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越国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夏后帝少康的庶子无余被封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代，建立越国。他们在此开辟荒野，修建住宅，随当地风俗而生活，很少与外界往来。自无余二十多代后的允常执政时，历史进入了春秋后期，西邻吴国开始崛起，常与越国相攻伐，造成两国积怨。前496年，允常死，其子勾践继立为越王，他率师在槁李击败了伐越的吴国军队，吴王阖闾在败退中死亡。数年后，夫差率吴兵兴师报仇，越国大败于夫椒，国家存亡不保，因而向吴乞和。勾践亲去吴国臣事夫差，数年后被释回国。他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经过多年艰苦的准备，终于乘吴王北上争盟时攻破吴国，不久将吴国吞并，成为霸主。
越国地处吴之东南，比吴国更为僻远，它所以能在春秋晚期的政治舞台上替代吴国而逞霸一时，首先是由于它有明确的战略目标。越国东靠大海，南为当时荒芜之地，只能向西北发展，强盛的吴国既是越国向西北发展的严重障碍，又给越国的生存造成现实的威胁，越国只有制服了吴国，才能获得自身的安全，也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越国在允常和勾践执政的几十年间，这一点把握得是很准的。长期以来，他们与吴争战不休，其中有胜利，也有失败，但无论怎样，他们的战略争夺目标始终没有分散，彻底战胜吴国只剩下一个实力和机会问题。
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当时沿海经济的发展较为迅速，这为越国实力的增长提供了基本的条件。同时，不断遭到吴国骚扰而苦于应付的楚国，为了牵制吴国，减轻自身的压力，也有意扶植越国。他们派本国宛(今河南南阳)令文种和宛人范蠡前去越国，辅佐越王治理国家，楚国两位著名才士参与越国政治，弥补了因越国文化落后而会导致的政治决策水平不高的缺陷，同时进一步加强了越国与楚国的合作，使越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具备了更有利的条件。另外，越国在对吴国战败称臣的屈辱年代里，君臣一心，励精图治，采取了鼓励生产、奖励生育和练兵强军的一系列政策，也刺激了越国综合国力的提高。
在越国实力得到增长的一段时期，强盛的吴国正逞霸列国，越国一直缺乏击败吴国的有利时机，为了避开吴国锋芒，越国领导集团选择了韬光养晦、等待时机、以屈求伸、出奇制胜的政治策略。他们的一系列战争准备总是在秘密进行；在外交上向吴国纳贡称臣，不惜以各种方式取悦于吴国君臣，以金钱美女为诱饵，为对方的朝政腐败创造条件；并且以积极的姿态支持吴国北伐中原和大兴土木，促使对方国力的消耗。越国采用许多策略性措施，旨在转移吴国对自己的注意力，以便赢得增强自身实力和寻找败吴机会所需要的时间。
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兵强将北上中原，在黄池与晋国争夺盟主，国内空虚。经过多年准备而实力大增了的越国立即抓住这一机会，率大军攻破吴都，擒虏吴王太子，其后不久灭亡了吴国。越国在实施自己发展战略的征途上，至此逾越了最大的障碍。
越国称霸除种种内在条件外，还因为它具有和吴国创霸同样的外部环境。春秋晚期，天下政治格局中的链式关系更为明显，越国对于吴国的敌视行为以及它能得到楚国的扶持，是链式政治关系发生作用的必然现象，越国的战略定向没有背离天下政治格局的内在要求。同时，在越国崛起的年代，楚国被吴攻破的深重创伤未能恢复，它一直走着下滑的道路，晋、齐两国群臣专权，内部矛盾愈益增大，天下失去了能够控制政治局面的强大霸主，各大国处在衰弱的谷底，是特殊的形势允许地小僻远的越国充当列国的霸主。
勾践灭吴后，列国东南隅已无越的对手，于是他沿着夫差当年的路线，引兵北渡淮河进入中原，与齐、晋等国诸侯会盟于徐州(今山东藤县南)，并向周王进献贡品，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祭祀用的肉)，命他为方伯(诸侯领袖)。勾践在名义上是经过周王命名的霸主，但实际上并没有像齐桓、晋文那样实现对诸侯国的真正控制。越国称霸是特殊历史情况下的现象，一个小国要想控制天下的政治局面，无论是在以维持旧政治格局为主旨的霸权时代，还是在社会政治格局崩溃的乱世争雄时代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僻居东南隅的越国称霸天下的现象，表明了华夏民族的进一步拓展，它预示着北南对峙走向没落，春秋时代天下政治主格局开始解体，社会由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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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70
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历时已久，到今天终于认识到，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世界优秀人群保持自己民族自信的重要根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是一株久历寒暑、最富年轮的劲松，其千难不衰的经历、抗风耐霜的生机和复兴在望的前景都是民族的外在表征，而蕴含于历史进程中及人物行为中的思想理念、思维方式则是其内在的文化基因，是世界文化宝藏中的珍贵财富。习近平主席最近谈到中华民族文化时提倡“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这为中华文化在当代社会的继承和发扬提出了新的思路。
