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窜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朱丽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最终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成为“思想纯洁者”。

乔治·奥威尔编著的《一九八四》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寓言小说，刻画了人类在极权主义社会的生存状态，有若一个永不褪色的警示标签，警醒世人提防这种预想中的黑暗成为现实。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乔治·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

乔治·奥威尔编著的《一九八四（奥威尔作品）（精）》是一部政治寓言体小说。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大洋国”。“大洋国”的统治阶级是“内党”，“内党”的领袖是“老大哥”。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真理部”、“和平部”、“仁爱部”和“富足部”。“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造谣，“仁爱部”负责拷打，“富足部”制造饥饿。这些部门工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维护“老大哥”的绝对领导。本书中对极权主义的恶性发展做出了预言——人性遭到扼杀，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生活极度贫乏、单调。特别可怕的是，人性已堕落到善恶不分的程度。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极权主义者的揭露、痛恨与鞭挞。

正文

温斯顿的视线扫过走道，在另一头跟他相对的办公间里，坐着一个身材矮小、面容拘谨、下巴留着胡子的男人，名叫提洛森，看来工作的步调相当稳定，膝上摆着一份折好的报纸，嘴巴和说写器的麦克风靠得相当近，感觉好像他努力不想让他说的话被除了自己和电屏以外的第三者知道。他抬起头看了看，然后从他眼镜里往温斯顿的方向射出敌意的光芒。

温斯顿和提洛森一点也不熟，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记录局的人不会轻易谈论工作。长长的走道两侧没有窗户，两排工作间永远都听得到翻动纸张的声音，还有对着说写器喃喃自语的嗡嗡声，当中有十几个人温斯顿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只是每天看见他们在走道上快步走来走去，或者在两分钟憎恨时间里看到他们挥舞双手。他知道他隔壁工作间那个矮小的褐发女人，每天工作得要死要活，只是在公开文件上搜寻人名，然后删除掉已经人间蒸发的名字，这样那些人就仿佛从来不存在一样。说起来这件工作也挺适合她，因为她的丈夫几年前就是这样人间蒸发了。然后再隔几间工作间是一个叫艾波佛的家伙，看起来像只温和无害的梦幻动物，耳朵毛茸茸的，想不到这样的人居然还懂得胡乱编些押韵的打油诗，所以他的工作就是篡改违反意识形态的诗作，这些篡改后的版本被称为可靠文字，因为某些因素，这些诗作还是必须收录在选辑里。

而这整个办公室里大约有五十名员工，但只是记录局里一个下层机构，在整个庞大而复杂的组织里，可说只是一个单一的细胞。在他们的上下前后还有一大群、一大群的员工，埋首于让人意想不到的繁多工作里。这里有巨大的印刷厂，里头有初级编辑、排版专家，还有设备齐全的摄影棚可以伪造相片。这里有电视节目的部门，里头有工程师、制作人，还有精挑细选的演员团队，特别擅长模仿声音。还有一组人马叫作参考数据专员，单单负责列出应该要回收的书籍期刊。有一个极大的储藏室，用来存放已经改正过的文件；还有一个不知藏在何处，用来销毁原来版本的焚化炉。而那些领导人物，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综观全局，下达一条又一条的指令，说明哪一段过去必须保留、哪一段必须篡改，而又有哪一段必须抹灭。

而且说到底，记录局不过是真相部里一个小小的部门，主要工作并不只是要重塑过去，而是要提供信息给大洋国公民，包括报纸、影片、教科书、电屏节目、戏剧、小说等等，所有能想象得到的信息、倡导或娱乐，从雕像到口号、从韵诗到生物学论文，以及从小孩的拼字课本到《新语辞典》等等，都属于真相部的工作范围。而且真相部不只要迎合党的多样需求，还要为了无产阶级进行同样一套作业流程，只是等级低了一点。这里有一整组另外设立的部门，专门处理无产阶级的文学、音乐、戏剧和一般娱乐。他们制造出废话连篇的报纸，上面除了体育消息、犯罪新闻和星座运势之外，其他什么也没写。还有一本卖五分钱的煽情短篇小说、充斥性爱画面的电影和感伤的情歌，谱曲方法也很特别，是用一种像万花筒一样的听写器做出来的歌。甚至还有一整个次级单位，新语里称为色情科，专门负责制作最低俗的色情片，密封之后送出去，除了制作的工作人员之外，没有党员可以一窥内容。

温斯顿工作的时候，气动管里又滑出三封讯息，不过都是些简单的工作，两分钟憎恨时间还没到，他就已经处理完了。憎恨时间结束之后，他回到工作间里，拿起书架上的《新语辞典》，把说写器推到一旁，擦了擦眼镜，然后开始他早上的主要工作。

