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阕“英雄交响曲”，被高尔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罗曼·罗兰编著的《名人传》被高尔基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至今全球销量已过50，000，000册，被译成数百种语言流传不息。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经典巨人三传，影响了一个多世纪的传世佳作，被评为“人类有史以来的30本最佳书”之一。

《名人传》由法国二十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所作，该传由三个名人的传记组成：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通过这几部传记，作者试图恢复二十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他矮小粗壮，一副运动员的结实骨架。一张土红色的阔脸庞，只是到了年岁老时脸色才变得蜡黄、病态，特别是冬季，当他蛰居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他额头突起，宽大。头发乌黑，厚实浓密，好像梳子都从未能梳通过，毛戗立着，似“墨杜萨①头上的蛇”。双眼闪烁着一种神奇的力量，使所有看到它的人都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会弄错其细微差异。由于两只眼睛在一张褐色悲壮的脸上放射出一道粗野的光芒，人们一般都以为眼睛是黑色的；其实不是黑色的，而是蓝灰色。这两只很小而又深陷的眼珠兴奋或激忿时会突然变大，在眼眶里转动，映出它们夹带着的一种奇妙真理的全部思想。它们常常朝天投去一抹忧愁的日光。鼻头宽大短方，一张狮面脸。一张细腻的嘴，但下唇向前超出上唇。牙床十分可怕，仿佛连核桃都能咬碎。右下颏有一个深深的酒窝儿，使脸看上去很不对称。

莫舍勒斯说：“他笑起来很甜，交谈时，常带着一种可爱而鼓舞人的神情。与之相反，他的笑却是不对劲儿的、粗野的、难看的，但笑声并不长。”——那是一个不习惯欢乐的人的笑。他平时的表情很阴郁，似“一种无法医治的忧伤”。1825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揪心的痛苦”时，需要竭尽全力来忍住流泪。一年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小酒店里碰到他，他正坐在一个角落里，

①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抽着一支长烟斗，双目紧闭，仿佛随着死神的临近，他越来越这样了。有个朋友跟他说话，他凄然地微微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谈话本，并用其聋子常有的尖声让对方把想要他做的写下来。——他的脸色经常变化，或是突然有灵感出现，甚至是在街上，会使行人吓一大跳，或是他正弹琴时被人撞见的时候。“面部肌肉常常隆起，青筋暴跳，野性的眼睛变得分外吓人，嘴唇发抖，一副被自己召来的魔鬼制伏的巫师的神态。”如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像李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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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维希？冯？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生于邻近科隆的波恩的一所破屋的可怜的阁楼上。他祖籍弗朗德勒。父亲是个既无才华又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个女佣，是厨师的女儿，第一次嫁给一个男仆，丈夫死后，改嫁贝多芬的父亲。

苦难的童年，缺少被家庭温馨呵护着的莫扎特那样的家庭温暖。自一开始起，人生就向他显示出一场凄惨而残暴的战斗。他父亲想利用他的音乐天赋，把他吹得如同一个神童。四岁时，父亲就把他一连几个小时地钉在羽管键琴前，或给他一把小提琴，把他关在房间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贝多芬差一点因此而永远厌恶艺术，父亲必须使用暴力才能使他学习音乐。年少时的他就得为物质生活而操心，想法挣钱吃饭，为过早的重任而发愁。十一岁时，他进了剧院乐团；十三岁时，他当了管风琴手。1787年，他失去了他崇敬的母亲。“对我来说，她是那么善良，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啊，当我会喊‘妈妈’这个甜蜜的称呼，而她又能听得见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幸福呀？”她死于肺结核，贝多芬以为自己也染上了这同样的病，他常常觉得不舒服；除此以外还有比病痛更加残酷的忧郁。十七岁时，他成了一家之主，担负起对两个弟弟的教育重任；他羞愧地被迫要求酗酒成性的父亲退休，后者已无力支撑门户：人家把父亲的养老金都交给了儿子，免得他胡花乱用。这桩桩件件的悲惨事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在波恩的一家人家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托，那是他始终珍视的布勒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德？布勒宁小他两岁。他教她音乐，并领她走向诗歌。她是他童年的伙伴；也许二人之间有了一种十分温柔的感情。埃莱奥诺雷后来嫁给了韦格勒医生，后者也是贝多芬的好友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都一直保持着一种恬静友情，这可以从韦格勒和埃莱奥诺雷与忠实的老友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印证。当一个人都垂垂老矣时，友情更加的动人，而且心灵仍如从前一样的年轻。

