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有的反思》是葛剑雄跨越三十余年的思想随笔精粹。纵论历史，激评现实。

全书以编年的形式，选择葛剑雄先生最为精要也最为代表的学术思想随笔，带着浓浓的学术底蕴与深深的人文关怀，而部分文章可谓一时经典。本书可谓葛剑雄教授迄今为止精彩的个人文集。

《我们应有的反思》为著名教授葛剑雄先生迄今最为精彩的思想随笔集。全书以编年的形式，辑录了葛剑雄先生自1978至2014年间的最为精要也最为代表的思想随笔，或学术前沿，或畅谈文化，或分析历史迷局，或探讨社会热点，无论何种文字，都带着深厚的学术底蕴与人文关怀，有的文章甚至成为社会话题的焦点，体现一代学人的精神风范和学者情怀。

自序/七十而思

1978年

 我的1978年

1980年

 清朝全国地图的测绘

1981年

 西汉人口考

1982年

 略论我国封建社会人口增长的不平衡性

1983年

 汉武帝徙民会稽说正误──兼论秦汉会稽丹阳地区的人口分布

1984年

 西汉时期西北地区的人口迁移

1985年

 我国部分省界形成的历史──政治因素举例

1986年

 关于我国古代人口调查的几个问题

1987年

 耕耘历史地理园地五十年的结晶──读谭其骧《长水集》

1988年

 统一分裂与中国历史

1989年

 论新文化在中国传播的政治机制

 “炎黄子孙”不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同义词

1990年

 中国移民史发凡

1991年

 中国人口发展史·余论

1992年

 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

 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

1993年

 宋代人口新证

1994年

 中国人口：21世纪的忧思和希望

 论秦汉统一的地理基础

1995年

 我们应有的反思

1996年

 纳税人的义务和权利：社会公正的基础

 开放观念与世界新文明

1997年

 永恒的追求：真实的历史

1998年

 邂逅霍金

 寻访李约瑟

1999年

 在历史与社会中认识家谱

2000年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地理学

2001年

 我亲历的南极

2002年

 玄武门之变真相推测

2003年

 有财未必富，开源胜节流

 为何“太空见长城”的谬说会长期重复

2004年

 人与自然：不仅是敬畏

 从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

2005年

 河流伦理与人类文明的延续

 得天下与治天下

2006年

 中国历史地图：从传统向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及其意义

 惟有人文足千秋

2007年

 利用、改造、普及代替不了保护

 从历史地理看长时段环境变迁

2008年

 中国古代为什么有重视历史的传统

 建议以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

2009年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现代化

 厕所：杂忆和现实

2010年

 移民与都市文化

 礼失求诸野

2011年

 从中国历史地理认识郑和航海的意义

 三峡大坝，责任谁负

2012年

 地图上的中国与历史上的中国疆域

 方言的“传”和“承”

2013年

 中国的传统生存智慧与生态观

 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序

2014年

 中国的教育问题还是教育的中国问题

 怀念侯仁之先生

我的1978年

1977年，当高校重新招生的消息传出后，我的上大学愿望死灰复燃。但看到具体规定后，我发现对考生年龄的规定是30周岁，而当时我已满31足岁。抱着一线希望，我又去招生处询问，得知对“30周岁”的解释是“不满31足岁”，我已失去报名资格，看来这辈子与大学无缘了！

我是1964年从上海市北中学高中毕业的，但在此以前，我的大学梦已经破灭。那是在1962年的5月，我正读高二，在学校一次体检透视中，我被发现患开放性肺结核。经过拍片复查，确诊无误，医院通知我立即病休，三个月后复查。拿着这张诊断书，我不知是如何从福建北路闸北区结核病防治所回到家中的，也不知是如何回答母亲的询问的，直到晚上睡在床上才开始考虑自己的前途——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事实。进高中不久我就已瞄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也是语文、历史、英语等教师心目中最有希望的学生，一直享受着他们的格外关照——可以到教师阅览室看书，能通过教师借书，上历史课时不必听讲而可看我自己的书。尽管在政治学习或讨论时我也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考大学，但也准备考不上大学时服从分配，到新疆或农村去），实际却只有一种准备。要是不能在三个月内治愈，或者影响报考大学，这一切都完了。于是我将一切希望寄托在治疗和休养上，按时服药，严格按时间表作息，每天早上去公园学太极拳。当时主副食品都是计划供应，居民每十天配售二两肉，但凭肺结核病的证明可到菜场办一张“照顾卡”，凭卡增购肉和鸡蛋若干，还可订一瓶牛奶。我尽量增加营养，以便及早康复。但是每三个月一次的复查都是一次新的打击——我一直无法进入钙化期，因此不能复学。直到1963年11月，同班同学早已毕业，绝大多数考入大学，我才在休学一年半后获准复学，转入下一届高三“试读”。可是到第二年5月高考报名体检时，我的肺结核还没有完全钙化，不符合报考条件。