温斯顿在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他的工作，工作内容大部分都是讨厌的例行公事，不过其中也有困难复杂的工作，可以让人做到忘我，就像沉浸在数学题里一样，例如要巧妙地伪造数据，没有人会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能凭自己对英社党指导原则的理解，以及自己预测党想要你怎么说。有时候上头信任他，让他改正《时报》里的重要文章，整篇都要用新语写成。他展开刚刚放到一旁的讯息，上头写着：

时间：三．十二．八三，报道BB议程双重不好、提到非人、

提报当局之前全部重写——以旧语（或称标准英文）来说，这封讯息的意思大概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日，《时报》上报道老大哥的议事日程非常不妥，而且还提到不应该存在的人。整篇重写，并在归档之前先将草稿提报给高层。

温斯顿将那篇冒犯性的文章读过一次。看来老大哥当天的议事日程主要在表扬一个叫作FFCC的组织，赞扬他们提供香烟和其他慰劳品给海上堡垒的水手。其中有一位叫魏勒的同志，他是内党的重要党员，老大哥特别提到他的贡献并授予他第二级优越功绩奖章。

三个月后，FFCC突然无故遭到解散，当然魏勒和他的同伙都因此事而蒙羞，但是在报纸或电屏上完全没有报道这件事。这也是当然的，因为政治犯鲜少接受审判，甚至也不会遭到公开谴责。大举扫荡政治犯的行动会牵连上千人，叛徒和思想罪犯都要接受公开审判，逼他们在狼狈不堪的情况下坦承罪行，然后加以处决。这些都是不常看到的特别演出，好几年才有一次。比较常见的是，惹恼党的人从此销声匿迹，不会再被提起，不会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甚至没有死。温斯顿所认识的人当中，大概就有三十人，还不包括温斯顿的父母，陆陆续续就消失了。P34－36

台湾的《一九八四》——写在徐立妍译《一九八四》前面的故事

胡洪侠

二○一二月上旬去台北旅行时，我照例出出进进新旧书店，搜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各式版本。凌晨行至诚品，发现远流和台湾师大翻译研究所刚刚联手推出一个《一九八四》新译本。我一边挑精装与平装各一册放入书筐，一边猜这位叫徐立妍的译者是何方神圣：怎么以前从没听说过？瞄一眼书脊顶端那行小字，心下释然：原来此书属“经典文学新译”；既是“新译”，参与此计划者理当是新人，难怪我这老读者闻所未闻。

两岸中文译本相互引进最快的一次

一年之后，这一新译本已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引至大陆，消息首先风传在微博里，精装本随之亮相于书架上。两岸《一九八四》中文译本的相互引进当然早已开始，可是论速度这一次最快。一九九一年，台北的志文出版社印行了我们这边的董乐山译本，董先生还专门为此写了译序，开头就说原以为“要向台湾读者介绍乔治·奥威尔，我想是要比向大陆读者做介绍容易得多”，结果发现“临到真正提起笔来，虽然说不上重如千钧，却确有无从下笔之感”。原因何在呢？他觉得是因几十年“人为隔阂”而形成的“生疏感”。到了二○—○年五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终于将在台湾行销已久的刘绍铭先生译本引至大陆。刘教授没有给这姗姗来迟的简体字版新写一个字，但这不说明他对大陆读者就没有“生疏感”。当年他分别给台湾皇冠版和台湾东大版写过译序一类的文字，其中都提到《一九八四》在大陆的传播，可惜说得都不很准确。一九八四年时他说《一九八四》“在中国大陆无译本”，其实董乐山先生的译本早在一九七九年就在《国外作品选译》上分期连载过，尽管属“内部发行”。一九九一年时刘教授修订了说法，说《一九八四》在中国大陆的译本，公开出现得比较晚。但是他又说：“朋友给我‘搜购’到的，只有广州花城出版社的版本，译者是董乐山，出版年份是一九八八年六月，只印了四百二十册。”“四百二十”这个数字从此转来引去，如今流行甚广，岂知也不准确。这得“怪”刘绍铭教授的朋友，因为朋友为他搜购到的，竟然是极少在书店流通的布面精装本，印数当然也真是四百二十册。而平装本，出版当月就已经加印，印数足有两万五千四百八十册了。更何况，同一译本由同一家出版社于一九八五年已印行过，开机就印了一万五千九百册，尽管也还是“内部发行”。二○一二年台湾一位比较文学研究专家还在感叹《一九八四》在大陆的印数“如此之少”，其提出的证据正是这个“四百二十册”。

当年大家彼此都“生疏”过，现在则好多了，值得再二再三地庆幸。相信两岸读者如今对《一九八四》的故事、价值也都不怎么“生疏”了，这就更值得额手称庆。而在我看来，《一九八四》一书在华文世界的传播史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题目，这里不妨先说说对岸台湾。既然开头就提到了徐立妍的新译本，我干脆就从她台湾远流版译序中的几句话说起，梳理一下《一九八四》与台湾读者相逢相知的故事。