《重读<列国志>》书系包含的四部论著，是在春秋战国550年的时段内(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线索，体认中国社会的一段曲折发展历程及其相伴随的民族文化现象。该书系近百万字，撰述初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后来几经修订，多次再版。现在看来，贯穿其中的中心论题，一是历史人物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二是当事人物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三是人物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过程及其效果。论著对上述三方面内容的归纳叙述和客观展现。以及对思想理念、行为方式的理性评判，正是希望能得到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认识成果以供借鉴，希望张扬某种文化精神。可以说，对历史进程的深层体认和对民族文化的初步积累，应是本书系所期望实现的浅近目标。
2014年初出版的拙作《重读司马迁》书系，三册60多万字，涉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海内至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约134年间的社会政治发展历程，其上线与《重读<列国志>》所／,3时段的下线相衔接，是该书系的延伸与深化。作者试图把一定历史资料负载着的体现中华先民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出进一步连贯的解读，发掘其中更多的-认识成果，体认和弘扬其中的文化精神。
本人所在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为撰著提供了很多帮助，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领导和朋友给予了热情鼓励，杨春霞女士做了许多文字处理及校对工作，樊景良先生、张金良先生及其同事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崇高的敬业精神推进了论著的出版，中国言实出版社的几位编辑朋友为该书系的问世做出了辛勤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4年4月20日于广州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771年到公元前221年的550年间，是一段十分特殊、十分重要的时期。中国的民族史、思想史、政治史和文化史都在这一时期纷呈多彩，民族的思维方式也在该时期走向成熟并基本定型；不仅如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及其导致的整个天下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统一的西周王朝走向衰弱，以平王东迁为标志，周室逐步丧失了对一统天下的控制力，由其分封的众多诸侯国则上升为天下政治运动的主导力量。各诸侯国及其主政者在利益驱动下的相互侵蚀和争夺，造成了不同已往的天下政治格局及其政治发展趋势，演绎了从春秋争霸到战国争雄，再到秦朝统一的雄壮历史。在民族政治发展史上，这是一段最具开拓、最富创造、对后世最有影响的政治演变时期，探讨该时期社会政治运动的特征，认识不同诸侯国在天下变局中的成败得失，对于了解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把握中国传统的政治方式，认清其中的优长和短缺，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竹书纪年》等史籍以及《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新序》等子书都对春秋战国的历史事件有所记载和叙述，是认识该时代不可替代的资料，但它们都是从特定侧面，在对一个人物或若干事件的记述中表达历史，有些记述则过于简单。对春秋战国550年历史试图作全景式描述的是明代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该书把见之于典籍的零散史料串联和拼接起来，成功地编织了一个史料详尽、次序缜密、前后照应的东周历史大观，对其中的人物心理、事情的逻辑演绎和后续的连缀过程都作了最为完整的叙述，虽然其中夹杂有一些文学的想象，但作为一种“本质上的合理”演绎，作为历史的积淀物，也不失自身特定的文化价值。本书以《东周列国志》提供的完整叙述为依凭，审视东周列国五百多年的政治运动，试图认识其中蕴含的一般趋势及其云谲波诡的原由。
