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早期信仰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他们认为万物有灵，因此不但对天、地顶礼膜拜，而且把与自己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一些动物、植物也奉若神明，同时还供奉祖先为神。“萨满”则是有关宗教活动的主持人，是沟通人与神的信使，其实也就是民间习称的“巫”，或叫“跳大神”的。
具体就爱新觉罗家族而言，有关神鹊、七星的崇拜，是其信仰中最古老的成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传说，说的是天女佛古伦吞食神鹊衔来的朱果，而诞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故事。清代官书《满洲实录》卷一又记，布库里雍顺身后数世，有名樊察者，幸得神鹊搭救，始得逃生。于是从此以后，“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神（满文体写为‘祖’），故不加害”云云。而昔年广泛传布于满族民间的“乌鸦救驾”（驾，系指清太祖努尔哈赤）一类脍炙人口的传说，当是樊察传说的翻版。只不过，由乌鸦取代喜鹊，充当救命恩主的角色。爱新觉罗先世对神鹊的情感自然非同寻常，突出表现在祭神竿仪式中。祭神祭天均有享鹊的肉，“故祭神时必饲之，每一置食，乌及鹊必即来共食，鹰鹳从未敢下，是一奇也。过去的沈阳八景中，就有“宫殿群鸦”一景，直到清季，每到二八月，要在盛京宫殿西偏的空地上撒粮以饲鸦。乌鸦群集，年久成习，每晚集聚，竟成一景。
祭星也是信仰的重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星，不是满天数不清的繁星，而是专指北斗七星，满语称之为“那丹（七）乌斯哈（星）”。祭星，多于月落以后夕祭时举行，即所谓“背灯祭”。其时将灯烛熄灭，万籁俱寂，繁星当空，颇有一种神秘色彩。祭星是满洲人萨满教信仰中古老观念之一，早在15世纪，朝鲜人就记载过建州女真的祭星习俗。当时尚无经常、固定的祭星仪式，只在消灾祛病时采用。到清太宗皇太极时，有关祭星的记载，仍主要是与占卜、除祟等巫术活动联系在一起。崇德七年（1642），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病笃时，其福晋因病由气郁，招巫人（萨满）荆古达至家祈祷。荆古达“剪纸作九人，同太监捧至北斗下，半焚半埋之”。剪纸人是萨满医病时所行巫术，参照《清文鉴》卷一三的释义，可知祭星禳灾的过程大致是：先由萨满剪成纸人若干张挂起来，然后对七星祈祷，旨在嫁祸于纸人。剪纸人可能是明末才由辽东传人的汉地巫术，而对七星的祭祀却古已有之。七星在夜幕下永不陨落的自然景观，在原始初民心目中产生了强烈印象。爱新觉罗氏萨满教中的祭星，后来发展为一套完整固定的程式。古朴的七星神也向人格化转化。清人关后宫廷祭祀诸神中，有所谓“那丹岱珲”，或称“那丹岱瑚里”，通译作“七仙女”，也就是七星神的变体。
清太祖努尔哈赤时代，立神竿（源于对神树的崇拜）祭天，举凡用兵及国中大事必祭，是信仰萨满教的一种表现。平日在家供“祖宗（神）板”，院中竖“索罗竿”（神竿），祭祀时请萨满跳神。不过，由于受到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熏陶，信仰体系也相当驳杂。天命元年（1616），努尔哈赤称汗立国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建造了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爱新觉罗氏在祭祀天、地、山、禽、兽的同时，还崇拜关帝、观音、佛祖。据说，努尔哈赤平时家居常常“手持念珠而数”，言语间常称“我佛”如何如何。又说明他们对蒙、汉等民族广为笃信的佛教、道教不仅不陌生，反而被逐步涵濡。
萨满教原始多神教的性质，决定了它无力排拒外来一神教的冲击。特别是当努尔哈赤挥师西进，先后攻占了明朝在辽东的重镇沈阳和辽阳以后，固有的与渔猎经济及氏族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萨满教信仰，益发难以满足急剧变革的社会需要了。何况它根本征服不了有着悠久文化的汉民族以及早已皈依喇嘛教（黄教）的蒙古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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