首译本是一个节略本

徐立妍说：

台湾最早的《一九八四》译本出现在民国四十一年，译者是王鹤仪先生，这个译本目前只有在图书馆才能翻阅，后来的译本也有如钮先钟、万仞（疑为假名）及彭邦桢的版本，但是民国七十年出现邱素慧翻译的版本后，其他版本就渐渐消失了。我大学时代读的版本想必也是邱素慧的译本……

这段话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盖因其所说和我所知并不完全相同。我只好把手头所有的《一九八四》繁体字版本全部摆上书桌，看看能否理出个头绪，说得更详尽些。

这一看不要紧，我首先是大为沮丧：原来我也没有号称台湾最早的王鹤仪译本。不过，我倒有个香港一九五三年的译本，译者是杨仲硕，由东方出版社印行。不知为何，这个译本很少有人提到。关于译者我们也所知不多，只知道他曾当过香港亚洲出版社的编辑，而他的女儿在美国生活，也喜欢写作。现在仍有许多人喜欢将《一九八四》归入“科幻小说”，谁料想六十多年前，这位叫杨仲硕的人早已超越此见识。他的“译者序”一上来就宣示，《一九八四》非关“预言”，不是“科幻”：“这是一本写实的著作，所根据的背景，所搜集的材料，所安排的情节，所描述的人物，在现在此刻的世界上，都随处可见，随处可闻，随处可遇。”

《一九八四》诞生于一九四九年，那正是冷战方兴、营垒分明的时代，小说、电影往往都担负刀光剑影之职。奥威尔此书一方面凭其写作艺术为人称道，却更靠故事的魅力、威力、“解释力”与“杀伤力”迅速传遍大半个世界。文学的与“超文学”的力量都加入了推广与营销，故而此书什么时候进入哪一种语言，都会成为一个事件，开山辟路的先行者因此都愿意在前言后记里说说译本的前后与优劣，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位置。杨仲硕也“未能免俗”：

本书……至一九五一年已出五版，全书共分三部，计三百页，都十万余言。第一部并曾由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择要刊登，我国黄鹤仪先生并据以译成中文。唯无数读者均以未窥全豹为憾。译者不揣浅陋，除第一部第六节约三四千言，及原书附录论新语言一章，因与全书之主旨无大关联经译者删除外，其余均全部透译。据此可知，王鹤仪译本确是中文首译，然而却是一个节略本，只译了《一九八四》的第一部分。杨仲硕虽首次将全书译出，但是他自作主张删掉了两部分，所以也还不能说是“全译本”。

那么，王鹤仪是谁？有资料说她的译本由华国出版社出版，“华国”又是怎么回事？

……

“老大哥就是你”

接下来，就是各位看到的徐立妍译本了。这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故事。

这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

从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徐立妍是台湾的新锐译者，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翻译研究所笔译组，译有《污点》《以色列：新创企业之国》《泰丝家的女儿们》等。我们不用再猜“万仞”是谁的“假名”，不用再猜“邱素慧”“林宪章”都是怎么回事。

从一开始我们就听见了译者的声音，听见她说她大学时就读过《一九八四》，牢牢记住了“老大哥”这三个字；也听见她信心满满地说，《一九八四》的语言其实一点也不一九八四，完全没有年代久远的感觉，倒是几个中译本的语言有些老旧了。

而且，她的声音与老译者颇有不同。老译者眼中的“老大哥”概念比较明确，形象非常单一，踪迹容易发现，东方西方都容易对号入座。时移世易，网络无边，科技凶猛，电眼浓密。如此“新锐”的世界，徐立妍眼中的“老大哥”就变得复杂多样，难以捉摸。她说：

每翻译一个字，我都能感觉到“老大哥”真实地存在。欧威尔抨击极权政府压迫人民，实行高压统治，人民只能依循老大哥认可的规范生活行事，老大哥的眼睛随时随地监视着每一个人；而我，虽然不是生在极权统治的国家，但是仍然感受到无数双眼睛透过网路监视着我。当我翻译到这句‘老大哥正在看着你’，我看着电脑上开着网络浏览器视窗，想着：“不。老大哥就是你。”徐立妍写上面这些字的时候，斯诺登的故事还没有上演。不过，台湾《一九八四》最新译本的故事从这句话开始，那是最“新锐”不过的了——

老大哥就是你！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深圳

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乔治·奥威尔

我是否注定要屈从于权威，否则就要忍受再教育，并面对令人生畏的101房间？奥威尔勾连了通信、隐私和安全的问题，他最具影响力的小说的确值得我们再读一读。——《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