在老师的劝说下，我暂时放弃了继续报考大学的打算，因为医生说像我这样的病情，很难保证下一年就能通过体检，而且作为一名新团员，服从组织分配是起码的要求，我接受了参加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的安排，留在母校市北中学实习，1965年8月被分配到古田中学当英语教师。不过我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打算，心想即使工作十年，我还符合报考大学的年龄，总能找到机会。所以当年就报名

考上了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二年级，进修英语。但“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连我自己都开始怀疑，一心上大学是不是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作祟，所以不仅自己公开暴露思想，还一次次进行自我批判。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些都成了大字报中揭发批判的内容。“文革”期间，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最新指示发表，曾经给我带来一线希望，但马上破灭，因为毛主席特别指出“理工科大学还要办”，而且随后开始的招生，都是由各单位推荐“工农兵学员”，在职教师显然没有资格。

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对1977年的意外遭遇相当平静。而且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对“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心有余悸，所以尽管报名处的工作人员曾建议我凭“上海市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和新当选的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身份争取在年龄上破格，我也不敢一试。

到1978年公开招收研究生时，报考年龄放宽到40周岁，而且为了“不拘一格”，对学历没有任何规定。我再也无法抵制大学的诱惑，但一点儿没有把握，所以在单位开证明时还要求领导给我保密，再三说明只是想检验一下自学的结果，以免这种异想天开在学校引起不良影响。

报考研究生是要选定专业和导师的，对这些我几乎一无所知。首先想重温旧梦，选择北大。但当时新婚，小家庭新建，到外地读书显然不现实。上海的大学选择余地有限，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想选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或者有“政治风险”的专业，最后选定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指导的历史地理专业。其实我当时还不知历史地理专业的性质，只是以为历史和地理都是我喜欢的，并且在工作期间一直有所积累。对谭其骧教授，记得“文革”前曾在南京路上海先进模范的光荣榜中见过他的照片，我初中的历史教师向我介绍过他在编中国历史地图。在不久前召开的上海市人代会上，选举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就有他的名字。我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考虑或打听报考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哪位教授的难度如何，有多少人报名，反正只是试一试，倒也没有什么包袱，所以考前还是与平时一样工作，只是在晚上和星期天稍稍做些准备。

在报名时我遇见了高中母校市北中学的历史教师W。1963年我病休时常去教师阅览室看书，W刚由上海师院毕业分配来校当教师。我与他相识后常去他宿舍聊天，留校实习时还有来往。我离开市北后听说他因“犯错误”而被调往海滨农校，已经多年没有音讯。W问我报什么专业，原来他也报了历史地理。当时他显得很紧张，事后有人告诉我，他得知我与他报考同一专业，连称“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那年报名的考生很多，初试就近举行，我的考场在上海工学院（今上海大学延长路校区），离我工作的古田中学不远，骑自行车不过十分钟。我对考试完全没有把握，既不想惊动同事，又不愿影响日常工作。我把这三天要上的课调了一下，每天早上还是像平时那样到广播室，在升旗后的早读时间里对全校同学简单讲话，然后骑车前往考场。在五门考试中，政治是我最熟悉的，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教政治，像“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拨乱反正，抓纲治国”、“三个世界理论”等讲得很熟，只要注意答得规范就行了。英语我有上海外语学院夜大学两年级的基础，加上“文革”期间不时在学《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看《北京周报》，给学生上英语课，拿到题目后觉得很容易。古汉语和历史我自以为是强项，虽然对问答题中的“魏晋玄学”一题不大有把握，但不会离题太远，因为我主要根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复习，里面专门有一段。历史题中一个名词解释是“谭绍光”。我正好看过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编的一套近代史小册子，上面提到太平天国后期的将领慕王谭绍光，记得他是忠王李秀成的下属，驻守苏州，所以也答出了。出了考场，又遇见W，他神情紧张，问我谭绍光是什么人。听了我的回答，他连说“完了完了”，匆匆离场。地理试卷中有的名词解释我没有见过，只能据字面意思猜想，瞎蒙几句，估计得分最低。

