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今年已经103岁了。现如今人们提起杨绛，总要提起她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精)》收录了杨绛先生的论文七篇。

《隐身的串门儿(读书随笔)(精)》收录了杨绛先生的论文七篇：《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论萨克雷<名利场>》《艺术与克服困难》《李渔论戏剧结构》《事实-故事-真实》《旧书新解》《有什么好》，另有两篇译者前言《<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或序言《<小癞子>译本序》，还有一篇《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杨绛先生对她翻译的这部名著的理解，后来该文在一头一尾为别增加了对作者塞万提斯和翻译版本情况的简要介绍之后，作为《堂吉诃德》中译本的“译者序”刊行。

代前言读书苦乐

一 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

二 论萨克雷《名利场》

三 艺术与克服困难——读《红楼梦》偶记

四 李渔论戏剧结构

五 事实一故事一真实

六 旧书新解——读《薛蕾丝蒂娜》

七 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

八 《吉尔·布拉斯》译者前言

九 《小癞子》译本序

十 堂吉诃德与《堂吉诃德》

出版说明

菲尔丁认为小说家既不是叙述实事，就需把故事讲得贴合人生真相，仿佛实事一般。而且喜剧性的故事讲普通人卑微的事，不比悲剧性的故事从历史取材，有历史根据，有群众的习知惯闻作为基础；所以喜剧性的故事尤需严格贴合真相。要做到这点，选取题材时，需遵守两条规律：(一)不写不可能(impossible)的事；(二)不写不合情理(improbable)的事。菲尔丁说，一般人对这两条规律有两种看法。法国批评家达西埃以为事情虽不可能，只要合乎情理，也就可信。另有种人只要自己没有身经，就说是不可能。这两个极端都不对。不可能的事总是不可信的。诗人喜欢幻想，以为凭他们的想象，可以海阔天空，任意捏造。譬如荷马讲神奇怪诞的故事，人家就拿这话替他辩护。其实上帝天使之类不能写到小说里去①，现代作家若要写神怪，只可以写鬼；但这像药里的砒霜，少用为妙，最好还是不写。菲尔丁说他写的只是人；他叙的事，绝不是人力所不及的事。另一方面，菲尔丁以为事情尽管离奇，尽管不是人人习见的，也可以合情合理。他说，好像亚里斯多德或别的权威说过，“诗人不能借口真有其事，就叙述令人不能相信的事。但小说家该写真事；只要真有其事，就该据实写，不得删改。老实说，小说家果然只写真实的事，也许写得离奇，绝不会不合情理。假如小说家自己明知是假，不论怎么证实，写出来只是传奇罢了。故事若写得人情人理，那就愈奇愈妙。

菲尔丁以上一段也是他自己的见解，跟《诗学》和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的理论略有不同。《诗学》以为史诗可以叙述不可能、不合理的事；只要叙述得好，听众也会相信。③法国十七世纪的批评家大多根据《诗学》，以为史诗必须写神奇怪诞。勒．伯需以为听众如果已经准备着要听奇事，故事略为超出情理也不妨。但菲尔丁把神怪的因素完全摒弃，以为那是不可能的事，小说里不该写。这就和史诗的写作大不相同。历来的史诗，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Aeneid)都有神奇怪诞的成分。至于情节合情合理这点，《诗学》这样说：历史记曾经发生的事，诗写可能发生的事；某种人在某种场合，总是按照合情合理的或必然的原则来说话行事。所以诗里描写的合情合理的事，比历史上的事来得普遍，来得真实。这种真实，就是法国十七世纪批评家所讲究的“贴合人生真相”(1a vraisemblance)，他们以为喜剧写卑微的人和事，不从历史上取材，所以尤其需要遵照可能或必然的原则。菲尔丁虽然采用这些理论，却补充说，只要真有其事，便是可信的。他仍是着重临摹“自然的范本”。

菲尔丁所说叙事当合情合理，不仅指故事的个别情节，而是说整个故事都应该合情合理。这就是说：情节的安排也该合情合理。所以他说，假如事情纠结得分解不开，我们宁可按可能的情形，叫主角上绞台，却不能违反真实，请出神道来排难解纷。虽说万不得已时可借助神力，我却决不应用这份权力。不能借助神力，就是《诗学》所说：故事的布局应该按照合情合理或必然的原则，故事里情节的纠结以及纠结的解除都应该从故事本身发生，不能到“关头紧要，请出神道”(deus exmachina)。②贺拉斯论得比较宽，他说“除非到故事的纠结非神力不能排解的时候，不要用神道来干预人事”。③菲尔丁虽然引贺拉斯的话，却应用《诗学》的原则。同时，他还是着重观察人生，“留心观察那些造成大事的种种情节和造成这些情节的细微因素”，看出非常微妙的关系”，按照这微妙的道理来安排故事。P22-25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人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伙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塞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儿”时“隐”而犹存的“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以忘言。这个“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