尽管贝多芬的童年非常的悲惨，但他对童年，对童年待过的地方，始终保存着一种温馨而凄凉的回忆。他被迫离开波恩，前往几乎度过了其整个一生的维也纳，在大都市维也纳及其无聊的近郊，他从未忘怀过莱茵河谷以及他称之为“我们的父亲河莱茵河”的庄严的莱茵河，它的确是那么的活跃，几乎带有人性，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和力鲎在河里流过，没有任何地方比亲切的波恩更加美丽、更加威武、更加温柔，莱茵河以它那既温柔又汹涌的河水浸润着它浓荫掩映、鲜花遍布的堤坡。在这里，贝多芬度过了他的头二十年；在这里，他少年的心灵之梦形成了。那一片片的草原好像懒洋洋地漂浮在水面上，雾气笼罩着的白杨、矮树丛和垂柳，以及果树，都把它们的根浸泡在平静但湍急的水流中；还有那些村庄、教堂甚至基地，也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瞰着河岸；而在远处，泛蓝的七峰山在天穹里绘出昏暗的身影，山上已成废墟的古堡矗立着，瘦削而古怪的轮廓显现出来。他的心永远地维系在这片土地上，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梦想着再见到它，但始终未能如愿。“我的祖国，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里，始终与我离开它时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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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爆发了，它开始席卷欧洲，它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中心。贝多芬于1789年5月14日注册入学；他听未来的下莱茵州检察官、著名的厄洛热？施奈德教授在该校上的德国文学课。当攻克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波恩时，施奈德在课堂上朗诵了一首激情昂然的诗，激起了同学们的热情。第二年，他发表了一部革命诗集。在预订者的名单中，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勒宁家人的名字。

1792年11月，当战争逼近时，贝多芬离开了波恩。他前往德意志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那儿定居下来。途中，他遇到向法国挺进的黑森军队，想必他的爱国之情又油然而起了。1796年和1797年，他把弗里贝格的战斗诗篇谱成了曲：一首《出征歌》和一首合唱曲《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人民》。但他想歌颂大革命的敌人纯属枉然：大革命已征服世界，征服了贝多芬。自17988年起，尽管奥地利和法国的关系紧张，但贝多芬仍同法国人，同使馆，同刚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特将军过往甚密。在交往之中，他的共和派情感弥足坚定，而且人们可以看到在他以后的岁月中，这种情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这一时期，施坦豪泽替他画的一张像，较好地表现了他当时的形象。与贝多芬以后的画像相比较，这幅画像无异于盖兰①的波拿巴画像之于其别的画像，那是一张严峻的脸，充满着野心勃勃的烈焰。画中的贝多芬比实际年龄显得小，瘦瘦的，笔挺的，高领口使他僵直，目光不屑和紧张。他知道自身的价值；他相信自己的力量。

1796年，他在笔记里写道：“勇敢不属！尽管身体虚弱，但我的天才将会得胜的……二十五岁！这不已经到了吗！我二十五岁了……人必须在这一年显示出他的完整的人来。”伯恩哈德夫人和格林克说他很傲慢，举止粗俗，阴郁，说话时带有很重的外地口音。但是，唯

有几个密友了解他藏匿在这种傲然的笨拙下的善良心地。他在给韦格勒写信时，第一个念头便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手头拮据，如果我的经济能力使我无法立即接济他的话，我就只要坐到书桌前，不大一会儿，我就使他摆脱了困境……你看这有多美。”在稍远处，他又写道：“我的艺术应该为穷＾们的利益作出贡献。”

①盖兰（1774—1833）为法国著名画家，为拿破仑画像，表现出他少年时期的神态。

苦痛已经敲响了他的门；它缠住了他，不再离去。在1796年到1800年间，重听开始严重起来。耳朵昼夜不停地嗡嗡直响；他的内脏也使他痛苦不堪。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有好几年工夫，他都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连他最亲爱的朋友都没告诉；他总躲着别人，免得自己的残疾被人发现，他独自深藏着这个可怕的秘密。但是，1801年时，他无法再隐瞒了；他绝望地告诉了他的朋友中的两位——韦格勒医生和阿曼达牧师：