《重读列国志》的其他三部《春秋时代强国的创业争霸》《战国时代大国的博弈争胜》《东周时代国人的心性智识》论著，以历史人物、政治集团或’历史事件为线索，对东周列国五百多年的政治运动，以及有关的军事争战、改革活动、外事交往、权力争斗和人物心性进行系统分析，尽力展现该时期深邃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并试图通过历史过程的客观结果，揭示出不同行为方式各自的得失和优劣。然而，东周列国的政治运动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值得认真思考：在数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不少诸侯国衰落了，灭亡了，有些诸侯国兴盛了，却分裂了，少数诸侯国则勃兴了，强大了。从各国的层面看，凡最终的结局都有其必然如此的深刻原因。应该说，诸侯国发展的战略问题、内政问题、外交问题，都与其发展命运息息相关。本书《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就是在人物和事件等微观认识的基础上，对列国政治运动从上述三个方面作出宏观分析认识的论著。 东周列国是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整个天下，周室宇下的政局变化就是天下政治格局的变化，本书的“战略篇”，分析并指出了东周初期崛起的长江文明与古黄河文明的碰撞，以及由此缘起的春秋时代南楚北晋“两级”争霸的政治主格局；而战国时期的政治格局主要表现为强国发展与多国制衡的矛盾运动。同时逐一论述了处在两个不同阶段政治格局中的大小十余诸侯国战略策略的进退得失，进而展现出各国盛衰兴亡的主客观原因。“政变篇”是对列国内政一个特定方面的认识，揭示诸侯国的权力变更与诸侯国政局的关联，指出在政治运动中，社会政治结构决定国家权力结构，或者，国家权力结构必须与社会政治结构相平衡的一般规律，并通过各国政权变化说明这一规律及其表现出来的两种形式，分析指出密谋式的政权变化(或日“政变”)是专制国家政权变化的常规途径。“外交篇”通过列国重大的外交活动印证天下政治格局的客观性及其变动性，在天下政治格局中分析各国某些外交活动的成因与得失，并揭示外交活动的三重利益原则及其灵活原则。
本书结构上由“战略篇”、“政变篇”和“外交篇”三大部分总和而成。它们从不同侧面分析论述东周列国五百多年间的社会政治运动，三篇中各含“总论”、“分论”和“结论”。“总论”涉及有关该话题的一般认识或全局状况，“分论”是对列国相关问题的具体论说，“结论”涉及从该问题及其分析中能够得到的一些基本认识。
东周列国时期，周室对社会政治的控制力一落千丈，各诸侯国失去了外在的控制，他们在地位上，尤其在机会上几乎处于平等发展、可以同时起跑的状态。然而，各国的发展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各国的施政理念及其表现出来的战略思路、内部凝聚力、外交策略决定着各国的不同发展状况。由于家族执政的特殊承传及其衍生的内部争夺，一国的发展前景既有连续性，也会有中断性和曲折性，表现为种种复杂的情景。本书把许多相关的因素综合起来，考察五百多年间社会政治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战略问题、政变问题和外交问题，体认历史所能给予我们的理性启示。
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及其所决定的块状政治关系与链式政治关系，是天下“两极”争霸的反映，后来随着晋国的解体，“两极”对峙演变为战国时的多极竞争，天下政治按照自己的客观趋势在运动。至此而后的历代政治变革使人们清晰地认识到，无论任何时代，社会政治总要按照自己的客观规律前行，战略问题、内政问题和外交问题依然是国家政治活动的关键点。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政治运动中的成败得失之处，包括各国的战略发展、政权特征和许多外交方式，对当今国家的政治建设应该具有有益的镜鉴，当年许多国家最终败亡的千年遗恨，尤其应该为当代社会建设所记取。 本书的主体部分撰写于1992年秋冬，1993年首次印制发行，陕西人民出版社在1999年增修出版，上海三联书店在2007年以《千年的遗恨》再次修订出版。承蒙读者和多家媒体厚爱，这次与书系其他各册统一整理，交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这次整理在必要的地方插进了自制的各国世系图，以便能更清楚地显示各国政治活动的连续性和诸多事件的历史衔接性。本书所据蓝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的《东周列国志》，所用材料均忠实于原文，并注明所引回数。书中许多地方参阅了《史记》《左传》等史籍，各国世系图的制作还参照了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对各书年代记载不一之处作了甄别采择，全书论说观点上的偏颇或差失，则由作者本人负责。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尽头，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反思自然不会终结。对东周列国政治运动的系列探讨肯定还有更多的话题和更为精深的认识，希望有兴致的朋友共同参与。
作者
2014年2月5日
冯立鳌的《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对东周列国五百多年间的政治运动做了不同侧面的考察，包括三个部分。『战略篇』指出了天下政治格局中的『两极』争霸及向『多极』竞争的发展演变，论述了不同阶段上大小十余国家战略策略的进退得失。『政变篇』对各国纷乱杂多的政变做了分析，说明了国家权力结构必须与社会政治结构相平衡的政治运动规律。『外交篇』展现了列国重大的国际政治活动及各国的外交事件，对这些活动的成因与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
冯立鳌的《列国政局的五百年云谲波诡》就是在人物和事件等微观认识的基础上，对列国政治运动从上述三个方面作出宏观分析认识的论著。
本书结构上由“战略篇”、“政变篇”和“外交篇”三大部分总和而成。它们从不同侧面分析论述东周列国五百多年间的社会政治运动，三篇中各含“总论”、“分论”和“结论”。“总论”涉及有关该话题的一般认识或全局状况，“分论”是对列国相关问题的具体论说，“结论”涉及从该问题及其分析中能够得到的一些基本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