待收到复试通知，我不得不认真对待了。一方面，我有了一定的信心，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初试的成绩，但毕竟证明我能与大学毕业生一争高下，离大学的目标又近了一步。另一方面，复试时肯定会侧重于专业，而这一方面我的知识几乎是空白。当时规定参加复试的考生可以向单位请十天公假，我向党支部书记提出，他爽快地答应了，还说如果时间不够可以再通融。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根据历史地理专业的要求复习，只能去上海图书馆找资料。到那里的参考阅览室后才发现，里面坐着的大多数是考生，报考复旦大学的占了相当大部分。当天下午，我正在看《中国历史地理要籍选读》时，有人过来问我，是否报考历史地理专业，得知他也是报考复旦大学历史系，但是世界史专业。他又给我介绍了两位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考生——顾承甫和杨正秦——后来是我的同届同学。询问我的是顾晓鸣，以后是我们同届研究生中的活跃人物。交谈中我暗自吃惊，他们都毕业于复旦大学，顾、杨两位还出自历史地理专业。但到这时也顾不得多想，只有临阵突击，多多益善。复试前上海连续高温，正好那年我的新家买了一架华生牌台式电风扇，那还是通过在市百一店工作的我的岳父托熟人买到的。晚上在斗室中复习，有风扇降温，在当时已属异常优越。

到了复试那天，我早早来到复旦大学，找到大礼堂（现在的相辉堂）。所有考生的笔试都集中在礼堂内，按专业分组，我们坐在靠主席台前的左侧。座位前没有桌子，只有一块翻起来的搁板，写字很不方便，有的搁板还吱吱作响。幸而那天气温不是很高，几百人集中在礼堂内还不算太热。主持的老师（后来知道他是研究生处的杨波洲）坐在台上，用他的宁波普通话宣布：“现在开始考试。”各系的监考老师给考生发下试卷，并在周围巡察，我们专业来的是周维衍、邹逸麟。上下午各考一门，小题目已记不得了，大题目是《史记·货殖列传》中一段话，要求今译并论说，另一段大概是《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论述明朝建都北京的。题目中没有什么意外，考下来自我感觉还不错。走出考场，见外面等了不少人，都是考生的家属。有一位女士手持保温瓶，里面装着冷饮；有的立即送上毛巾、扇子；有的问长问短。这也难怪，听说好几对夫妇将夫妻团聚、迂回上海或另谋出路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次考试上，能不格外重视？

第二天是导师面试，因为我们的导师谭其骧教授正住在龙华医院治疗，周维衍通知我们早上到复旦的大门口搭车。次日五位考生会齐，我第一次见到毕业于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来自湖南岳阳煤矿的周振鹤和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来自浙江长兴的周曙。我们搭乘的是学校一辆厢式货车，先要送毕业生行李去秣陵路铁路货运站，然后再送我们去龙华医院，不仅花了很多时间，而且坐在货厢中一路颠簸，疲惫不堪。周维衍与邹逸麟让我们五人抽签决定次序，周曙抽在我前面，但他被颠得脸色苍白，急需休息，自愿与我对调。

事先只见过谭其骧先生的照片，走进他的病房才第一次见到，想不到正在治疗中的他精神很好，声音洪亮。他很随和地问了我的经历，然后问我看过什么书，对什么问题感兴趣。在我提到钓鱼岛的归属时，他又问我可以举出什么证据，我尽自己所知谈了。其他还谈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但从以后我们五人都被录取看，大概主要是了解我们的情况，而不是严格挑选。

复试过后，我感觉到成功的希望很大，开始担心学校能否同意我离开。我在古田中学已工作整整十三年，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已近十年，开始是管“差生”，后来又当了“红卫兵团”辅导员，团组织恢复后改为团委书记。从学校的领导、师生，到周围街道里弄的干部和居民，所属公安局、派出所和附近单位，几乎都知道我——只要找到我，古田中学再厉害的学生也能制服。“文革”期间秩序再乱，只要我在场，学生就不敢闹事。“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五四”期间被评为闸北区团员标兵，接着又被评为闸北区先进教师，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相当于市政府）评为教育战线先进工作者，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在这种情况下离开，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妥。想不到党支部书记曹德彬告诉我：区教育局钟一陵局长明确表示，如果你能报上研究生，证明你有这个能力，也说明国家更需要你，学校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记得当时的报纸曾发表过多篇评论，强调要“不拘一格”招收研究生，要求考生所在单位不得留难。但还是有不少考生因种种原因，或无法报名，或受到“政审”或“鉴定”的影响，或者因单位不许离开而放弃。比起他们来，我实在是幸运的。