“我亲爱的、我善良的、我真挚的阿曼达……我多么希望你能经常呆在我的身旁啊！你的贝多芬真的太不幸了。你知道，我自身的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力，大大地衰退了。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到有点病兆了，但我一直瞒着；这之后，就越来越糟糕……我能治好吗？我当然是抱着这一幻想的，但希望渺茫，这样的一些疾病是最无法医治的。我不得不悲惨地生活着，躲开我所喜爱和对我弥足珍贵的所有一切，而这又是在一个如此悲惨、如此自私的世界里！……我得隐藏在凄惨的听天由命之中！当然，我确实是想过要战胜所有这些灾祸，但这又如何可能呢？……”

他在写给韦格勒的信中说：“……我在过着一种凄惨的生活。两年来，我避开所有的交往，因为我不可能与人交谈：我是个聋子。如果我千着其他一些行当，倒也无妨，但在我的这种行当里，这是一种可怕的情况。我的仇敌不少，他们对此会说些什么！……在剧院里，我必须坐得特别靠近乐队才行，否则我就听不见演员们的道白。如果我坐得稍微远一点的活，我迮乐器和歌声的高音都无法听见……当别人轻声说话时，我几乎听不见，但要是别人大声喊叫时，我又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的一生……普吕塔克①引导我听天由命。如果可能的话，我却想同命运挑战；但是，在我一生中的有一些时刻，我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听天由命！多么悲惨的隐忍啊！然而，这却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路！”P5－10

我在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的时候（那是25年前的事），我并没有想搞音乐学方面的东西。那是1902年。我经历着一个苦难的时期，满是毁灭与更新的雷雨。我逃离了巴黎。

我在我童年伙伴的身边，也就是曾在人生战斗中不止一次支持过我的那个人——贝多芬——的身边，暂避了十天。我来到他在波恩的家中。我在那里又发现了他的身影以及他的老朋友们，也就是说我在科布伦兹从其孙子身上又见到了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听了由魏恩加特纳指挥的他的交响乐演奏会。随后我又与他单独在一起，在雾蒙蒙的莱茵河畔，在潮湿的四月那灰暗的日子里，我倾诉着心曲，完全被他的痛苦、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弗洛伊德所感染，我跪下，又被他那有力的大手扶起，他为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洗礼，在他的祝福下，我又踏上回巴黎的路，信心倍增，与人生重新缔约，并向神明唱着痊愈病人的感谢曲。——那支感谢曲就是这本小小的书。它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由佩居伊再版。我未曾想过这本书会从一个狭小的友人圈里传出来。不过，“人各有命……”①。

我对我在此说了这么多琐碎的事深表歉意。我应该回答那些今日前来想要从这支颂歌中寻找按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著作的人。我是个史学家，但我是在按照自己的时间去写作。我在几本书中对音乐学尽了一种很大的义务，诸如在《亨德尔》以及在关于歌剧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但是，《贝多芬传》绝不是这样的研究著作，它并不是为了学术而创作的。它是唱给受伤的心灵、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它复苏了，它振作了，而且它在感谢救世主。我很清楚，这个救世主被我进行了改头换面，但所有信仰的和爱情的行为全都如此。我的《贝多芬传》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人们纷纷抢购这本小书，它可是交了好运。这是它未曾希冀的。那时候，在法国，有数百万人，属于被压迫的一代理想主义者，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一个解放的呐喊。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里听到了这种呐喊，于是，他们便跑来恳求他。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它们有如做以“天主羔羊”起首的弥撒祷告时的一些教堂一样，——谁不记得注视着祭献并被启示之光芒照耀着的那些痛苦不堪的面庞！今天活着的人是与昨日的人们相距甚远的（但他们将会与明日的人们靠得更近吗）。从本世纪头几年的这一代人中，身份地位都被一扫而光：战争是个深渊，他们和他们儿子中的最优秀者都消失了。我的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保存着他们的形象。它出自于一个孤独者之手，竟毫无知觉地与他们相仿，而他们已从中认出了自己。

不几天工夫，这本由一个无名小卒写的小册子，走出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书店，人手相传。于是，它就不再是属于我的了。

我刚刚重读了这本小书；尽管有所不足，但我将不作什么改动，因为它应该保留其原始特征以及伟大的一代的神圣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辰之际，我既缅怀他，同时也颂扬其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纪念那位教会我们如何生与死的人。

罗曼·罗兰

192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