的第一股）。当然，这里还得感谢瀚华金控的杜建华大哥，他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提供了多种有益的意见，并给与了相当的支持。一并感谢瀚华金控其他同仁，以及美丽的重庆妹子刘一橪同学。

除此之外，对亦师亦兄的吴晓波也要献上我的谢意，他对中国经济领域的多年关注，让他位于杭州的家，几乎成了一座小型的经济类图书馆。正是在这里，我得以“搜刮”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无疑，这对我的创作起到了莫大的帮助，让我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前世今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他所认为的“不研究历代的经济变革，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也给予我相当的启发，加深了我对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趣。这也支撑着我完成了大量的走访、阅读以及创作。当然，感谢的人还有很多，包括蓝狮子企业研究院的何丹院长，以及此书的策划编辑王彬斌。另外，对中国企业案例研究颇有些兴趣的同事杜博奇同学，也对这本书的框架提供了一定的方向。

向鱼问水，向马问路，向中国民间金融，问希望。

王千马

2014年7月25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