10月初，我收到复旦大学发出的录取通知。这时曹德彬告诉我，他早已肯定我会被录取，并提前向区教育部做了汇报，对接替我的人做了安排。原来复旦大学派往古田中学对我做政审的教师孙锐，在闸北区读中学时曾在课余到区少年宫服务，那时曹德彬是少年宫主任，认识了孙。遇到熟人，孙向曹透露了我考分居全系第一的底。此事在我所在的中学和闸北区中学界引起不小的轰动，本来认识我的人就不少，加上我是该区中学界唯一的市人大代表，一时间产生了不少传说。第二年，中学教师中报考研究生的人数大增，其中也包括没有大学学历的。后来我曾经遇见其中一位，他也考上了研究生。他告诉我，1978年他没有敢考，但得知我的情况后，下决心在1979年报考，终于如愿以偿。我的高中同学得到消息，纷纷与我联系。他们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大学毕业生，1978年时担心自己没有上完大学课程，怕考不上，所以没有报考。有的是“老三届”，“文革”中进了工厂，没有上过大学。听了我的介绍后，就开始做报考准备，并经常来我家复习政治和英语，第二年都考上了，现在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

10月下旬，我到复旦大学报到，搬进了第10号宿舍楼210室。同室六人，除了周振鹤与我以外，其他四位是李妙根、施忠连、汤奇学、吴嘉勋，都是历史系中国思想史方向的，导师是蔡尚思教授。汤奇学本是本校历史系的工农兵学员，尚未毕业，提前报考。吴嘉勋是“文革”期间的中学毕业生，原在宝山县粮管所工作。

在我们这届研究生中，没有上过大学的有好几位，原学历最低的只相当于初中。有几位是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还有的是“文革”期间的外语培训班毕业的，如国政系的王沪宁。同学间年龄也相差很大，最年长的出生于1939年，最年轻的大概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十二岁。当时的政策，凡原来已有工作的可保留关系，仍在原单位发工资，每年由学校发一笔书报费。我继续担任市人大代表，直到五年任满，王沪宁等经常戏称我为“代表”。一位理科的女同学不仅是市人大代表，还是市革命委员会委员，不知是否有同学称她“委员”。

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苏步青特别强调，研究生不论年纪多大、资历多高，一定要当好学生，“资料室里最年轻的资料员都是你们的老师”。他又强调要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后来才明白也是有所指的——因为他坚持晚上10点半一定要熄灯睡觉，所以所有的学生宿舍楼中，除了走廊、厕所、盥洗室和专职辅导员的房间可以开灯外，其他房间一律切断电源，而图书馆、资料室和所有教室到10点钟全部关门。但无论从年龄和生活习惯，还是所面临的学习任务，研究生都无法适应。多数研究生外语水平很低，必须恶补。每天熄灯后，走廊里顿时热闹起来，一片读外语声。与厕所相通的盥洗室中也是看书的同学，顾晓鸣干脆搬了一张桌子，几乎每天晚上在盥洗室读到后半夜。

“文革”虽已结束，复旦校园内疮痍未复，大草坪上依然种着庄稼，大字报、大幅标语随处可见，一些知名教授尚未恢复名誉，或者还不能正常工作。图书资料严重不足，不少同学在吃饭时到食堂买几个馒头就去图书馆、资料室抢占座位和书刊。工农兵学员与新招的本科生、研究生形成明显差异，往往意见相左。但是新事物、新思潮不断在校园中出现，终于迎来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谭其骧先生招收的五位研究生，正好每人相差一岁：周振鹤（1941年出生，福州大学探矿专业毕业）、杨正泰（1942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顾承甫（194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周曙（1944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和我（1945年）。周曙原在浙江长兴县当中学教师，已在长兴安家。入学后因无法照顾家庭，中途退学，回原中学任教，后任长兴县副县长等职。我们四人于1981年毕业，顾承甫去出版社工作，杨正泰与我留校工作。

1982年春，谭先生招收首届博士生，周振鹤与我被录取，我是在职攻读。1983年8月，周振鹤与我经教育部特批提前毕业，通过论文答辩。9月，我们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

1985年我被提升为副教授，1991年晋升教授，1993年增列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1999年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改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好几家媒体对我做过采访，或要我发表谈话，有两点看法我记忆犹新：

成功固然离不开自己的努力，但取决于机遇。要是没有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要是没有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恢复，绝不会有我的今天。

但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同代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成了时代的牺牲品。在我们取得成功的时候，不要忘了他们。

P2－9

七十而思

200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策划了一套“三十年集”系列，邀我参与。“三十年”，是指1977年恢复高考与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至此已30年，因此他想在这两年或稍后考上大学或研究生的人中物色一些人各编一本集子。集子的体例是每年选一二篇文章，学术论文与其他文章均可，再写一段简要的纪事，逐年编排成书。我按体例编成一书，取名《后而立集》。“三十而立”，可惜我到33岁刚考取研究生，学术生涯开始得更晚，能够编入此书的任何文字都产生在“而立”之后。

到了今年，梁由之兄得知12月将是我七十初度，极力怂恿我续编至今年，重新出版。他又主动接洽，获贺圣遂先生慨允使用《后而立集》的内容。于是我仍按原体例，续编了2008年至2014年部分，同样每年选了两篇文章，写了一段纪事。新出版的书自然不宜沿用旧名，由之兄建议以其中一篇《我们应有的反思》的篇名作为书名。开始我觉得题目稍长，在重读旧作后就深佩由之兄的法眼，欣然同意。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每到逢十生日，总免不了用孔子的话对照。但圣人的标准如此之高，每次对照徒增汗颜，因为自知差距越来越大。年近七十，不仅做不到不逾矩，而且离随心而欲的境界远甚。这些旧作基本都是我四十岁后写的，却还谈不上不惑，相反惑还很多。但毕竟有幸躬逢改革开放，特别是当初倡导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否则我不可能在1988年写出《统一分裂和中国历史》这样的论文，并且能入选“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并获奖。这些文章在学术上未必有多少贡献，差堪自慰的是我始终在反思，所以尽管时过境迁，对今天及以后的读者还有些意义。

就以《我们应有的反思》为例，那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在1995年写成的。由于此文的重点是反思，有些观点和说法与主流有差异，发表过程还颇有周折。有幸发表后引发了不小的反响，包括日本的舆论在内，后来一位日本学者还专门到复旦大学找我讨论，一位旅日学者发表赞同我观点的文章后还引发激烈争论。19年后，面对中日关系的复杂形势，我认为我的反思不是过头了，而是还不够，但基本是正确的。去年和今年我两次向政府建议应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是当年反思的继续。但当年的反思也有两点失误：一是没有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如此迅速，以至不到20年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而我对中国的评价与预测都偏低；一是当时尚未了解历史真相，还沿用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抗日的陈说，涉及历史的一些说法在今天看来多有不妥。还有一点，当时不知道中日建交后日本究竟给了中国多少援助，政府赠款和多少，日元代款有多少，直到200年中日建交三十周年时政府才公布总数达1900多亿人民币，并向日本政府表示感谢。我支持我国政府的立场，这笔援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确起了很大作用，该感谢的还是应该感谢，不能与战争赔偿混为一谈。

在其他方面，在学术上也是如此。我在研究生期间开始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发表了《中国人口发展史》，合著了《中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论》也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参加过多次专题讨论会。由于这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应及时作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但今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进一步调整到“确保一胎，鼓励二胎，允许三胎”。除了政策调整外，还应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那就赋予孝道新的内容，教育青年将生儿育女当作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和国家的应尽的责任，当作真正的孝道。

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一直鼓励我们要超越前人，包括要超越他。他自己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在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未完成的论文中，他还极其坦率地承认他的成名作《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中对移民数量估计的失误。在他的鼓励下，我也质疑他的某些观点。例如，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过程中，他形成的观点是“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而我近年来的看法是，如果说1840年前的中国疆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么此后到今天的中国疆域也是“自然形成”的。（详见本书《地图上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

我当然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但只有不断反思方有可能。只要不断反思，即使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也能逐渐接近，所以在年近七十时，我想到的是“七十而思”。这并不是说以前没有思过，而是思得不够，要永远思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